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晚期，社会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人们对文化艺术和精致生活的追求成为时尚。这一时期的家居布局和室内陈设，集传统之大成，极具文人气息。古人相信，营造优雅和谐、舒适惬意的家居环境，对于修身养性、建功立业裨益匪浅，因此对家居第宅的布局及室内陈设十分考究，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位。

古人特别讲究居住的环境，力求与自然相融。道家“天人合一”“自然无为”“以少总多”的思想理念，对古人家居文化有深刻的影响。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室庐篇》开篇就提出“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即使不能栖隐山林村野，与自然为伴，也“须门庭雅洁，室庐清靓。亭台具旷士之怀，斋阁有幽人之致”。整体环境的要求自不必说，具体环境的布局也十分讲究。出入之门，宜“用木为格，以湘妃竹横斜钉之”，两旁悬挂木板做的春帖，取唐诗佳联刻于其上；若用石门槛，石头必须方厚浑朴；台阶一般设三级到十级，必以自然纹理之石砌成；栏杆“石栏最古，木栏为雅”；而厅堂照壁“得雅楠之类为之，华而复雅”。第宅庭院中，一般会建一茅亭，与周遭景致自然贴合，雅致逸然。明代高濂《遵生八笺》中描述，茅亭以白茅或棕片覆顶，以山中带皮老棕木为柱，不仅淳朴雅观，而且耐久。总之，家居环境以简洁、古朴、自然清雅为宜。

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居室部》中说道：“土木之事，最忌奢靡。盖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李笠翁此言说得透彻，居所建筑并非富丽奢华才好，惟自然拙朴或文雅精致，才各具特色。当下可见不少豪宅，虽宏大华丽，却如会所甚或写字楼，铺陈做作，自难免俗。

林语堂先生说，每个中国人独处时都是道家，群体时都是儒家。这在古人的家具造型和陈设使用上便可印证。古代居所前为堂，后为室；或正为厅，侧为室。传统厅堂陈设大致为对称式布局，显得庄重、规范、和谐，体现儒家中庸思想。厅堂是家人活动和待客会友的场所，陈设讲究庄重气派和主从秩序；家具造型和摆放则体现主次尊卑、长幼有别的儒家伦理。厅堂家具可宜地因需选用组合，但布局一定要舒朗有致，方显儒雅。曾见在现代客厅中铺排清式满雕家具，其中座椅皆如宝床、宝座，茶几无不硕大，塞满空间，犹如商铺，实在俗不可耐。

古人厅堂如此，书房、斋所、侧厢、卧室这些独处或私密所在，家具则以古朴自然、精巧闲适为首选。譬如卧室是休养生息之所，温馨幽静最为重要，家具陈设不可纷杂，装饰不宜花俏，色彩宜清雅不可艳丽，否则如闺阁花楼。再如书房。古人称书房为斋室，是安详澹静、儒雅清幽、极富文化气息和个人品位之所，其所陈设之家具、器物，既样式丰富、实用精致，又讲究儒雅品位。明人屠本峻《考槃馀事》言：“斋中几榻，琴剑书画，鼎砚之属，须作不俗，铺设得体。”文震亨也说“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以体现主人清新雅致的情趣。

简而言之，明代的家居布局和室内陈设总体上给人一种开阔疏朗、简约有致的感觉，生活其间让人觉得舒坦、清雅、洁静、明朗。所谓“乐居以怡情，幽处可游心”，品味古代家居陈设中的文人意境，不为复古——犹如唐诗宋词之不可复制——只为吮啜其中的文人思想，那是中华五千年文化垂续绵延的重要内容，将永远鲜活在我们的血液中。

（摘编自王中杰《古代家居陈设中的文人意境》）

龙舟竞渡作为一项中国传统的民俗体育活动，历史悠久。竞渡文化的内涵不断适应历史发展变化，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外在表现形态。这个外在形态和精神内涵不是其产生伊始就已经具备了的，同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单一状态，而是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逐渐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诗经》是春秋中叶以前在中国北方形成的诗歌，《邶风》《鄘风》第一句均为“泛彼柏舟”，说明舟在彼时彼地已经普遍存在了。在治理水患的漫长岁月里，舟是极为神圣的工具。祭龙祈福是原始初民凭其经验和直观的体验，相信通过盛大的祭祀仪式，可以得到龙神的佑护，从而达到风调雨顺、年年丰收的目的。仪式上，划着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水上作竞渡的游戏，给图腾神也给自己取乐。这一习俗到了后世的节日情境中，更多体现了娱乐性和游戏化的特点。这种竞渡的初级阶段，也是后来龙舟竞渡的雏形，自夏代一直延续到秦代，在文化意识方面的特点是俚俗粗糙，还没有对人们的行为、思想、品德产生导向和规范的影响。

楚地的竞渡，本来是娱水神的，后来才添加了祭屈原的内涵。“五胡乱华”之后，晋室南渡，流落到长江流域的中土人士举目山川有异，一如郢都被秦人攻占前后东迁和南迁的楚人，心境与三闾大夫颇有相同之处。他们将端午节与凭吊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活动融合起来，并赋予竞渡以拯救屈原、为屈原招魂的丰富内涵，从而在深层的民俗信仰与民族精神的意义上强化了龙舟竞渡这一习俗，使之得到民俗行为与民族心理的广泛认可与支持，同时也整合了中华民族的崇龙信仰和祈龙求雨习俗。到唐代，沅湘之间端午投角黍是谓祭屈原。竞渡之事统一在“龙舟竞渡，纪念屈原”这个具有凝聚力的主题之中。这一主题的确立，把古朴原生形态的端午竞渡，改造成富于理性的竞渡形态；把屈原的民族气质和爱国情怀普及为社会意识形态，并逐渐升华为民族精神的特征，借端午竞渡的节日形式，引导规范社会意识，使民俗文化格调得到升华，成为一种“理性的文化”。

唐代以后，龙舟竞渡沿袭前代的规则和方法，在江南水乡更加盛行，成为全民的狂欢节。每到这一时节，全城的人都涌向江边观看龙舟。这还不过瘾，要邀请亲朋好友来一起观看，才觉热闹。还有人坐着专门的游船，吹箫奏鼓，歌舞相伴，在水上跟着龙舟观看。龙舟竞渡俨然成为了当时的“奥林匹克”盛会。但也存在着不和谐的现象，以宗族等小团体为单位的民间竞渡活动，其胜负往往代表了小集团的利益和荣耀是否受损。竞渡过程于是变成了宗族势力的较量。因平时或有积怨，输船一方往往会诉诸武力，发生械斗。此种情况屡禁不止，历朝皇帝力图把竞渡变成由朝廷控制的国防体育和供皇家欣赏的竞技体育。从清乾隆皇帝《端阳节观龙舟》“按队龙舟原不竞，虽嬉意欲化民淳”一句可看出，龙舟竞渡的竞争性的去除，受朝廷统治的影响程度之深。

“千帆共进，百舸争流”，时至今日，龙舟竞渡已经基本完成了其现代化的进程，实现了由传统民俗活动向现代体育项目的过渡，丰富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龙舟竞渡弘扬的是奋勇争先精神，同时也注重团队合作精神，倡导坚忍不拔、顽强拼搏的体育竞赛精神。同时，龙舟文化也要坚持自身的核心文化竞争力，保持其民俗文化特色，回归节俗和娱乐，使人们享受龙舟活动带来的快乐，才有更好的传承与发展空间。

（摘编自王凤春、蒋侠《竞渡文化的历史演变与现代发展研究》）

以“人”为中心，是儒家文化的特点，因为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可以这样说，儒家文化不是西方的人道主义，却有非常深厚的人道关怀思想；不是西方的人文主义，却有非常浓郁的中国文化特色的人文气质或人文情怀。

儒家文化的人文情怀重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肯定人的地位，彰显人的价值。儒家认为，人是万物中的一员，但又不是与万物平起平坐的一员，而是高于和优于万物的特殊存在。《孝经》引述孔子的话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荀子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这些论述表达的一个共同的意思是人“为万物之灵”，集天地之精华，五行之秀气。人的存在有如此之高的地位和价值，那么他的生命就应该被尊重。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中国传统哲学是“人学”，具有浓郁的人文气质。

二是，重视人伦关系，倡导人伦义务。儒家文化非常重视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人伦关系。儒家认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落入到一张已经织好的人伦网络当中。没有人伦网络，人是空洞的，甚至是不存在的。所以，儒家讲“五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不但有这五种关系，而且对应每种人伦关系，还规定了相应的人伦义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儒家认为这些关系是基本的社会关系，不可更改，不容置疑，甚至有些是与生俱来的、无可选择的“天伦”。

三是，推崇人的主体性，强调独立人格。每个人都有其独立意志、独立人格。这是儒家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从中国哲学传统上看，儒家文化特别强调主体内在道德意志自律、道德践行上的主体性。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出自内心的自然要求，强调个人的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乃至杀身成仁。孔子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提出“舍生取义”，都是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人有大人格，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就是缘于这种道德精神的主体性和人格的独立性。

四是，饱含忧患意识，担当历史责任。儒家从忧患意识出发，探讨的是个人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个人之与整体的义务和责任，强调的是入世与担当，“苟利社稷，生死以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千古文人家国梦，修齐治平济世心。中国传统哲学以及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寓于他们的政治关怀和社会关怀中。

五是，探索社会理想，追求人生大道。儒家倡导“德治”，孔子强调仁爱，“仁者爱人”；孟子说要施行仁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是儒家思想中最进步的内容，最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观念。儒家文化的最高理念，就是建设大同社会。这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民族的安身立命之地，表现出对社会理想的人性渴求。

儒家文化重视并倡导人际、人与社会、人的身心、人与自然诸方面的协调发展，在中国历代典籍的思想脉络里，不断地阐述和丰富“以人为本”的儒家价值理念。对于我们今天来说，这是我们新的传统、活的文化中最核心的价值观念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宝贵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