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迹

王愿坚

山背后突然腾起了雪雾，冷风推送着浓黑的乌云疾速飞来，遮得天昏地暗；风吹起的积雪，夹着大片雪花，劈头盖脸地打下来。远处的山峰，近处的断崖，都笼罩在雪帘雾障里，前面队伍刚踩出来的路又模糊不清了。

指导员曾昭良深深吸了口气，搀着病号又吃力地向前走去。

路，越来越难走了。曾昭良觉得自己的脑袋仿佛胀大了几倍，眼前迸散起一串串金星。两腿好像被积雪吸住了，足有千斤重，每挪一步都要积攒浑身的力气。特别难耐的是胸口，好像塞进了大团棉花，透不出气来。这时候，要是能够坐下来歇歇该有多好；可是不行。山顶空气稀薄，在身体衰弱又极度疲劳的情况下，只要一坐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一步，两步……尽管走得很慢，雪路却终于一尺一尺地移到身后去了。约莫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奋斗，两个红军战士终于走完了这段艰难的路。

可就在这一瞬间，曾昭良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只见在这不大的雪坪上，东一个、西一个地坐着好几个红军战士——他们已精疲力竭了。

曾昭良的心像被揪了一把，又紧又疼，他忙扶着病号站好，指着下山的路，嘱咐几句；然后踉跄地向一个坐着的战士走去，但已经迟了——那个同志的胸口已经和胸前的手榴弹一样冰冷。他把手榴弹袋取下来挂在肩上，又挪向旁边一个年青的司号员。可是，就在他刚刚抓住小司号员肩膀的时候，那个被他扶上山来的病号却噗地坐下了。

曾昭良焦急地踩了跺脚：“怎么办？”

像是回答他的问话似的，一只手伸了过来，挽住了小司号员的另一只胳膊。

曾昭良抹去眼角上的雪水，定睛看了看来人。这人穿一身普通的红军单军衣，只是面容有些特别：连鬓的胡须上挂着冰碴，堆着白雪，浓眉上沾满了雪花，看上去简直是神话里的老人。那双眼睛，那么和善、亲切又充满智慧——这是一双熟悉的眼睛，可是到底在哪里见过，曾昭良却想不起来了。

那人深深地喘息着，显然也在积攒着力气。过了一小会儿，才点头示意：“来！使劲！”

两人一齐用力，把小司号员搀了起来。

那人爱抚地扬起袖子，掸了掸司号员脸上、头上的积雪，然后转身，向着山顶上的人们说道：“同志们，革命，需要我们往前走哇！”

声音不高，却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顿时，坐下来的人们一齐向这人望过来，那一双双眼睛里都闪出兴奋和喜悦的光彩。人们低声传告着什么，有的在努力站起来，有的已经在别人的帮助下站了起来。人们扛起了枪，挽起了臂膀，结成了一条人的长链，缓缓地向着山下移动了。

一个警卫员模样的人，扶着一个炊事员来到那人身边，低声说：“走吧，您身体不好。”那人轻轻拂去警卫员的手，没有应声。他默默地望望山后，又望望曾昭良。突然，他把一只手搭到曾昭良的肩头上，问道：

“是党员吗？”

“是。”曾昭良回答。

“累了吧？”

曾昭良望着那双亲切的眼睛，点了点头。

“是啊，困难！”那人深深地喘了口气，“可是，要是不困难，要你，要我，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他手抚胸前，喘息了几下，又向曾昭良靠近了些，压低的声音里透着关切，“同志！——你看见了，这里需要留下一个人。”

“是，需要。”曾昭良应了声，思索着这话里的意思。

那人伸手摸了摸曾昭良身上的衣服，然后摸着自己身上，又打量着周围的人。曾昭良明白了：他大概是想给我找一点御寒的东西。

但是警卫员连忙打开皮包，把纸和铅笔递过来。

那人笑了笑，拿起铅笔，向着手上哈了口热气，然后飞快地写着：“不要停下，继续前进！”

曾昭良完全明白了自己的任务。他庄严地立正，问道：“这命令是……”那人微微一笑，在命令的后面签上了三个大字。曾昭良看着这个所有红军战士都衷心敬爱的名字，浑身的血液都热起来了。

“是！周副主席！”曾昭良激动地接过命令，举手敬礼，并且庄严地复诵着：“不要停下，继续前进！”

“同志！”周副主席点了点头，“我们走的路，还很长很长。”他紧紧地握住了曾昭良的手，“好，你带走一批之后，把任务交给下一个同志。”

说罢，他搀起了小司号员，向前走去。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来，关切地嘱咐道：“同志，记住！千万不能停下啊！”

（有删改）

火

王愿坚

林大妈住在东山岛的一个小山上，山前是一列大山岭，山后靠海是一马平川的平地。林大妈的屋后有一片竹林。她和小儿子阿根，就靠这片竹林过日子。

林大妈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背弯、眼花、牙也掉了半嘴。可是，她偏偏不服老，每天拄着拐杖，夹着弯刀，钻到竹林里，这里扫扫烂竹叶，那里给笋芽松松土，一磨蹭就是一天。有时不小心踩断了一棵笋芽，她就心疼得一天吃不下饭去。

林大妈这样没死没活地干，她是有打算的，这个打算在她心里已有十几年了。十几年前，她老伴临死的时候，对她说：“你跟着我苦了一辈子……咱俩受点苦也算不了啥，只要孩子……无论如何得给他成个家，抱个孙子……”从那时起，林大妈就想积蓄点钱，好给孩子成家。可是，她刚积了几个钱，要给大儿子阿桂成亲，却碰上蒋军撤退，阿桂被抓去了，几年的积蓄被抢得一干二净，林大妈只好带着小儿子过着苦日子。

但是，不管日子多么苦，林大妈给儿子成家的念头始终没有断。蒋军抓去大的还有小的，现在小儿子也长大了，当上了民兵；听说在山下村里还找了个对象呢。

于是，林大妈干得更起劲了，把那又壮又直的好竹子一根根地拣出来，捆好放在一边存起来，一有空就来看看竹垛，数数捆数，点点根数，心里盘算着：“到时拿几捆换木料搭三间房子，剩下的卖给合作社，买布、买猪肉……一定把喜事办得风风光光的。”

就在这个时候，东山岛的战斗发生了。林大妈家前的那座大山上，成了战场，数不清的解放军战士攻上山去打敌人。

夜里伸手不见五指，阿根到民兵队去集合了，林大妈靠在竹子垛上，摸着心爱的竹子。大炮“咕咚咕咚”地震得人心跳，林大妈望望战场，想起了那些抓走大儿子的蒋军又来了，这群狗东西啊，我这竹子……

忽然，一阵脚步声从竹林后面传过来，越来越近，接着几十条黑影窜过来，为头的压低嗓子喊：“什么人？过来！”

林大妈吓坏了，她哆哆嗦嗦地走过去，一下被那家伙抓住了。

“快说，这山上有没有你们的解放军？”

林大妈告诉他们，这山上没有别人，只有她一个孤老婆子。

那人推她一把说：“去，烧开水！”

“没有柴火！”林大妈稍微清醒了些。

“这里有！”外面的人拉进一捆竹子，“咔嚓咔嚓”折断了，丢给她。

竹子，就是林大妈的命啊！现在，她忍住心痛，慢吞吞地把锅里添上水，刚要擦洋火，一个蒋军拉住她：“把门关起来，不要让火光露出去！”林大妈关上门，点起火来。竹子在火里烧得啪啪地响，每响一声，林大妈的心就抖一下，这不是烧竹子，简直是烧她的心。

就在这时候，蒋军们忙起来了。蒋军军官说：“再过半个钟头就开始，我们从海上摸到这里，要从后面打他们！只要打下前面的那个大山头，”他用手朝大山一指，“我们就能占领全岛。听明白了没有？”那个蒋军军官瞟了林大妈一眼。林大妈连忙转过脸去，向灶坑吹了几口气，假装没听见。

蒋军的话，林大妈虽说不能全听懂，但是意思是知道了。她闭着眼，心里好像烧滚了的锅：这些土匪就是抓走大儿子阿桂的蒋军！现在又来了！我得赶快去报告！可是怎么去呢？要是阿根在家就好了。

她想：我死了倒没啥关系，只要人民解放军能保住东山岛，往后阿根就有好日子过。

她想着想着，忽然眼前一亮，听见“啪”的一声。她睁眼一看，原来蒋军们正在抢水喝，一个蒋军踢着了竹火，照得满屋亮堂堂的。那个蒋军军官火了，就打了那家伙一个耳光。

这时，林大妈心里一下子亮了，她暗暗骂道：“畜生，你们怕火呀！”她有办法了，趁着蒋军不留意，拿着一盒火柴，偷偷地溜出屋子。

摸呀，摸呀，竹垛摸到了，她的心跳得很厉害，手也在发抖。她想这竹子就是准备给孩子办喜事用的，只要火柴一擦，就要烧个精光，可是一想到屋里这些可恨的蒋军，立刻把心一横：“不，一定得烧，一定得让解放军知道！”她咬紧牙根，抓出三根火柴并在一起，“嚓！”一道亮光，焦干的竹叶一点就着，火苗着旺了。火被风一吹，一会儿，火柱冲上天空。

火光把敌人吓坏了，一个蒋军像疯狗一样扑向林大妈，因为怕解放军听见，没敢放枪。林大妈抡起拐杖，拼上全力向蒋军打去，接着一头撞到蒋军的怀里……

她醒来的时候，是大白天了，原来自己躺在担架上，身边站着阿根和一个姑娘，还有一大群解放军同志！

林大妈望了望那堆竹子灰，两眼直瞪着儿子，呆了半天，才想到昨夜的事，说：“孩子，我对不住你，你那竹子叫我烧了。”阿根向那个姑娘笑笑，又转过脸对林大妈说：“妈，你不要心疼那竹子了。你知道，亏你那一把火才保住了咱们东山岛哇！”

林大妈望望她那片可爱的竹林，望望解放军同志，又望望儿子阿根和那个不认识的姑娘，愉快地笑了。

1954年2月2日

（有删改）

老妈妈

王愿坚

我问：“刚才那个女同志是谁？”

旁边的同志说：“同志们都管她叫老妈妈。算咱这个医院的副队长，又是政委、看护员、炊事员、采购员……反正这洞里的事她一手包干。人倒是个好人，就是年岁大了，腿脚不灵，嘴又啰唆……”听着听着，我不知不觉又睡着了。

天放亮的时候，外面的联络员传递回消息：“外面到处是敌人，在找伤员。”一听这情况，洞里顿时乱了起来。旁边的老刘第一个放大嗓门儿喊着：“唉！这下子可完了，完了……”我也急得不知怎么是好。

正在这时，老妈妈忽然霍地站了起来，走到老刘跟前，厉声地说：“老刘呀，什么完了，完了！你想想，你说这话能对得住长征路上的那些同志不？……”她从腰里摸出一件什么东西，用力抖了抖，里面铮铮作响，“这是特委留下的钱，我可以偷着下山买米给你们做饭吃；钱花光了，我就是下山讨饭，也不能让你们饿着……”

她说完话，洞里鸦雀无声。

山上的松涛呼啸着，风，把早晨的浓雾一团团地刮进洞里来。

休息了一会儿，老妈妈欠起身，低声叫道：“主力上下来的张同志，你能到外面来吗？”

洞外，是一块光坪。太阳已经露脸了。从弥漫的大雾里看去，像个通红的大火球。她搀着我向一棵大树走，忽然自言自语地说：“大妈，有开水吗？我可要开的。”

听到这句话，我不由得一怔。迎着朝阳，我眯着眼睛仔细地打量起了她。苍老的脸上，刻着一条条深深的皱纹，门牙也残缺不全，在她的左眼下，有一个黄豆大的疤痕……想起来了。三年前秋天，我奉命到潮汕地区去和一个新成立的组织接头。这是我们约定好的联络暗语。她就是我的联络人。她比三年前老多了，看上去约有六十岁的样子，嘴角上添了皱纹，鬓角也花白了。

她把我扶到树下一块石头上坐好，收敛了笑容，说：“老张，这里就咱两个在党，得把这担子担起来。”

我们把事情商量好了，又回到洞里。大概因为我是主力上来的，又是个干部，大家都同意我暂时负责。我拿过那支驳壳枪来擦着。这工夫，老妈妈早已趁着雾大、不会暴露目标的时候，点上了火，烧了开水；她把开水舀出来一些，冲了盐水；又把米下到锅里。然后，端着一茶缸盐水，挨个给伤员擦洗、包扎伤口。她这一切做得那么仔细，那么沉着，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护士似的。这种镇定的情绪感染着洞里的所有人，大家都安定下来了，人们脸上又露出了笑容。

老妈妈把事情弄完了以后，抄起一根竹杖，对我说：“我去了。”

时间真难熬啊，太阳已经落了，还不见老妈妈回来。我出去瞭望了好几次，除了遍山荒草、大树、怪石，什么也看不到。更难的是粮食没有了，同志们都在忍着饿呢！

黄昏时分，我决定顺着山路去找找看。我沿着小路往下爬了约莫半里路，实在爬不动了。我靠着一棵大树，四下瞭望了一下，远远地看见路旁草丛里好像有一个人影在蠕动，我警惕地掏出了枪，问了声：“谁？”一个微弱的声音回答：“是我。”我走上去一看，正是老妈妈。只见她脸上、手上满是血迹，两肘两膝上的衣服也破了。她趴在地上，头前放着一个包包，她用手和头顶着那个包包，正吃力地往山上爬。我连忙跑上去，激动地叫了声：“妈妈！”她见我来了，咧开干燥的嘴唇笑了笑。我用一只手拎着东西，她扶着我，就上了山。

她一进洞口，就忘记了劳累，挤在人堆里，看看这个，瞧瞧那个，像多久不见的亲人一样。她摸着年龄最小的和伢子的手，抱歉地说：“孩子，饿坏了吧；上了几岁年纪，走道不利索，真是……来，”说着，解开了包包。这个包包简直是个杂货摊，里面有约莫十来斤的一小袋米，有打糕，有窝窝、红薯、干红薯丝子，有一块豆腐，有一个小南瓜，还有几卷各种颜色的布——大概是给我们包伤口用的。她把可吃的东西按人们的伤情轻重分了分。

同志们饿了一天，现在每人都拿着一样东西吃起来。大家有说有笑，洞里的空气顿时活跃了。正吃着，忽然和伢子喊了声：“老妈妈哪里去了？”

我连忙跑出洞来找，只见她老人家正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两手捧着一样东西在吃呢，见我去了，忙把手里的东西掖在衣服底下藏起来。我好奇地抢过来一看，原来是一块草根、菜叶、红薯丝、烂南瓜杂拌的窝窝。我眼眶子一热，一把抱住她：“妈妈，您……”

“别嚷，别嚷，别叫同志们听见。”

我硬把自己手里的一块煮红薯和她换过来。这天夜里，我被老妈妈的行动感动着，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清晨，老妈妈早早做好了饭，换完了药，又下山了。

一个白天，我把老妈妈下山讨饭的经过和她瞒着大家吃的东西给大家说了说。最爱嚷嚷的老刘也怔怔地沉默了一天，最后才对我说：“老张，我的伤势轻，有什么事只管叫我干，要不，我对不住妈妈呀！”……

日子过得飞快，我已经康复了。黄昏，我收拾停当，就要上路了。走出了好远，回转头来看时，只见老妈妈还站在岭头上向我张望，她那花白的头发，迎着山风，微微地飘动着。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