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可以看作是作家追求个人审美体验的活动，也可以看作是与他人一起探求普遍价值和意义的公共行动。文学公共性就是指文学活动的成果进入到公共领域所形成的公共话题，此种话题具有介入性、批判性和明显的政治诉求，并能引发公众的广泛共鸣和参与意识。就其本质而言，是指一种责任意识、担当精神和批判精神，要求写作者积极介入公共生活，表现自己对时代生活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判断。“感时忧国” 既是中国文化精神中固有的伦理情怀，也是中国文学精神里特有的“公共性”品质。

雨果说:“愤怒与温情，是对于人类不自由状况两个方面的不同反应，并且，能够发怒的人就能够爱。”中国文学的“公共性”，就具有这种既“愤怒”又“温情”的特点：一方面，是“愤怒”和不满，具体表现为对权力的“以究王讻”的“上层反讽”；一方面，是仁慈和“温情”，具体表现为“惟歌生民病”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中国文学的这种特殊形态的“公共性”，源自于中国文化的“天下为公”的基本理念、“经世致用”的责任伦理与“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在中国儒家的文化元典《礼记》里，就建构了“天下为公”的观念。后来的《吕氏春秋》对“天下观”的阐释愈加深入，也愈加进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在此基础上，邑不事及其门人全面地阐发了“士君子”文化观，表现出极可宝贵的启蒙主义精神，“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这种博大的“天下”观念和“遗生行义”的“士君子”伦理，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以士人为主体的文学写作。

受这样的“舍生取义”的观念影响，中国以《史记》为典范的史传叙事和小说叙事，以“杜诗”为代表的诗歌抒情，在面对权力的时候，总是表现出一种醒世独立的写作精神和亢直不挠的批判勇气，表现出一种中国式的“公共性”品质。王夫之说，中国自《诗经》以来的诗人，“有所指斥，则皇甫、暴公，不惮直斥其名，历数其愿，而且自显其为家父，为寺人孟子，无所规避。《离骚》虽多引喻，而直言处亦无所讳”。这种“无畏于天，无恤于人”的精神，作为一种伟大传统，在后来千百年的诗歌写作中，有继维绳绳的赓续和体现。在叙事文学的写作领域，司马迁则在《太史公自序》中，标举“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叙事原则，实乃一种高度成熟的人文精神，其中所包含的“公共性”，即使今天来看，也具有充分的普遍性和现代性。

同情民众，关注民瘼，是中国文学的另一个伟大的“公共性”品质。以士君子为主体的优秀的中国文人，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皆以天下苍生为念。而中国文学中的“公共性”，也就体现为对“民生”“社稷”等“公共事象”的关注，体现为对同情底层大众的“哀”和“忧”的情感表达。在《离骚》里，屈原吟出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诗句，抒发了他对艰难时世的不幸民众的同情；杜甫则唱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表达了对底层民众的真挚同情和对权势的尖锐批评。对杜甫的这种仁慈而又伟大的“哀忧”精神，华人学者洪业给予极高的评价:“他是心系家邦的国民。他所观察到的八世纪大唐帝国的某些情形仍然存在于现代中国；而且，也存在于其他的国度。”

可以说，正是屈原、司马迁和杜甫他们正直而勇敢地介入自己时代的“公共生活”， 以中国人特有的“忧哀”情怀和反讽精神来写作，来建构中国文学自己的“公共性”，并最终抵达与人类经验相通的“普遍性”和“世界性”，才使我们的文学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并最终赢得世界读者的尊敬。

(摘编自李建军《“公共性”与中国文学经验》)

材料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工匠是对所有手工艺人，如木匠、铁匠、铜匠等的称呼。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除农业之外的各种手工艺工匠已成规模，称为“百工”。这些工匠能够“审曲面势，以伤五材，以辨民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工艺制造大国、无数行业工匠的创造是灿烂的中华文明的标识。在我国的工艺文化历史上，产生过鲁班、李春、李冰、沈括这样的世界级工匠大师，还有遍及各种工艺领域里像庖丁那样手艺出神入化的普通工匠。

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伴随手工艺向机械技艺以及智能技艺的转换，传统手工工匠似乎远离了人们的生活，但工匠并不是消失了，而是以新的面貌出现了，即现代工业领域里的新型工匠，机械技术工匠和智能技术工匠。我国要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制造强国，面临着从制造大国向智造大国的升级转换，对技能的要求直接影响到工业水准和制造水准的提升，因而在新时代更需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深蕴的工匠文化发扬光大。

中国哲学对工匠精神有着深刻的认知：道技合一或“匠工蕴道”，在《庄子》的多篇文章中，表达了对工匠精神的本质看法：《庄子》以庖丁解牛等生动事例告诉人们，古代匠人的技艺能够达到鬼斧神工的至高境界，即所谓“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庖丁以十九年解牛数千之功力，使技法能够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达到“宫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的境地，这足以见得古代工匠精神既是实践的积淀，又是内心对道的追求的展现。“道”是中国哲学的最高概念，其意蕴着天地与人间社会的规律或准则（天道、人道等）。在道家看来，道既是思维所能把握的最高概念，同时也是万物存在之理。万物的本性都是道的体现，“匠工蕴道”的这个“道”是技艺之道，同时也是得天理之道。庄子以庖丁娴熟完美、游刃有余的技艺来表明，庖丁对劳动对象的自然机理纯熟于心，并化为精神生命之道。而在庖丁的精神境界里，则深蕴着对道的追求和把握，同时也将这种追求和把握与技艺的完美结合在一起，从而达到鬼斧神工的境界。当代大国工匠高凤林、张冬伟等，其技艺臻于完美的境界，都是通过刻苦训练和反复实践，从而达到对其劳动对象的自然机理之道的深刻把握。

从根本上说，工匠精神是一种伦理德性精神。就德性论层面而言，人的一切行为发自内在品格。对完美的追求，精益求精以及持之以恒的探索创新，是内在德性的展现。从道德的观点看，每个人都应当追求德性，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德性论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找到德性行为者作为我们行为的典范。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充当这样一种典范？古希腊苏格拉底的回答是工匠，并且只有像铁匠、铜匠甚至修鞋匠那样具有手工艺的人才真正具有德性。道技合一是德性品格的见证。在苏格拉底看来，工艺制作是指向善的活动，一个人熟练地掌握了他所从事的技艺，也就能够把这类事情做好，从而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因而，做一个有德性的人，也就是像匠人那样生活和工作。具备工匠精神的大国工匠坚守质量品质，一生打造精品，把产品的好坏看成自己人格和荣誉的象征，他们就是这样具有优美德性、始终追求卓越的人。

（摘编自龚群《工匠精神及其当代意义》）

材料二

“君子不器”，孔子认为君子作为价值的承担者，不能仅仅满足于掌握某种技能来实现个人物质追求，还要能够胸怀天下，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因此教育之重，首要在“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务本”，首先要塑造人格，做一个“泛爱众”“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一个人值得称赞的不是他的技能，而是他的人格，完善人格的培养，在某种程度上其意义要重于技能的培养。因此教育的重心应该放在“成人”“成德”上，并始终贯穿这一目标。

孔子认为，技能培养必须以人格培养为基础。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个人如果没有完善的人格，那么即使他掌握了一定的技能，却仅仅用来为自己谋事、谋食的话，也未必能为社会做出什么贡献，甚至若缺乏完善的人格，一个人掌握的技能愈高，就愈有力量危害人群。这从孔子对弟子的评价可以清晰地看出。比如他认为以“言语”著称的子贡不如以“德行”著称的颜渊。对同样以“言语”著称的宰予，孔子更是因其不行三年之丧而斥之“不仁”。冉有精于“政事”但他帮助季氏搜括钱财，孔子号召弟子群起而攻之：“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子夏以“文学”著称，孔子告诫他“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说明孔子评价弟子的首要标准是人格而非技能，他绝不会因为其某方面的技能而对人格缺陷姑息迁就。孔子把培养学生人格作为教育首要目标，强调以完善人格为目标，重视群体和谐一致的个人发展而不是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发展。

（摘编自杜以向、王雪梅《孔子的人格教育思想》）

材料一：

屏幕中的剧情跌宕起伏，屏幕上一行又一行的字符络绎不绝地驰过，如同密集射击的炮弹，令人眼花缭乱：它们就是“弹幕”。尽管弹幕被纳入“评论”范畴，却与传统的文艺批评有巨大的鸿沟。传统的文艺批评来自阅读之后的深思熟虑，作品的整体观照与解读、分析、阐释构成了基本的工作方式。尽管金圣叹、毛宗岗等擅长的评点式文学批评与弹幕存在某种相似的形式，但是，文本的细读以及品鉴、沉吟、揣摩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操作程序。相对地说，弹幕的首要特征是“即时”，评论对象往往是作品的一个短暂碎片，譬如一个角色的相貌，出场那一刻的步态等等。弹幕评论带有明显的即兴意味，令人瞩目的是现场、此刻与交互性的狂欢气氛，而不是严肃的反思与真知灼见。

弹幕是网络时代的产物。只有神奇的互联网才能支持如此之多的声音即时互动，让各种貌似无法交集的社会关系迅速地在虚拟空间联结起来。这是印刷文化不可比拟的。印刷文化的节奏相对缓慢，思想的交换不得不接受印刷速度与配送体系的限制。印刷文化的中心是文字符号。文字符号的阅读、理解、阐释形成一种深度文化。至少在目前，速度与深度的恰当比例仍然以印刷文化作为范本。

尽管弹幕的即时评论也诉诸文字符号，但这些字符被加工为另一种奇特的屏幕形象，开启了另一种性质的空间，譬如视觉经验。它与即时性、交互性构成弹幕文化的巨大吸引力。传统的文学批评无法企及这种吸引力，“深度”也无法替代生气勃勃的喧哗产生的号召。一旦“深度”置换为“速度”，零碎化、平面化、喜剧精神与反讽、拒斥精英趣味也就成了弹幕的另一些表征。对于年轻的一代来说，互联网以及电子传媒的传播方式正在隐蔽地重塑他们的感官、躯体和意识。

（摘编自南帆《弹幕：一个奇特的屏幕现象》）

材料二：

2020年6月，B站隆重上线四大名著，无数年轻观众都是奔着弹幕，或是弹幕与四大名著的“化学反应”去的。但对于年纪更长，文化取向也更为传统的网友来说，弹幕污染了剧作，庸俗了原著，宛若妖雾遮天蔽日，毫无理性可言。

表面看，这是代际差异。但实际上，弹幕的两极评价，昭示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机制与主体状态，彰显了当下信息读写的双轨制。厌恶者所代表的，乃是印刷文明培育的读写习惯，推崇经典，讲究逻辑与秩序；喜爱者所代表的是互联网文化中跨媒介、多感官、娱乐化的接受方式，注重趣味性与参与感。

弹幕空间中，正确、完整、规范、和谐都变得无足轻重，代之而起的，是无政府主义式的“搅和”。原属不同范畴的信息被一锅乱炖，不同类型的语言形式被杂糅拼贴，如同重回蒙昧时代。经过理性文明的长期洗礼后，短暂地“蒙昧”一下，自编自导“人间喜剧”，反倒成为暂时摆脱文明重负的一种人生选择。

另外，与当代社会中无所不在的“计算”相比，这一场场文字游戏是如此地毫无功利。以共同兴趣为纽带，网友们互称“兄弟”，在蓦然而至的弹幕中寻获同好知音。“居然与我想的一样”，这样会心一击的感受，令孤独的当代人倍感满足。

不同于社会场域中被反复思量过的表达，凭借直觉敲下的弹幕，出于真心、近乎自白，乃是电子时空里的“我手写我口”。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弹幕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便是直抒胸臆，依赖口语词，形成众声喧哗的交谈氛围。唯有无限趋近言文一致，那个最本真的自我，才能跃然而出，袒露人前。或者更准确地说，弹幕的终点并非呈现完整的自我形象，而是要探入“有趣的灵魂”的某个侧面。

弹幕的游戏性与趣味性，真的可以带来更美好的人生状态吗？

首先必须承认，弹幕文字游戏的创造门槛与理解成本都极低。鉴于运动速度飞快，且面向最广大的受众，所以必须令人“秒懂”。秒懂的前提，是对庸常的臣服，这不仅是指对于媒体流行语的追随，更指向一种“自诩快乐的末人心态”。自嘲或嘲讽，均跳不出金箍棒画下的“安全圆”，保持在尚不触及本质的限度内。

与口头表演一样，弹幕业已创造出了许多“套话”与流行语。比如，2019年B站的年度弹幕是“awsl”（即“啊我死了”）。这是一句再直白不过的赞美语，形容视频内容令自己无比折服。这种缩略语以极其经济的拼音缩写，提高了沟通的效率，召唤出固定的、集体性的反应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语言的“失焦”。格套无可厚非，但其中令人上瘾的传染力，以及凌驾于差异性表达之上的霸权地位，恐怕与解放创造力的初衷恰好相反。

更重要的是，弹幕带给人的趣味性、解放感与反讽意味，也日渐固化为一种模式与立场。在进入弹幕空间之前，观者已做好了发笑准备。我们虽不必重弹“娱乐至死”的老调，但在开放态度之外，更需警惕潜伏着的负面因子：弹幕用户被设定为一群单纯追逐快乐的人，而平台迎合（甚至监控、计算）用户需求来生产内容，从而形成了一个“快乐”的闭环。这一闭环将带来“人的再生产”：它召唤快速、固定、永不停歇的人类反应模式，从每一个神经元做起，在每一次欢笑中起步。

（摘编自李静《弹幕版四大名著：“趣味”的治理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