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论语》里孔子被描写成一个教育家。从某种观点看来，也的确如此。他期望他的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人”（《论语·宪问》），所以教给他们以经典为基础的各门知识。作为教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论语》记载，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就是这个缘故。不过这只是孔子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在传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孔子给予它们的解释，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例如在解释“三年之丧”这种古老的礼制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换句话说，儿子的一生，至少头三年完全依赖父母，因此父母死后他应当以同样长的时间服丧，表示感恩。还有在讲授经典时，孔子给它们以新的解释。例如讲到《诗》，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时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学传之永久，经书代代相传时，他们就写出了无数的注疏。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这种精神对经书原文进行注释而形成的。

（摘编自冯友兰《孔子：第一位教师》）

材料二：

“述”的内涵非常丰富。《说文解字》将“述”解释为“循”；在现代汉语中，“述”可以理解为“叙述”“陈述”“讲述”“论述”或“阐述”等等。

在《中庸》中，儒家德性“孝”的定义和“述”是相关的。《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如果我们将“孝”的这种解释和孔子在《论语·述而》第一章中的自我描述联系起来，“述”的深层含义便跃然纸上，也就是“述”表达了“孝”的德性。孔子践履“孝”这种德性的对象是天。《论语·八佾》讲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道德追寻的是天的使命。对于孔子而言，他的工作就是传天道，兴天道。在《论语·阳货》第十八章中，孔子说他不想再说话，但是他的弟子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回答：“天何言哉！四时行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出两点：第一，孔子述的是天道，天是最终的创造者；第二，孔子认为自己是天道的述者，予贡则将自己看作是孔子思想的述者。孔子践履德性的活动表达了对天的“孝”，而子贡践履德性的活动则表达了对孔子的“孝”。

因此，孔子将他对经典的传承比作一个孝子做的事情。儿子对父亲最大的孝是对父亲志向、事业、梦想的继承、实现和发扬光大。同样孔子述的天道也是对天的孝。对于孔子而言，他的智力活动是恢复天道，这就是对天尽孝，在孔子那里，“孝”的含义涉及了延续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的义务。

孔子不是唯一把哲学活动与“孝”联结起来的人。孔子与柏拉图早期的作品《游叙弗伦》对“孝”的定义殊途同归。苏格拉底的诘问对象游叙弗伦得出“孝”是公正的一部分，“孝”是人类对上帝的侍奉。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哲学活动就是对神灵的侍奉，自己的问答法就是对神灵的侍奉。基于苏格拉底对上帝侍奉的论证，苏格拉底提供的答案就是进行哲学活动是对上帝真正的“孝”。对哲学活动与孝的密切联系，亚里士多德也有所表述。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孝”要求更加尊重真理而不是尊重你的朋友。他认为“孝”的对象是真理，而不是上帝。践行“孝”这一德性活动是追求哲学的严肃义务，因为追寻哲学是为了探寻真理。

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把哲学活动和“孝”联结起来，尽管每一个人对“孝”的理解不同，这也反映了他们做哲学的方法不同。苏格拉底通过诘问的方式审查人的信念；亚里士多德更多地是通过对前人理论的考察、批判发现真理；孔子则认为从事“孝”的活动就是对天道的传承。

（摘编自余纪元金小燕韩燕丽《“述而不作”何以成就孔子？》）

材料三：

“述而不作”的信条影响深远，达两千年之久，成为风气。自孔子以后，儒家教育多遵从这一原则，以传授、注解经典为己任。要从事这一学问，必然熟记经文才能言而有据。因而，熟记经典成为学生的基本功。

孔子教育弟子是为了让他们从政，用子夏的话说是“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隋唐以后，科举盛行，官方明确规定了读书人的出路，只有为官一途。学校成为向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科举使用八股文体，专以四书五经命题，以儒家经典考学生，答案阐释以经典为准，不允许有超出范围的见解。

可以说，孔子“述而不作”的信条，使得他在教学中有偏重继承、轻视创新的倾向：伦理关系与师生关系的结合，造成学生对教师的依赖，这使人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减少或部分失去了探索未知的兴趣。这样使得传统教育以教师解释、学生背诵为基本方式，因循以往，缺乏创新精神。

（摘编自李杨《“述而不作”与传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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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论语》在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塑造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学者李泽厚从中总结出中国的“乐感文化”，他认为“乐感文化”是本民族所特有的一种诗性智慧。从《论语》来看，“乐感文化”有多重内涵。

“乐生”的生命精神。《论语·乡党》云：“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夫子得知马厩失火后，并没有关心自己的财产，而是出于本能地问人有没有伤亡，可以看出夫子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热爱。“乐生”的生命精神也体现为强调自强不息、韧性奋斗。《子罕》讲：“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只有在冰雪严寒这般恶劣的环境之中，才能磨砺人的意志，最大程度激发人的生命潜能。《论语》中“慎终，追远”（《学而》）的生命关怀也是这种“乐生”的生命精神的体现。中国人不仅较为重视此生此世的生命和意义，而且也重视死后的哀荣，因此要“慎终追远”。正是由于对此世间的“人伦日用”的无比眷恋与喜爱，才产生这种以“慎终”“追远”为核心的生命关怀。

“乐群”的生存智慧。中国“乐感文化”以“一个世界”的预设为立足点，不构想超出此岸世界的天堂或地狱的存在，因此没有上帝、天国可以依赖，只得靠个人自己的奋斗、靠人与人彼此之间从物质上到精神上的相互扶持，这就决定了中国人对儒家所强调的忠、孝、礼、义、仁的重视，对人际和谐的强调。因此，《学而》中才会有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的言论。由于“乐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认为，我们人类走不若马，力不若牛，又没有外在的上帝可以依靠，没有一个“超人”帮助我们。只能自己依靠自己，只能相互依靠，彼此团结，正如李泽厚所言：“人处于‘与他人共在’的‘主体间性’之中。要使这‘共在’的‘主体间性’真有意义、价值和生命，从儒学角度看，便须先由自己做起。”这就迫使中国的“乐感文化”具有一种“乐群”的生存智慧，所以才会要求我们“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我们才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乐观”的生活态度。“乐感文化”不提倡宗教信仰，认为没有上帝、天主可以依赖，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对生活悲观失望，而是坚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这种坚信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便体现为“乐观”的生活态度，体现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体现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梁漱溟先生将这种“乐观”的生活态度概括为“孔子生活之乐”，并对之阐释说：“一个人不过几十年顶多一百年的活头，眼看要老了！要死了！还不赶快乐一乐么？”

总之，“乐感文化”包含多重内涵，蕴含着丰富的学术价值。“乐感文化”的研究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节选自张鹏举《从〈论语〉看“乐感文化”的四重内涵》）

材料二：

“忧患意识”说是徐复观提出的，牟宗三曾予阐释。他们认为，中国的人文精神躁动于殷周之际，其基本动力便是忧患意识。周人从商革夏命和周革殷命的历史嬗变中，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有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应负的责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一种道德意识，是人确立其主体性之始，它引起人自身的发现，人自身的把握以及人自身的升进。

忧患意识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最具特色的，在于一种居安思危的理性精神，诗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要点全在一个“如”字上，未临深渊而如临，未履薄冰而如履，这才叫忧患意识；真的临深而履薄了，斯时需要的便不再是忧患意识，而恰恰是它的对立面——临危不惧、履险如夷、乐以忘忧之类的理智、情感和意志了。忧患并不在忧患者之中，倒是在它的对立面，在安乐者之中；一旦安于所安，乐于所乐，真正的忧患便开始了，临近了。

儒家所津津乐道的，是理性的快乐，《论语》以乐开篇。学而时习之悦，有朋远来之乐，人不知而不愠，便都是理性之乐。《孟子》有所谓君子的三乐，其“父母俱在、兄弟无故”即后来称之为天伦之乐者，是宗法制度所规范的乐。而最要紧的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之乐，这种与道合一、与天地同体的超越之乐便是他们的极乐。这种乐当然也不应独享，但又不是凡民可得与共，所以要“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那也是一乐，为同登乐土而服务的乐。进而言之，这种得道之乐，也正就是那念念不忘的修德之忧。

（节选自庞朴《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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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中国最早的现实主义诗歌总集《诗经》具有深刻的伦理意识。《诗经》讴歌上古时代人民的真挚、善良、美丽、勤劳、勇敢。于古代一直被奉为弘扬真善美的经典。孔子首开诗教理论，思无邪；《诗序》以礼说诗，褒贬美刺，推重君王后妃之德；朱子提出“养心劝惩”之说，注重《诗》对个人之内在陶冶。传统诗经学推重道德之义、王化之教，将《诗经》作为国家教育的校本。鸦片战争以后经学失尊，传统诗经学的重德教化传统被抛弃。近年来，学界开始重新认识《诗经》厚重的道德价值。正是《诗经》的道德教化作用，奠定了中国乃至东亚伦理道德与文化的基础。实际上，我们进行当代精神文明教育，三百篇中都可以找到针对性的篇章。如控诉分配不均和劳逸不均，反对暴虐损民，讽喻政治人物贪腐，揭露婚姻中的始乱终弃，宣扬孝亲敬老，提倡友爱和平，即使是其中众多的爱情婚姻诗篇，对追求恋爱自由和婚姻幸福，树立正确恋爱观和婚姻观，在当代仍有现实意义。

《诗经》的伦理性，体现在创作初衷、内容、情感表达等方面。其一，西周制定礼乐制度，《诗》是当时乐教的一部分，在制定之初就具备明确的德育目的。其二，《诗》的来源有采诗、献诗之说。采诗的目的之一是使天子观风俗、察民心。献诗是公卿本人所作或采于民间，献于天子，诗作内容一般是颂美和讽谏。采诗与献诗体现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双向道德教化功能。能够进入采诗、献诗流程的诗，必然蕴含大量的道德内容。其三，从情感表达来看，《诗经》“言志”呈现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特点，情感表达无不笼罩在浓厚的伦理氛围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邪”即周王朝所规定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对立面，“无邪”即诗歌内容尽合于周礼。

《诗经》产生之后，以乐教或昌明义理的形式，启发人的善念。美深化了道德的情感基础，对善具有奠基和先发作用，因此可以作为道德建设的有效手段。《诗》使人在美的熏陶中乐此不疲地感发善念、通晓义理，从感情与理性出发，立德成善、和睦天下。因此，《诗》教既是美育，又是德育。

诗教熏陶，塑造了古代的君子人格，影响了中国人的伦理品格。《诗经》培养的个体，合于礼法、温和稳健、进退得宜。受《诗经》陶冶的社会，文而不弱、武而不暴、团结奋发、仁爱和睦。《诗经》对德操的陶冶虽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长期过程，但一旦对人的心灵世界产生影响，便可化为持久的人格魅力和稳定的国家风貌。

（摘编自李营营《〈诗经〉的伦理性》）

材料二：

李山说，我们解读《诗经》的时候不是采取的观点越古越好，古人有很多看法，但由于历史局限性，其观点未必都是对的，今天我们在解读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先入为主的观念，以免走偏。例如《关雎》，汉代人在解释的时候认为是讽谏周康王的，但是后人在读的时候觉得全诗没有提到周康王，因此这种解释是不对的。宋代学者在解释的时候认为这就是一首爱情诗，写的是“一个男孩碰到一个采荇菜的女孩，然后悄悄地爱上了她”，但李山教授认为，“理解诗歌，不能只看里边出现了男子和女子，就断定是爱情诗，这种想法是不对的”。首先，爱情诗常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叙述，而不是本诗这样的第三人称；其次，钟、鼓、琴、瑟，是高级贵族家里才可使用的乐器。“它是一个典礼的歌唱，淑女与君子成为好配偶，是在典礼中完成的”。

为什么婚姻这么重要呢？重要到需要在婚姻亲迎典礼上敲钟、打鼓、唱歌呢？李山教授指出，这是一个“文化问题”。周朝为了巩固政权，同姓不婚，而是王室的女儿、诸侯的女儿嫁到外姓中。也就是说，“人伦从婚姻关系的缔结开始”，这是中国人的逻辑，说明了家庭的重要性，所以说“《关雎》就是上面所说的中国逻辑之下的一个作品，这是它的文化品性”。

李山认为，《诗经》是擅打比方的，打比方是文学家的基本修养。例如“麻衣如雪”，形容白色的衣服像雪一样；“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形容修身的。《诗经》中有很多重复的句子，例如“如三月兮”“如三秋兮”“如三岁兮”，李山说，唐诗是从《诗经》发展而来的，《诗经》表达的是群体情感，唐诗表达的是个人情感；《诗经》是用来唱的，唱当然会重复，这和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有关，唐诗是不会有的。

“今天怎么读《诗经》？”李山认为，读《诗经》要把文化读法和文学读法相结合，了解一部经典，首先要知道这部经典产生的时代是否够宽阔够丰富，其次要知道这部经典是否为后续的文化创作发挥了作用，这不仅是在了解一部作品，也是在了解自己的精神历程。例如《伐檀》是反不公正的，这是我们在读《诗经》时应该读到的，也是一个民族真正的精神。把留存在文化中的活泼的民族生机转化成大家能看懂的语言，是学者应该做到的。

（摘编自陈雪《让〈诗经〉照进现代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