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乡土美术”是当代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领域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潮与现象。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尤其是左翼美术运动及革命美术诞生以来，“乡土美术”一直以视觉图像的方式紧随现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与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中国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乡土叙事”也随之出现一种“生态转向”现象：乡村、城市、工业、环境等题材的图像叙事，呈现出更为强烈的生态观念意识。

②对环境问题的批判，是“生态转向”的主线。随着生态环境出现不同程度的污染与恶化，中国艺术家敏锐地察觉到这种现象，并将其表现在艺术创作中。对动物权利的确立与保护，也是“生态转向”的重要内容。大量艺术作品都反映出中国当代美术创作中渗透着对人与动物关系的反思与重构。占山的“众生”系列，延续着中国传统文化“众生平等”“万物一体”的伦理学立场。雕塑家曹晖“揭开你”系列作品，以牛、猪、羊等动物为对象，通过超级写实性的雕塑语言，精细而逼真地揭开动物作为“他者”的表皮。

③对消费欲望的克制，是“生态转向”的精神指向。抑制过度消费的欲望，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成为中国当代生态美术的重要艺术倾向。魏怀亮以中国传统绘画为切入点，将高速公路、交通标识等现代生活元素符号挪用到中国传统水墨图像当中，重点表现现代城市与交通设施占用自然环境的飞速扩张所引发的社会现象，引导人们思考现代社会发展对自然生态带来的创伤。如果说占山、王家增、余明等将忧虑的目光转向了干涸大地、工业废墟、生产与生活垃圾，那么，尚扬的“大风景”系列和“董其昌计划”系列则进一步从人类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中退却出来，试图遏制现代人过度生产、制造与消费的疯狂欲望。

④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建，是“生态转向”的主旨所在。德国当代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曾提出，“把自然看作生存伙伴”。经过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化，中国文化开始重视重续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精神，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从乡土艺术发展趋向看，从批判现实主义的社会反思和悲情书写，到人本主义式的生命颂歌和审美主义的风光描绘，中国当代乡土绘画最后必然向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意味逐渐转型：一种展现天地人文和谐相处的“新乡土绘画”出场。

⑤作为现当代中国美术创作的重要题材，当代“乡土美术”和“乡土叙事”在主题性创作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发生了视觉形态与精神内涵的“生态转向”。值得期待的是，随着社会发展模式的变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中国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乡土叙事”，将更加自觉地完成向“新乡土”美术话语的“生态转向”。

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精髓

张繁荣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创造的宝贵财富。数千年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历经了以原始社会为基础的“自然形态”时期、以阶级社会为基础的“制度形态”时期和以有阶级存在社会为基础的“自由形态”时期三个发展阶段；呈现出了“和谐统一性文化”“标示突出性文化”和“种类多样性文化”三大内涵特征。

服饰是人类生活的要素，又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标志，它除了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外，还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与演变，服装面料的选用与搭配，服装颜色的选择与组合，特定场合着装的筛选与习惯，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状况和科技水平，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和生活情趣，也烙有特定时代的印痕。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是中国各族人民经过上下五千年共同创造的优秀文化，也是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宝贵财富，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传承优良传统，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质量尤为重要。

扬长避短，突出和谐协调是传承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关键。中国的传统服饰文化受数千年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教“中庸道德”观的桎梏，政治因素影响极大，直到20世纪中期绿色覆盖全国，专衣“军干装”以及激情成“灰”等现象，使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境。这些不利于服饰文化发展的陋习都应摒弃。然而，占数千年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发展的主流——“和谐协调”文化应发扬光大，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与社会、与人协调一致的统一美原则；以及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

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实现“中西合壁”，是传承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有效途径。服饰文化的传承发展离不开先进技术与先进设备的支撑，这一点已被历史所证实。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加快，科学技术水平已接近发达国家，但在诸多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诸如西方色彩学的“变异”长处，服装与化学工艺技术等，都需要我们去吸取，去引进。“洋为中用”，特别是目前国外纺织技术，如非织造布技术的引进，将对我国服饰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起飞推进”作用。

坚持百花齐放的方针是传承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形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也是一个大区域的国家，中国更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对服饰文化的追求必然是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任何简单划一都将影响其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由竞争，自由发展，集百家之长，扬百家之优，方能适应中国服饰文化发展之规律。服饰文化是人创造的，服饰文化是动态的，随着人类的进步，以及不同群体间文化交流的不断进行，必将导致新的服饰文化模式的诞生，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大树必将永葆常青。

书法要回归“二王”，绘画要直溯宋元。在艺术领域，人们探究“古法”，追寻“古意”，一种崇古乃至“复古”的风气出现已久。与此同时，不同的声音，对“古”的质疑和抨击也变得更加尖锐起来。在这样一个众流交汇、视角多元、话语权争夺激烈的当口，围绕“古”的讨论，成了一个前沿的话题，如何理解、对待“古”，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焦点。

那么，“古”究竟是什么？

“古”不是一个时间概念，“古”不是“昔”，不是“旧”。凡是“旧”的东西都一律曾经“新”过，但它是速朽的，被淘汰的。现代风格的家私可能很快过时，然而，我们看看明式家具，那些充满灵性的剪影，那种简约静穆之美，至今仍不断地给全世界的设计师们带来创作的灵感。“古”也不是某些具体的形式。陈丹青的《退步集续篇》中有句话说得挺好：“文艺复兴绘画的种种造型散韵似乎早已预告了现代意大利皮鞋与男装，俊秀雅逸……”皮鞋跟绘画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你会发现，由文艺复兴大美学滋养陶冶的民族，于造型之美何其干练而精明”。

实际上，对于“古”的种种误解，都是将“古”作了实体化的理解。犹如刻舟求剑，企图到前人遗迹和故纸堆中搜罗印证，把“古”当成既定、僵化、封闭的东西，进而要么一味摹古，泥古不化；要么竭力谤古，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古”。

有人考证出，东晋人写字的姿势是席地而坐、执卷而书，为了书写流利，必须用手指有规律地来回转动毛笔，所谓的“古法”就是转笔的技巧和方法。问题是，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桌子椅子，怎么办？还要不要这个“古法”？后人应该怎样学习王羲之？是仅仅模仿他的用笔结体，还是学习他的境界识度、传承态度和创新精神？

“古不乖时”“与古为新”。“古”和“新”并非对立，真正的“古”总是常变常新的，真正的“新”总是暗合于古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重要革新运动，都以“复古”为号召。“复古”之“复”，不是“重复”，走回头路，而应理解为“回复”，从偏途回到正道上来。韩愈发起唐代古文运动，他的名言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但他的“复古”并没有袭取前人语调，而是“唯陈言之务去”，恢复古代散文清新简练之传统，一扫南北朝以来矫揉造作之时弊。值得注意的，还有苏轼评价韩愈的两句话——“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有衰靡，有偏溺，而后有复古。提倡复古，开一代风气的赵孟頫，主张“画贵有古意”，其实主要是纠正南宋以来柔媚纤巧和刚猛率易两种不良倾向，进而强调“中和之美”。在其启发引领下，元代山水画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峰。

入古出新，借古开今，乃是一种因果关系。按照“现代化”学的新观点，“现代”与“传统”不能截然分立，“现代”只能从“传统”中逐渐生出。德国文化哲学家蓝德曼说：“个体首先必须爬上他出于其中的文化高度。”充分进入传统，重新认识传统，把握传统的内在精神，当下的“复古”潮流若能以此为取向，则前景或许未可限量。

（摘编自何光锐《“古”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