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作品源于“说话”,即面对听众现场讲述故事。出于讲说时的备忘及传授生徒的需要,不少“说话”人委托他人把讲说的故事内容用白话记录下来,其底本即所谓的“话本”。话本这种体制,唐人讲唱佛经故事,已开其端。两宋以来,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到了明代,为适应社会听众的需求,文人们模拟话本形式进行小说创作的风气颇为盛行;现在人们称这类模拟作品为“拟话本”。无论是“话本”还是“拟话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本中都能明显地感觉到一个传统,“说话”人声音的存在。美国汉学家梅维恒充满洞见地指出:“要对中国小说的产生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我们必须确定一下这个事实,即差不多所有唐代以后的通俗虚构小说都假托了一个说书者。”
为了理解中国白话小说中“说话”语境与叙事文本的关系,梅维恒认为重温韩南的“模拟语境”概念很重要。所谓“模拟语境”,“指的是一篇小说得以在其中传播的情境语境。在中国白话小说中,模拟情境自然是说书人为听众讲故事的情境。”梅维恒进一步指出:“模拟语境”指涉的是书面文学中的“口述性痕迹”,“特别指白话小说作者或编者为创造一个故事讲述的气氛而运用的词汇、技法。”这种在叙事文本中刻意模拟“说话”场合的“模拟语境”,是中国小说叙事传统中特有的一种修辞策略。王德威甚至认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很多重要特征都和“模拟语境”的营造息息相关:“在晚元时期的长篇小说中,作者将整部作品分割成一段段的章节,分别赋予其回目,以借此模仿说话场面若断若续的情境。”总而言之,唐代以后的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基本上都存在一个“模拟语境”,这个“模拟语境”就是一个刻意模拟“说话”场合的“叙述空间”。
当然,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中的“模拟语境”并不都是模拟“面对面讲述的”说书场所,有些作家亦会在叙事文本中做出极富创造性的探索。与唐传奇中的“叙述空间”相比,《红楼梦》中的“叙述空间”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前者一般是纪实性的,后者则具有明显的虚构性;前者是对“说话”语境的叙述,后者则是对书写文本的传抄和批改;前者的“叙述空间”是一个单一的“说话”场所,后者的“叙述空间”则包括两个不同性质的空间。无疑,这些变化都是曹雪芹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所作出的极富天才的突破和极具创造性的贡献,而所有这些最终都汇入中国小说叙事传统的川流之中,并成为这一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摘编自龙迪勇《叙述空间与中国小说叙事传统》)
材料二: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主潮实际是由宋元话本发展起来的章回小说。白话利于叙事、描写乃至抒情,可章回小说脱不掉说书人外衣,作家就只能拟想自己是在对着听众讲故事。即使只是拟想的,那么作家就只好讲故事,而且只能以说书人口吻连贯讲述以情节为中心的故事。“五四”作家自觉地把写作对象定为“读者”而不是“听众”。报纸、杂志的出版,使小说可以“朝脱稿而夕印行”,甚至下章还没动笔,上章已印成铅字与读者见面。书籍的大量印行,使作家不再谋求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而是直接迅速地跟读者对话。由拟想中讲故事到明确地写小说、这一转变使作家得以认真考虑“写——读”这一传播方式可以容纳的各种技巧。说书人口吻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小说也不一定非以情节为结构中心不可了。中国小说这一传播方式的转变——从口头化到书面化、无疑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背景。
(摘编自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导言》)
材料三:
中国传统的故事结构模式,应主要归因于说书艺人的“说——听”模式,注重情节的渲染。五四时期,全国时局动荡不安,人们对民族危机、民族前途的关怀已超越了对消闲文艺的需要。“五四”作家很少考虑借曲折的情节吸引读者,也不善于编故事,却善于捕捉一种属于自己的时代特有的“情调”,这种情调是“五四”特有的,虽愤世嫉俗却不失赤子之心、虽略带夸张却不乏真诚的“凄冷”情调。“五四”作家强调文学应贴近日常生活、表现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作家们的平民意识摆脱了离奇情节的诱惑,因此情节不再是短篇小说的主角。同时,西方小说中“心理化”“诗化”等理论,促使着“五四”作家谈化小说情节,实现小说结构重心偏离于情节之外。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中,成功地采用了独白式的心理分析。之后,“独白”包括日记体、书信体小说几乎成了该时代作家最喜欢采用的小说形式。这种叙述方式,是对以情节为中心的传统小说叙事结构最强烈的冲击。
(摘编自许勤超《“五四”作家对中国短篇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
【小题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拟话本”是在“话本”这一文学体裁的基础上,为了适应社会听众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小说类型。 |
B.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模拟语境”是说书人为听众讲故事的情境,也是为创造气氛而运用的词汇、技法。 |
C.白话利于叙事,所以更适合于进行小说创作,也使得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具有注重情节渲染的特点。 |
D.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形成或者转变,与传播方式、时代背景等因素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
A.材料一借助“模拟语境”的概念,分析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的叙事传统及小说作家的创造性探索。 |
B.材料二认为只有认真考虑“写——读”这一传播方式的各种技巧,才能明确地写小说而不是讲故事。 |
C.材料三以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为例,强调了“五四”作家对以曲折情节取胜的古代小说的否定。 |
D.材料二和材料三分别论及“五四”时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与材料一之间构成总分的关系。 |
A.《红楼梦》虚构了女娲曾经炼石的“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这一“叙述空间”。 |
B.《红楼梦》先是石头的“回忆录”,后经空空道人“传抄”,最后由曹雪芹编纂而成。 |
C.《红楼梦》中的“说话”场所,从“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转变为了“悼红轩”。 |
D.《红楼梦》将整部小说分割成一段段的章节,分别赋予其回目,借此模仿说话的场面。 |
【小题5】中国小说叙事模式在“五四”时期发生了哪些转变?请简要概括并分析其原因。
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意象原型及其释义
①叙事作品之有意象,犹如地脉之有
②意象一词,在中国语言发展史上,先秦萌芽,汉代成词,六朝用于文学,唐宋沿用,明清而火行。最初把“意”与“象”组合成词者,是汉代王充《论衡·乱龙篇》:“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为侯,示射无道诸侯也。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这里记载的是远古时代的射箭礼仪,画布为“侯”就是在布上画动物形象当作箭靶。熊麋虎豹鹿豕,正面画其头于正中箭靶之处。郑玄解释说:“射熊虎豹,不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养也。”射箭的行为表象里,隐含着政治文化密码。
③把意象一词第一次用于文学理论者,是文论巨著《文心雕龙》:“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使玄解之宰,寻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刘勰在这部书里认为,运转文思首先应该使创造性的心灵处在排除杂念而空灵透明的、也就是所谓“虚静”状态,在这种心理状态中把学识、才情、阅历与文字表达能力相汇合。这个汇合点就是意象。
④也许正是由于存在与民族思维方式的潜在联系,意象一词虽然没有经过文论家郑重其事的界定和论证,却在唐宋以后依然不绝如缕地被使用着,而且逐渐通用化。唐代司空图《诗品》论“缜密”说:“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其间讲了意象操作的一种形态,这就是在意象细致绵密的运作中,真迹已经描写出来了,却没有露出描写的痕迹,一切显得自自然然,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妥帖程度。
⑤明代以后,意象成了比较常用的术语,作为诗学品格的标准。如果一首诗运用了别具蕴味的意象,这首诗的品味就高。李东阳论诗,也手持意象尺码,以此衡量一首诗的品位。他说:“‘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人但知其能道羁愁野况于意之表,不知二句中,不用一二闲字,只提掇出紧关物色字样,而音韵铿锵,意象具足,始为难得。”(《麓堂诗话》)这是一连串表象的无语法的对接,而以各种表象的相互反照、相互撞击和相互阐发,在表象的接缝之间及其形成整体之际,酝酿着独特的时空观和旅途情调。
⑥在清代诗人叶燮看来,经过意象组合起来的情、事、理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经过深刻地诗化了的理、事、情,其中已经融合了诗人的独特体悟、联想、变异和点化。即,意象不等于而大于“意+象”。
⑦由上述考察,我们可以对意象的含义进行概述:第一,意象是一种独特的审美复合体,既有意义的表象,又是有表象的意义。第二,意象在聚合过程中融合了诗人的神思和才学意趣,为让人反复寻味的生命体。第三,意象综合多端,形成多构,它的生成、操作和精致的组构,对作品的品位、艺术完整性及意境产生较大影响。
(选自杨义《中国叙事学》,有删节)
【小题1】第①段加点词“矿藏”在文中指的是【小题2】第①段指出中国叙事作品具有丰富意象的条件,对此理解
A.汉语的格、数、时态等特点使得汉语能超越时空限制,能沟通多种文化。 |
B.汉民族各种宇宙观相互渗透,使得超越时空的汉语能携带许多文化密码。 |
C.中国诗歌善于运用意象抒情,因此创制了丰富的意象并向其他文体渗透。 |
D.中国文字的词语汇聚着历史、神话、自然和人的多种信息,触动人的联想。 |
①王五的诗运用了别具蕴味的意象,所以他这首诗的品味就高。
②王五的诗没有运用别具蕴味的意象,所以他这首诗的品味不高。
③王五这首诗的品味很高,说明他运用了别具蕴味的意象。
④王五这首诗的品味不高,说明他没有运用别具蕴味的意象。
A.①③ | B.②④ | C.②③ | D.①④ |
【小题5】根据第⑦段观点,结合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水调歌头·游泳》,分析其诗词中“水”意象的含义。
附:
《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毛泽东作于一九五六年六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不是个好人。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
打一个譬喻来说明:在我们比赛足球时,裁判官吹了哨子,说哪个人犯规,哪个人就得受罚,用不到由双方停了球辩论。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每个参加比赛的球员都应当事先熟悉规则,而且都事先约定根据双方同意的规则之下比赛,裁判员是规则的权威。球员对于规则要谙熟,技艺要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的程度,他需要长期的训练。如果发生有意犯规的举动,就可以说是训练不良,也是指导员的耻辱。
这个譬喻可以用来说明乡土社会对于讼事的看法。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常有的。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的动机,偷偷地越出规矩。这种人在这种秩序里是败类无疑。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父亲得受刑罚,甚至教师也不能辞其咎。教得认真,子弟不会有坏的行为。
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我记得一个很有意思的案子:某甲已上了年纪,抽大烟。长子为了全家的经济,很反对他父亲有这嗜好,但也不便干涉。次子不务正业,偷偷抽大烟,时常怂恿老父亲抽大烟,他可以分润一些。有一次给长子看见了,就痛打他的弟弟,这弟弟赖在老父身上。长子一时火起,骂了父亲。家里大闹起来,被人拉到乡公所来评理。那位乡绅,先照例认为这是件全村的丑事。接着动用了整个伦理原则,小儿子是败类,最不好,应当赶出村子。大儿子骂了父亲,该罚。老父亲不知道管教儿子,还要抽大烟,受了一顿教训。这样,大家认了罚回家。那位乡绅回头和我发了一阵牢骚:一代不如一代,真是世风日下。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当时体会到了孔子说这话时的神气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无讼》)
材料二:
“无讼社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成都市中院提出的诉源治理。成都市法院2016年8月制定了《关于全面深入推进诉源治理的实施意见》要求辖区内21个基层法院结合当地实际就诉源治理工作进行创新探索。成都市大邑法院依据诉源治理和本县司法实践,倒逼出“无讼社区”建设,取得很好的示范效应。
大邑县地处成都远郊地区。随着城镇化建设和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传统行政区划被打破,熟人社会环境瓦解,各种纠纷日渐增多。近几年大邑县法院受理案件总量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2018年县法院受理案件6502件,而员额法官只有31名。相应的大邑县基层调解组织弱化,传统的矛盾纠纷大多依赖行政化解,社会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作用发挥削弱。
2016年8月,大邑法院开始探索将“无讼社区”的理念融入城乡社区的治理实践中,并逐步在全县城乡社区建立和推广“1+N”数字综合调解平台体系。平台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调解社会矛盾为突破点,高标准打造“无讼空间”,建立了人民调解、法院调解、公安调解和司法调解等社区调解的常设机构。针对不能调解和不愿调解的案件,引导当事人通过“1+N”综合调解平台进入“诉调对接”的法律程序,并在大邑县法院、各分支法庭和各乡镇街道社区设立“诉调对接”的三级网络平台。
大邑县首先在广泛民意基础上制定了《无讼公约》,其次按照民主决策议事程序,商议讨论形成村规民约。《无讼公约》在潜移默化中成为村民办事标准和行为规范,使大量纠纷在基层群众自治中得以化解。并通过依法选举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调解员,使社区自治组织得以修复、完善和壮大,并发挥应有功能,助推社区居民将自我管理和服务、自我约束和发展的自治精神落到实处。
大邑县建立了以法官、律师、心理咨询师、金牌调解员等为主体的72人调解专家库,根据入库专家工作经历和专业特长,分为婚姻家庭纠纷、交通事故纠纷、劳动争议纠纷等11个专家组,面对面参与调解所辖区域内疑难复杂和专业性较强的矛盾纠纷。并结合重要时间节点,把与日常纠纷相关的法律法规常态化地融入法治宣传活动中,引导城乡社区居民知法守法用法。
大邑县通过政府搭台、社会参与的方式,引导各地德高望重、善于调解的居民成立品牌化调解室。通过树立道德典范,发挥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凝聚带动作用,在化解矛盾纠纷的同时将德治的理念融入乡村治理实践中,明显带动了社会风气的好转。
自2016年8月“无讼社区”建设以来的3年间,诉前分流16358件,同期法院民事受案数6974件,70.11%的矛盾纠纷在镇、村(社区)得以化解,法院司法确认案件806件。据大邑县法院提供的数据,仅2018年通过“1+N”综合性调解平台调解案件6271件,调解成功5749件,涉及人数17743人,城乡社区居民对“无讼社区”的认可接受度稳步提升。
(摘编自包路芳《费孝通的“无讼”思想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
【小题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费孝通看来,传统的乡土社会注重礼治,要求人们服膺传统规则;同时,地方官在维持礼治秩序时,应优先考虑教化。 |
B.从材料一第四段列举的实例来看,乡绅进行调解的过程其实就是教育的过程,可见在乡土社会中,外在的监督不必存在。 |
C.大邑县建设“无讼社区”的举措能够很好地节省当地的司法资源,也能够促进当地基层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
D.“1+N”数字综合调解平台注重党建引领,包含不同的社区调解常设机构,在大邑县“无讼社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A.费孝通以足球比赛来论述乡土社会对讼事的看法,如乡土社会中有人破坏传统规则的情况如同足球场上有球员犯规。 |
B.从材料一可以看出,费孝通在论述中能够引用孔子的话,还能够结合现实生活中的事例,说理深入浅出,观点鲜明。 |
C.大邑法院在诉源治理工作中进行创新探索,能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如各种纠纷增多、基层调解组织弱化等。 |
D.在“无讼社区”构建中,大邑县不仅考虑“德治”,还考虑“法治”的作用,如将各种法律法规融入法治宣传活动中。 |
A.南宋诗人陆游在家训中说:“纷然争讼,实为门户之羞、门户之耻。” |
B.明代王阳明在其管辖区内推行“十家牌法”,令“十家之内,但有争讼等事,同甲即时劝解和释”。 |
C.宋代,江西等地的蒙馆开设讼学,用《邓思贤》公理杂字》等讼师秘本来教授生徒。 |
D.明朝颁布的《教民榜文》规定:“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辄便告官,务要经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 |
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应放在第
【小题5】有学者认为大邑法院在开展“无讼社区”建设时,能够“吸收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无讼’的积极因子”。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对这一观点的理解。
①世界文学的辉煌殿堂对每一位有志者都敞开着,谁也不必对它收藏之丰富望洋兴叹,因为问题不在于数量。有的人一生中只读过十来本书,却仍然不失为
②当今之世,对书籍已经有些轻视了。为数甚多的年轻人,似乎觉得舍弃愉快的生活而埋头读书,是既可笑又不值得的;他们认为人生太短促、太宝贵,却又挤得出时间一星期去泡六次咖啡馆,在舞池中消磨许多时光。是啊,“现实世界”的大学、工场、交易所和游乐地不管多么生气蓬勃,可整天呆在这些地方,难道就比我们一天留一两个小时去读古代哲人和诗人的作品,更能接近真正的生活么?不错,
【小题2】请用简明的语言概述作者在第①段里想要表达的观点。
【小题3】作者说“有的人一生中只读过十来本书,却仍然不失为
【小题4】以下说法不合文意的一项是( )
A.第①段中加点词“戕害”在文中的意思是“伤害”、“损害”。 |
B.第②段中“读得太多可能有害”的原因是一味获取大量僵死的知识,脱离生活。 |
C.第②段指出“为数甚多的年轻人”不倾心于读书的现象,目的是为了点出书籍不应该成为生活的竞争对手。 |
D.选文第①段、第②段采用了对比、反问的修辞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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