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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来说，古文字的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甲骨文是目前公认的我国最早的成熟文字，提供了商代最原始、最真实的史实信息，佐证了商代为信史，大大延伸了中华文明史，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

殷墟甲骨文主要是商朝晚期的文字，距今约3600多年的历史。商代统治者迷信鬼神，王室和贵族在行事前往往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之后又在甲骨上刻记所占事项及应验的卜辞或有关记事，其文字称甲骨文。因为出自殷墟，故又称殷墟文字，因所刻多为占卜内容，故又称贞卜文字、甲骨卜辞。殷墟甲骨发现120多年，至今约有15万片，总计约一百五十万个字。

西汉司马迁根据所掌握的王室档案材料写成的《史记》，详细地记载了夏、商、周三代王室世系和兴亡的历史过程。这为中国古代史学家所确信无疑。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继承清代一些学者疑古思想的基础上，学术界兴起一股疑古思潮。以著名学者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以所谓“层累造成的古史系统”，认为传统所谓的中国古史，并非客观真实的历史，而是后人一代代垒造起来的历史，由此质疑中国上古史的存在，质疑古文献记载，冲击了先秦史信史的体系基础。

怎么看古史辨派对上古史的质疑呢？实际上古史辨派的学者们，以一种审查史料的做法去看待上古史系，有其科学性和实际价值。但是疑古过头，在国内外产生了始料未及的负面作用。著名的学者胡适就主张，把古史压缩两三千年。杨宽、陈梦家质疑夏代的存在，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极端的做法，即讲中国古代史从秦汉乃至魏晋南北朝开始。多卷本的《新编中国史》，也是不包括先秦史，而是从秦汉史讲起。国外的影响更甚，比如说现在有些外国学者都受古史辨派的影响，认为中国古代的夏代根本不存在，那就是商代的一个倒影或者是周朝人的回忆而已，就比如《剑桥中国史》《哈佛中国史》基本不提先秦史，可以说都是阉割了我国古代史。

殷墟甲骨文的发现，经过几代学者研究甲骨文材料及与之相关的殷商历史，学术界逐渐得出了与“古史辨派”完全不同的观点。罗振玉、王国维等利用甲骨文对古史进行修正形成了以二重证据法为核心、熟习古代典籍、结合古地理、秉承小学音韵等治学工具的罗王之学。罗振玉搞清了甲骨文的出土地是安阳的小屯村，发现了“殷王名谥十余”。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对《史记·殷本纪》进行印证和复原，对《夏本纪》进行了推测。罗王之学在当时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与“古史辨派”对垒叫阵，但是有意识的针对“古史辨派”的“破”而作的“立”，至今看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学术建设工作。其后甲骨文大师董作宾、郭沫若、陈梦家、胡厚宣等人的深入研究，最终确定了小屯村一带是商朝自盘庚迁殷至商纣灭国，共历八世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不复徙都”的晚商都城。新时期以来，研究夏代历史最具著名和影响的是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他在《走出疑古时代》中提出：“咱们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在现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甲骨文不仅解决了殷商信史的问题，还提供一些寻找夏的线索。属于夏代文化的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一些陶器刻划符号，比如一个黑陶纺轮的刻划与甲骨文中的“羌”字字形比较相似，这些符号大约有24种之多，分别分布于大口尊等陶器的口沿内部。夏鼐、邹衡等考古学家就认为这些陶器刻符，“应该就是当时的文字”，“商朝的文字同夏文字是一脉相承的，基本上属于一个系统。”另外，殷墟甲骨文发现了“夏”字等痕迹，虽然可能与夏代关系不大，但也为寻找夏文化提供了一定的线索。甲骨文中有夏代后裔遗迹。夏商周时期的“改朝换代”，改变的只是最高权力的转换，体制并无大的变动，只要不是同被推翻王朝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大多诸侯国都是随着新王朝的建立而顺风转舵，承认新王朝的统治而继续存在。殷墟甲骨文中的杞、曾、六、戈、雇五个诸侯国，是夏代就受封的诸侯而在商代被续封，仍保有诸侯的地位，是夏代的诸侯见于殷墟甲骨文者。这些甲骨文材料，都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证明夏代的存在。

甲骨文之于中国文化的持续影响和重要地位远不止历史文化价值。比如甲骨文的发现之于考古学、文字学、语言学、语法学、文学、古典文献学、书法艺术等等学科和门类，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今甲骨学不仅是中国古文字学的重要分支，它已经交叉渗透到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文献学、民族学及思想史、文化史、艺术史、科技史等相关学科之间，成为探讨华夏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渊源的窗口。甲骨文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从语言学角度，可以从文字学角度，也可以从文化角度研究，从文化史的各个方面，包括科技史，我们都能够从甲骨文里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所在、总形与前身，所以甲骨文的文化价值是无与伦比的。由此可知，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及其研究，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从甲骨文我们完全可以读出来中国文化自信。

（摘编自朱彦民《从甲骨文说到中国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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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历史事实是否需要判断？答案是肯定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对历史事实做出判断，是人们运用历史知识服务于人生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基础。

由于发论者生活在不同时代，他们对内容相同或相近的历史事实做出判断时，会自然而然地站在不同的立场、表明不同的观点。《左传·桓公六年》有“齐大非耦”的记载。齐国曾想把文姜嫁给郑国太子忽，而太子忽引《诗·大雅》中的警句“自求多福”，强调与其依靠大国的辅助，不如求诸己，故以“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为由辞谢。对此，《左传》作者给予的评论是“善为自谋”，表达了对郑太子独洁其身而谋不及国的批评之意，为后人取鉴于史提供启示。随着历史形势的发展、变化，“齐大非耦”在南朝大史学家沈约那里成为严格区分士庶阶层的思想武器，他曾以此激烈抨击士族王源将女儿嫁入寒门之举。后来，“齐大非耦”又发展成为中国古人婚姻观念的重要原则，“郑忽辞婚”则演变成歌颂大丈夫志在自立的历史素材。可见，对于历史事实的见解、评论和运用，是随着评论者所处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史学是人们认识历史的主要途径，史家则是史学的主体。总体上看，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是史家议论的两个基本维度。

事实判断是史学家针对史实本身所进行的总结和评价，并用以指导时人和后人的社会实践。以有关皇朝得人、用人的评价为例，《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在论及汉顺帝、桓帝二朝形势时，指出由于统治者未能任用贤能，“在朝者以正议婴戮，谢事者以党锢致灾”，导致东汉在这一时期由盛转衰。据此，范晔对东汉的历史走向提出了一种假设，即倘使顺帝、桓帝能够任用贤能，则可延续盛世。史学家运用历史知识对既成事实做出假设，是史学服务于社会的一条重要路径。当然，史家议论是否能够与历史发展规律相符，这还要取决于史家本身见识的高下。

价值层面的判断，则是不仅要就事论事，还要把人物史事的善恶、是非揭示出来，也就是给人物史事定性，这种判断受史家意旨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班彪评论司马迁《史记》“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这是中国史学上较早对史书中的史家议论做出的直接评价。班固所撰《汉书·司马迁传》，亦持此说。对此，范晔这样看待：“彪、固讥迁，然其论议，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从思想上看，班氏父子批评司马迁“轻仁义”“贱守节”，范晔则批评班氏父子“轻仁义”“贱守节”愈甚。范晔之所以与班氏父子表现出对于“仁义”“守节”的不同标准，是具有切实社会历史根据的。一方面，他的历史研究和撰述的对象——东汉时期——有重名节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他所生活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个人对传统儒家道德规范正不断进行着突破和修正。

从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精神和信史原则来看，史家议论当以事实判断为先。洪迈言“作议论文字，须考引事实无差忒，乃可传信后世”，正是此义。

（朱露川《史书叙事与史家议论的辩证关系》）

材料二：

“秉笔直书”“实录毋曲”是古人著史作典的起码原则和治学品德，其实说起容易做起难。有人为沽名钓誉，为利禄奔波而不惜臆改讹误、伪造史实，从而贻累古人，延误后学。

东汉班固为了入仕当官，在撰写《汉书》时，对刘汉政权隐讳真实，肆意溢美。南朝沈约为了跻足政坛，撰《宋书》时，大肆颂扬豪门士族，达官显贵，对被皇帝随意诛戮的文武大臣，均隐去真实死因。史书的失真，带来一系列荒谬。这种荒谬常常作为改头换面的“正史”“国传”又汇编于新的历史著述中，如此循环往复，欺骗着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

也有对历史文献表示怀疑者。最早以证实精神审度历史文献的史学家是司马迁。他撰述《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反对“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他整理考订原始文献与亲身调查访问史实，具有追根溯源的开拓意义。对于一时难以理清的问题，采取了“疑则传疑”的审慎态度。

（葛存雍《史书的局限与史家的史识》）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研究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以丰富的题材和多向度的视角，刷新了史学的风貌，使史书从干燥无味的说教，变为生动具体的叙事。史学开始走向大众，史学著作从少数人阅读变为大众读物。

但值得注意的是，史书的信誉在下降，戏说历史的各类书籍、讲坛受到欢迎。近年来在市场上走俏的如《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一个都不正经》等，几乎都是非历史专业者所写。史学的作者从史官、专业学者，到非专业的作家，体现了述史主体的大变化。

一般说来，传统专业史家说什么都要有证有据，讲究的是历史真实性和启示性。如今则不然，这些业余作者讲史时有自说自话的，有戏说臆说的，有的竟宣称自己在“玩历史”。更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读者似乎并不在乎什么史实不史实，只要读来解闷、解气就是好的。

史学本是一门纪实的学科，容不得掺假和戏说，古代一些史家为秉笔直书，牺牲性命的大有人在。如今，戏说、娱乐渗入到史学，可算是“娱乐至死”了，但死的不是娱乐，而是史学的严肃性和真实性。这是专业史家无可奈何的现象。期盼求真将再度成为人们读史解惑的追求。

（北京日报《史书的信誉不能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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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文化的重要功能是以文化人，其最深层的积淀和影响是对人格的培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千年漫长发展中不断塑造和培育的正面人格，就是被历代中华儿女广证接受并尊崇的君子人格。

“君子”一词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流行，主要是贵族和执政者的代称。但孔子在构思和传布自己的儒家学说时，对“君子”的内涵进行改造，赋予其许多优秀道德的意蕴。如果说，孔子在构思和传扬儒家学说时，思考的轴心问题是探求如何立身处世，那么他苦苦追寻的结果，就是做人要做君子。

孔子塑造的君子人格，伴随《论语》的流传而走入人们的心灵。儒家学派的后继者如孟子、荀子等，对君子人格张扬申说。与儒家学派有颇多论争的墨家学派和法家学派，对君子人格也欣赏有加，如《墨子》中的“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韩非子》中的“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恶”，等等，都是对君子人格的高度肯定。通家学派虽然在诸多思想现念上与儒家学派判然有别，但在看待君子人格上，两者颇为一致。至于被誉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更是对君于人格赞不绝口，如“天行健，君于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于以厚德载物”。张岱年等哲学家认为这是对君子形象的生动描绘。于是，君子人格受到上至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及文人士大夫，下至社会底层百姓的广泛认同和追从。

从先秦至清末，有关君子和君子文化的描述数不胜数，而且在传统戏剧、民间说唱、民俗礼仪及家教家训中俯拾即是。君子文化及君子形象还渗透和融入我们日常生活及器物之中，如中国人自古就有爱玉的传统，实源于“君子比德于玉”的观念。

君子概念历久弥新，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尽管当今社会发展迅速，观念多变，文化多样，但只要是中国人，都乐于被人看作君子，而决不愿意被人视为小人。君子人格在不同阶层的人群中都有相当的知晓度和认同度，君子风范在今天仍被绝大多数中国人奉为做人的圭臬。“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成人之美”“近君子远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这些至今活在人们口头的君子格言，已不同程度地成为中华儿女做人做事的人生信条。

君子作为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是凸显中华文化“精气神”的典范人格模式，彰显着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精神标识，是烛照中华儿女历经坎坷而跋涉向前的人格力量和心理支撑。

（摘编自钱念孙（君子：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

材料二：

如果说绅士、骑士、牛仔是西方文化人格的表征，那么中华文化人格则体现为“君子”。君子文化，无疑是联系中国人的血脉之根。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天子式微，君子不再纯粹作为政治上的统治者，而以道德修养的践行者被儒家推崇，并被赋予新的人文内涵，一举成为济世的高标。由此，君子集智慧与美德于一身。君子形象成为文学家们最为迷恋的书写对象。从《诗经》起，中国文学塑造了一系列卓尔不群的君子形象，有岳飞，关羽等忠烈君子，有赵云等勇毅君子，等等。

当然，做君子不可能没有门槛。因此，君子文化对君子的外在和内在都有质的规定。就外在而言，君子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有标配，如“毋侧听，毋噭应，毋淫视，毋怠荒”。对君子的内在要求则更为恢宏、深远。修身养性是低配，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终极目标。欲实现这样的高标，主要依凭才学，不仅需要“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且还得富有文人雅趣。当君子内外兼修，自然就剔除了权势阶层的倨傲，增加了温良恭俭让等人文内涵，从而成为一种美好的文化精神，流淌在中华大地上。

君子文化是中华文化最具生命力的一种文化基因。完成了君子人格塑型，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审美内涵的“人”。对于普通人来说，虽不能与君子同一，但具有君子意识或君子风范，便值得称道。做个君子，不但预示了人生方向，而且确立了最具终极意义的人生价值追求。君子既是中华文化的普世价值，又是中华文化人格的品牌标识。

弘扬君子人格的正能量，是传播中华优秀君子文化的必由之路。传承君子文化优良基因的同时，应该正视君子文化的瑕疵，君子一度被矮化为“文弱书生”，这显然是对君子的误解。君子不等于文弱，君子文化不等于腐儒文化，不等于没有血性和勇武。当下，君子文化的式微，缘于精致的利己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以及现代性焦虑和人文精神信仰的断裂。事实上，当下是推行君子文化的最好时代，因为大众受教育程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摘编自张国龙，凌丽君《中华民族的精魂：君子人格和君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