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饿了么”的全职骑手2017年月均收入在8000元以上，能力出众的“单王”月收入甚至可达3万元，这已远超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者的月均薪资。据报道，2018年富士康工人月平均工资为6000元，更何况普通制造业工厂根本拿不出富士康这么高的工资。结果就是：人往高处走，制造业则招不起人。

外卖骑手平均年龄在26—30岁之间，35岁以下占近70%。富士康27万名员工中，30岁以下的员工占到59.65%，看上去还算和外卖行业旗鼓相当，但相比2012年，年轻人的比例已经缩减了三分之一。不能吸引年轻人是对制造业的致命打击，一个失去年轻人的行业将会如同一潭死水。

不妨参考一下美国的情况。1970年后，美国传统制造业所在的“铁锈八州”人口增量严重放缓，反倒是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和佛罗里达三州人口激增。“加德佛”三州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此次人口大迁移，其实是就业人口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结果，被称为“服务业革命”。因此，外卖行业从制造业抢人，从本质上说，属于中国式服务业革命中的一个具体场景。

（摘编自吴晓波《为什么几百万中国年轻人愿意送外卖不想去工厂》）

材料二：

制造业工厂智能化、自动化设备的日益完善，从根本上削减了工厂对普通工人的用工需求。根据对国内2000家企业的调研，新技术应用对制造业普通劳动力岗位的替代率为19.6%。在技术迭代的形势下，外卖员成了国内制造业工人转行的主要选择之一，由工人转行的外卖员成了行业主流。

受疫情影响，今年劳动力市场需求下降明显，但高技能人才依然短缺，各技术等级或专业技术职称的空缺岗位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大于2.0。尽管如此，收入相对普通劳动力岗位较高的技工，依旧很难成为年轻人的优先职业选项。从一个基层劳动者的角度看，在大致相当的薪资区间，相比能快速入行的快递外卖员，花费更高的培养成本、冒着更大风险去学习高级技工课程，则显得投入产出比太低。而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缺乏专业技能的快递外卖员们，也很难找到快递行业之外的工作。

从整体上看，中国制造业的年轻劳动力就业确实在萎缩，新经济下的新兴服务业更能吸引年轻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更重视工作性价比、岗位尊重、工作环境等因素，工厂要想留住年轻人，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提升。

（摘编自赵一苇《年轻人都去送外卖了，中国的制造业怎么办？》）

材料三：

最近，“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去工厂”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有些媒体将某些工业生产厂家的用工荒与外卖送餐骑手数量迅速增长的事实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表面看似有理，实际上不合逻辑。

在相对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流向体现了市场的价值取向。外卖送餐骑手剧增和工业生产用工荒，是正常的市场现象，是劳动力市场流动和选择的结果。那些“宁愿……也不……”式的思维，其实还是受另一个非市场的价值标准支配着，这种认为去工厂高于当骑手的价值取向是那么令人不安。

然而，市场的无形之手正是通过配置资源来不断提高市场效率的，配置资源的过程也是不断提升劳动力市场价值的过程。工业生产用工荒，实际上反映了工业生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价值倒挂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既不能在减少外卖骑手的数量和收入上打主意，也不能在其他行业制造挤出效应以迫使劳动力转向工业生产行业，而只能顺应劳动力市场的行情，要么给劳动力以应有的价值，要么转业。那种“给6500元月工资还招不来一个成衣厂普工”的说法就多少显得矫情。6500元还招不来工，说明一个普工的劳动力市场价值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字。当然，个中原因并非仅仅是用工者付酬问题，更多的是整个市场价格信号体系以及税收、劳工保护、社会管理等体制性问题，而这也正是中国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理由所在。跳出“宁愿……也不……”式思维，才能找到工业生产用工荒的症结。

年轻人“宁愿”去送外卖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作为新业态的组成部分，外卖送餐行业的发展势头良好，前景看好，社会效益也同样很好。不能将这种市场现象与用工荒对立起来，进而做出损害外卖行业发展以补救工业生产用工荒的蠢事。

在经济发达国家，城市街道或高速公路上的车流中，快递车辆几乎抬眼可见。流通产生价值，流通实现价值。外卖送餐骑手是物流行业的劳动力，物流业是工业生产的延伸，是工业产品实现市场价值的必不可少的过程。外卖送餐行业发展迅速，说明其找准了市场需求，其结果是极大地扩容了餐饮市场空间，既提升了市场效率也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相关数据显示，仅美团外卖一家的日订单就达2400万，维系着360多万家商户和60万外卖骑手的生计，三成骑手月收入5000元以上，此外去年还有200多万兼职外卖骑手从平台获得了收入。这样的市场规模，吸引那么多“宁愿”的年轻人，奇怪么？

（摘编自光明网评论员《为什么有人惊诧于年轻人宁愿送外卖》）

材料一：

近几年，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汉服逐渐成为一种流行元素，穿汉服也从一种行为艺术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时尚潮流。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汉服爱好者达500多万人。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商品成为消费时尚，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国潮”。

国潮作为现代时尚景观中的独特呈现，其内容来源于优秀传统文化，外在形式则吸纳并融汇了当代大众审美。这种先锋与复古碰撞的创意，在追求个性化表达的青少年群体之中颇具吸引力，因此越来越多的产品开始搭上国潮的列车。除了已经流行起来的汉服、破圈的博物馆文创产品、成为各大景区标配的特制文创雪糕，白酒、口红、家具、家电等常见的消费品也都推出了各自的“国潮款”。

随着工业化的完成，西方社会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我国也在朝这一方向加速推进。在后现代社会，商品不再是仅有使用价值的物品，而更具有符号价值，人们消费某种商品，更多是为了获得商品所承载的符号意义。兵马俑造型的文创雪糕不比普通雪糕更甜，但正如网友所言：“逛着兵马俑吃着兵马俑造型的雪糕，有种穿越回秦朝的感觉，口中甜丝丝的味道勾起了我对那个朝代的无限好奇，引导着我重新学习了一遍秦朝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购买和消费国潮产品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种文化行为。在使用价值不变的情况下，国潮产品之所以受到追捧，关键是人们内心深处的文化自信被唤醒，希望通过时尚的形式走进并了解传统文化。

国潮产品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传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可是，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国潮产品对传统文化的开发利用仍然是浅层次的，往往重其表而轻其里。比如，一些品牌对于国潮的理解还停留在龙凤、图腾、繁体字上，甚至从古代随意挑选一个物件并将其化作具体“符号”印在服饰上，再染上年画风格的配色，就为自己打出国潮的噱头。这些附庸风雅的产品根本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国潮产品，说白了，不过是把传统文化当作装点门店的“包装纸”。还有一些国潮产品在设计中跟风猎奇，把诗文字词、典籍图画、车马舟船等古风元素进行生硬嫁接或胡乱杂糅，通过所谓后现代艺术化处理装饰门脸以示复古。更有甚者，张冠李戴，把日韩风当成国潮范。如此的国潮产品，降低自身文化品位事小，阻碍文脉传承事大。

国潮不是一种简单的包装，而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的深度融合，是一种精神哲学和文化信仰。国潮产品要想获得持久的生命力，需要在对传统文化认知、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其进行深度提炼萃取，同时还需要在产品设计之初就解决好“体”与“用”的关系，即传统文化到底是品牌营销的策略手段，还是产品应该具有的内在品质，毫无疑问，国潮产品的流行很大程度上缘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寻根热情。从文化的现代化演进来看，国潮产品厚植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是本土文化精神现代化重构中的重要内容，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活泼的时代性。如果把传统文化当作创造经济价值的手段，把国潮产品生产等同于一般的工业化制造，那就矮化了国潮的社会价值与精神意义。

（摘编自唐尚书《国潮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包装》）

材料二：

毋庸置疑，“国潮”火爆正当时。但是，在其火爆之下仍存在许多“不和谐”的因素，这些问题正在破坏着年轻人对“国潮”的好感。

关天玥就是被现象级火爆产品裹挟的“受害者”。谈起自己购买“国潮”的经历，关天玥无奈地叹了口气。“我就是彩妆摆设爱好者，”她调侃，“买一家换一家。”在关天玥看来，大部分她所购买的“国潮”彩妆，几乎都是打着国风元素和国货情怀吸引消费者，但是除了外包装之外，最重要的部分——内里却不能满足使用感，过度营销狂欢之后，失落感往往会包围她。“当卖完情怀，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韭菜能被割。”她说。

这也是当前“国潮”市场存在的现象。在她看来，虽然“国潮”发展势头正猛，但整个市场却鱼龙混杂。一方面，不少企业在过度营销“国潮”。“不仅服饰，日用品、美食、家电……几乎所有的品牌都在说‘国潮’，任何品牌挂着‘国潮’就可以成为‘国潮’。”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商家，打着“国潮”的噱头，实际只是在做简单的中国元素的叠加，做工粗糙，更谈不上能有核心的品牌文化。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张庆辉认为，市场是未来“国潮”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些问题应该靠市场的优胜劣汰来解决。而董妍认为，从国家层面制定一个整体的行业质量标准也刻不容缓，在此基础上，品牌才能在兼顾时代精神的同时，去发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和核心价值，打造品牌文化。

（摘编自张雅婕《“国潮”崛起正当时》）

阅读下面的文学，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主持人：您的杂交水稻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请问您，是什么促使您从事这项研究的呢?

袁隆平：我们现在13亿人口，人均大概一亩三分地；到2030年可能达到16亿人口，人均就只一亩地。我们要修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城市要扩大，还要退耕还林，退田还湖，每年减少几百万亩耕地，可是人口每年增加1000多万，这是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中国人能不能养活自己?所以，我们始终把产量放在第一位，努力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主持人：30多年前，您还是一个偏僻农村的教师，后来，正是您推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杂交水稻，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我想，您的探索之路，一定充满艰辛吧？

袁隆平：唉，几十年了，其间遇到的困难、挫折、失败，真是一言难尽！我的工作地点主要在试验，常常要到田里去察看，打雷、刮风、下雨时我也去，去观察稻子倒伏不倒伏，观察哪些品种能够经得起几级风，这很重要哩！

主持人：听说，您每天都骑着摩托车去稻田观察，从1979年至今，已经骑坏了八九辆车。除了能吃苦以外，搞科学研究还有什么是最重要的？

袁隆平：我认为，科学研究最基本的特色，就是创新，要不断地创新，不断向新的领域、新的高峰攀登。

(摘编自《袁隆平访谈录》)

材料二：

有人说，袁隆平具有敢于挑战的勇气和信心。在他决定选择水稻杂种优势利用作为自己的攻关方向时，并不知道世界上已有美国、日本等国的科学家从事过研究，但没有成功。这无疑是一道世界难题。他根据自己的实践，以科学家的胆识和眼光断定杂交水稻研究具有光辉的前景，他决心义无反顾地坚持研究。在理论与事实发生矛盾时，袁隆平的态度是尊重权威但不崇拜权威，不能跟在权威后面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不迷信权威的每一个观点。他知道，自己直接观察到的一些事实表明水稻具有杂种优势，“无优势论"是没有试验依据的推论，这一推论与自交系的杂交优势现象相矛盾，袁隆平坚信搞杂交水稻研究有前途，勇敢地向“无优势论”这一传统观念挑战，从而拉开了我国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序幕。

袁隆平认为，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进行人工去雄，如果用人工去雄杂交，就得一朵花一朵花进行，产生的种子数量极为有限，不可能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再一条路就是培育出一个雄蕊不育的“母稻”，即雄性不育系，然后用其他品种的花粉去给它授粉杂交，产生出用于生产的杂交种子。然而国内外都没有这一先例，甚至有著名学者断言这“不可能”。还有学者认为，像水稻这样一朵花只结一粒种子的“单颖果作物”，利用杂种优势必然制种困难，无法应用于生产。

袁隆平不打算退却，他很清楚他拥有的有利条件是其他国家科学家少有的：进行这项研究，中国有中国的有利条件，中国是古老的农业国，又是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之一，有众多的野生稻和栽培稻品种，蕴藏着丰富的种质资源；有辽阔的国土和充足的光温条件，海南岛是理想的天然温室，育种者的乐园；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组织科研协作攻关；有党的正确领导，任何困难都可以组织力量克服。直到今天，袁隆平都对为攻克杂交水稻难关在全国13个省区的18个科研单位进行的科研大协作感慨不已，认为没有这样的大协作，杂交水稻研究绝不会取得今天这样世界瞩目的成果。

1964年7月5日，“泥腿子专家”袁隆平又走进了安江农校的稻田，去寻找水稻的天然雄性不育株。他头顶烈日脚踩淤泥弯腰驼背去寻找这种天然雄性不育株，已是第14天了。突然他的目光停留在一株雄花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上，这正是退化了的雄蕊。他马上把这株洞庭早袖天然雄性不育株用布条标记。袁隆平欣喜异常，水稻雄性不育植株，终于找到了。

两年后，袁隆平的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它宣示了袁隆平培育杂交水稻的理论设想和实现途径，开创了水稻研究的新纪元。

(节选自沈英甲《喜看稻菽千重浪——记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

材料三:

沙漠能长水稻？日前，袁隆平带领技术团队，运用“四维改良”技术，在迪拜热带沙漠种植中国杂交水稻初获成功，让天方夜谭变成现实，作出改善沙漠生态环境、保障全球粮食安全的又一项中国贡献。

挑战“不可能”，体现的是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近年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国科技工作者“敢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勇于攻坚克难、追求卓越、赢得胜利”。从“天眼”探空到复兴号疾驰，从页岩气勘探到“海翼”号深海滑翔，一大批重要科技成果相继问世。依靠自主创新，不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中国正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宽广大道。

科技创新永无止境。正如袁隆平所说，常常是“跳过一个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着你”，“要是不能续跳，早晚要落在别人后面”。敢于挑战“不可能”，失志不移自主创新，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就会牢牢掌捏在我们自己手中。

(节选自《人民日》社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