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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空间是一个国家的话语权在国际上实施的影响力和实力场域，是一个国家在全球话语体系建构中的能力和实力的具体体现。

话语就是说话或所说的话，是人类表达思维、思想的形式。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话语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不断扩大，逐渐由学术领域扩展到新闻传播领域，又逐渐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拥有了广泛的社会意义。我们此处采用广义的“话语”,既指话语本体，也指被喻化的“实体话语”。新时代以来，我国的话语空间，包括领域话语空间、区域话语空间的宣誓和建构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在新时代我国提出“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的国内话语空间，为国民提供了国家复兴的伟大构想。此外，在国内区域空间中，提出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区域等一系列的话语空间范畴。这些概念完善了中国人民奋斗的话语空间范畴。在全球话语空间的建构中，也完善了全球的话语空间范畴系统，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区域共同体”“抗疫共同体”,以及“一带一路”等具有全球性质的话语空间范畴。这些范畴的提出，使中国成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引领者。在既有世界秩序空间范畴分崩离析之机，及时进行了补缺，适时地服务于全球新秩序的建构。

此外，利用既有的国际话语空间，充分发挥中国的话语功能，强化国家话语权，充分发挥话语空间、话语体系建构的引领作用，利用既有霸权国家“退群”的有利时机，主动出击，有力地打击了逆全球化势力。近年来，个别霸权国家利用国内优先政策，先后退出许多国际组织，妄图制造混乱，重构、制衡世界秩序，让出了大量的国际话语空间，为我国国家话语空间的拓展提供了良机。中国趁此机会主动出击，及时补缺，强化了中国的全球话语权。此外，我国还主动加入了一些新成立的区域话语空间组织，比如“二十国集团组织”,促进了我国领域话语体系的建构。

我国还开拓了许多新的领域话语空间或区域话语空间，比如在地理空间上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组织”等。新时代以来，中国在金融、货币领域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石油期货人民币结算系统，正逐渐摆脱以美元、英镑等为结算货币的控制。在近地空间和外太空领域，中国成功组建了北斗导航系统，发射了火星探测器，大大延伸了中国的外层空间话语，增强了中国的太空话语权。

总之，新时代以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举措，及时利用国际秩序的变化，勇于主动出击，大大拓展了我国的领域话语空间、区域话语空间，不但为自身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在全球新秩序的构建中起到引领作用，使我国成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中的重要力量。

（摘编自陈汝东《新时代我国话语空间拓展的挑战与对策》）

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寻幸福真谛

幸福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生活状态。早在我国先秦时期，孔子、老子、孟子、墨子等就对幸福作了大量论述，形成了深刻的幸福观。2000多年来，先秦诸子的幸福观被许许多多中国人奉为立身准则和处世圭臬。今天，先秦诸子的幸福观对我们认识什么是幸福、怎样实现幸福仍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不沉溺于物质享受，追求精神快乐。幸福在《论语》《道德经》等诸子典籍中也被称为“乐”。那么，在先秦诸子看来，幸福有着怎样的内涵呢？先秦诸子认为，物质财富对幸福来说并非不重要，但相比较而言，精神快乐更是幸福所必需的。因此，他们主张对物质财富、生死寿夭、贵贱达穷、外在环境持淡泊态度，应该更加注重心灵的知足，关注那些符合人之本性、来自内心的幸福。老子认为，“知足之足，恒足矣”，淡泊名利、顺性无为才是幸福的最高境界。孔子认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对安贫乐道的弟子高度赞赏。孟子认为，人生幸福的真谛是“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庄子认为，幸福并非享乐的感觉，而是心灵的顿悟与超越，“与天合者，谓之人乐”“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在先秦诸子看来，真正认清了幸福的本质、领略了精神的高贵，就不会沉溺于物质享受，而会自觉修身行道。今天，这些观点对于丰富人的心灵世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考量。《礼记·大学》明确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人发展放在“平天下”这样一个宏阔的视野里来看待。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幸福观，强调幸福的“共同性”。荀子认为，“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尽伦”就是形成理想人格以实现个体幸福，“尽制”就是心怀天下为社会谋福利。老子认为，“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强调与别人分享快乐可以使自己更快乐，为别人奉献才能体现自己的幸福。墨子认为，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是“众人之不爱”，实现幸福的根本途径是“兼爱”，也就是将爱无私地散播于全社会。这种反对自私自利，主张将自身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福祉结合起来的幸福观，对当下社会形成和弘扬正确的幸福观具有重要意义。

以坚守志向为快乐，以责任担当为幸福。孟子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先秦诸子看来，一个人即使生计维艰也不能见利忘义、丧失操守，不能因为外在诱惑而丧失气节，不能因为外在压力而改变主见。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幸福。先秦许多思想家始终以心中的幸福标准要求自己，即使时运不济、屡遭困顿也不改志向，而是坚忍不拔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因为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天下百姓的幸福。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正因为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他们才会苦读圣贤之书、深究经世济民之道，积极为百姓的幸福谋利解难、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尽职尽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为天下人幸福勇于担当奉献的责任意识，今天仍值得大力传承与弘扬。

（节选自《人民日报》有删节）

宋词并不是独立于城市空间之外的冷眼旁观者，它是物质城市与人类精神力量相碰撞的产物，它也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作为一种文学载体，宋词必然会对城市空间有所记录和描写，并从不同角度来展示城市空间的多元内涵。美国城市学家查理德·利罕说：“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这种双重建构所展现出的面貌，表现为城市空间对宋词的影响，也表现为宋词对城市空间的反馈。城市空间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生态环境，在宋词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为其提供养料。而在城市空间的视角下，宋词也不再是一个固化的概念，而是拥有着吸纳、更新、变化和发展的能力，甚至还能对其生存和发展的环境给予反馈，以自身独特的魅力影响着城市空间的内涵和发展方向。

城市空间与宋词的这种双向互动关系，除了表现在城市空间与宋词之间的互动交流上，还表现在城市各空间之间的相互影响上。事实上，从内容来看，宋词中确实存在着多种空间类型，诸如宫廷空间、市井空间、政治空间、娱乐空间、文化空间甚至商业空间、军事空间等等的空间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空间，相互独立又相互融合，丰富了宋词中关于城市空间的内涵，共同支撑起宋词中的城市空间这一概念。各空间的这种交流和影响，保证了宋词在创作内容上的不断推陈出新，这也是保证宋词与城市空间良性交流共同发展的基础，是宋词与城市空间共生互助的生命力所在。

正是因为有了城市空间和宋词之间的这种双向互动关系，城市和宋词才摆脱了僵化死硬的一面，在相互交流影响中展现出勃勃生机。

在整个过程中，人是掌控全局的关键点，有关人类的教育背景、文化传承、社会经历、思想阅历等等都会呈现在文学作品中，并影响到最终展现出来的面貌。城市空间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巨大背景，在身心上给予了词人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记，影响着词人包括行为习惯、思维方式、审美爱好等各方面的成长。苏轼用他被贬所经历的几个城市来总结自己的一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在不同城市的生活经历，来自各空间的丰富信息提供了苏轼思想言论以及文学成就等形成的基础。当李清照写出“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添字丑奴儿》）的时候，表达的其实是她从曾经包容她生长的城市空间母体中被撕裂出来的疼痛，是被国仇家恨随手抛入新的城市空间的孤独和不适感。当看到“东南妩媚，雌了男儿”这样的句子时，陈人杰联系到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和朝中文恬武嬉的现实而写下了“诸君傅粉涂脂，问南北战争都不知”（《沁园春》）的悲愤，他其实是领悟到了城市空间环境对人心意志的强烈影响力。城市空间对于宋词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城市空间的发展或直接或间接地对宋词的创作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或者以写作素材的形式直接进入词作，或者以生活背景的方式通过影响词人进而影响词的创作。

从城市物质空间的角度来看，丰富的物质现实，为宋词之书写城市物质空间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柳永所写杭州的“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以及城市里“参差十万人家”的盛况，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从城市精神空间的角度来看，以政治空间为例，如刘过的《六州歌头·题岳鄂王庙》，国家的盛衰兴亡，牵动着文人的词笔，身为一介书生的刘过不能亲身驰骋沙场，只有通过对岳飞的缅怀和仰慕来表露自己的爱国心声，寄托自己恢复中原的志向。他笔下的城市带着更多国仇家恨的色彩。政治的因素显然直接左右了他的目光，属于物质空间的杭州城之美不再重要。从城市感知空间的角度来看，以城市风尚习俗为例。当人类在经历了或残酷或丰盈的物质现实之后，精神领域自然做出反应，导致人类一系列的对应行为，传承千年形成了相应的风俗习惯，建立起一种结合了物质和精神又超越了物质和精神的特殊空间。

当然，物质、精神和感知三种面貌的城市空间并不是独立无涉的对宋词产生着影响，它们各自为阵又相互融合，共同为宋词之书写城市空间提供着无数的可能。

（摘编自刘睿《城市空间视角下的宋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