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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被斗败的人（节选）

海明威

［主人公老斗牛士曼纽尔在大病初愈后，全然不顾老板的压榨和朋友的劝阻，坚持要求斗牛，成为不卖座的夜场候补斗牛士。］

如今，他面对着公牛，同时意识到许多事情。牛角就在那儿，一个裂开，另一个又尖又光滑，他得侧着身子朝左边那个角又快又准地逼近，放下红巾，叫牛跟着红巾下去，然后在牛角上面扑过去，把剑扎进像一个五比塞塔硬币那么大的一小块地方，然后必须从两个牛角中间缩回身子。他意识到必须做所有这一切，但是他唯一的念头：“又快又准。”

“又快又准，”他一边挥动红巾，一边想。又快又准。又快又准，他把剑从红巾上抽出来，侧身朝着裂开的那个牛角，放低红巾让它横在他身前，使自己握着剑的右手齐他的眼睛，顺看下垂的剑锋瞄准牛肩中间那块隆起的地方。

他又快又准地扑到牛身上。

一下冲撞，他只觉得自己给猛的一下顶了回来，重重地摔倒在沙地上。牛在他上面。曼纽尔躺在那儿，像死了似的，牛在抵他。抵他的背，抵他那埋在沙土里的脸。他感觉到牛角戳进他交叉着的胳臂中间的沙土里。牛抵着他的腰。他把脸埋进沙土里。牛角抵穿他的一个袖子，牛把袖子扯了下来。曼纽尔给挑了起来甩掉了，牛便去追披风。

曼纽尔爬起身，找到剑和红巾。“把脸擦干净，”他说。

曼纽尔又朝牛跑过去，用手帕擦着被血染污的脸。

公牛就在那儿。它现在离围栏很近。该死的牛。也许它全身都是骨头。也许没什么地方可以让剑扎进去。真倒霉，没地方！他偏要扎进去让他们瞧瞧。

他挥动着红巾试了试，公牛不动。曼纽尔像剁肉似的把红巾在公牛面前一前一后地挥动着。还是一动不动。

他收起红巾，拔出剑，侧身往牛身上扎下去。他感到他把剑插进去的时候，剑弯了，他用全身力量压在上面，剑飞到了空中，翻了个身掉进观众当中。剑弹出去的时候，曼纽尔身子一闪，躲开了牛角。

黑地里扔来的第一批坐垫没打中他。接着，有一个打中他的脸，他那血污的脸朝观众看看。坐垫纷纷扔下来，散落在沙地上。有人从附近扔来一个空的香槟酒瓶。它打在曼纽尔的脚上。他站在那儿望着扔东西来的暗处。接着从空中“呼”的一声飞来一样东西，擦过他身边，曼纽尔俯身把它捡起来。那是他的剑。他把剑放在膝头上扳直，然后拿着它向观众挥了挥。

“谢谢你们，”他说，“谢谢你们。”

呸，这些讨厌的家伙！呸，可恶的、讨厌的家伙！他跑的时候，脚底下给一个坐垫绊了一下。

公牛就在那儿。跟以前一样。好吧，你这讨厌的、可恶的杂种！你不动！好！他跨前一步把杆子的尖头塞进公牛的潮湿的嘴。

他往回跳的时候，公牛扑到他身上，他在一个坐垫上绊了一下，就在这时候，他感到牛角抵进了他的身子，抵进了他的腰部。他双手抓住牛角，像骑马似的往后退，紧紧抓住那个地方。牛把他甩开，他脱身了。他就一动不动地躺着。这没关系。牛走开了。

他站起身来，咳嗽着，感到好像粉身碎骨，死掉了似的。这讨厌的杂种！“把剑给我，”他大声叫道，“把那东西给我。”

富恩台斯拿着红巾和剑过来。

埃尔南德斯用胳臂搂着他。

“上医务所去吧，老兄，”他说，“别做傻瓜了。”“走开，”曼纽尔说，“该死的，给我走开。”

他挣脱了身子。埃尔南德斯耸耸肩膀。曼纽尔朝公牛奔去。公牛站在那儿，庞大而且站得很稳。

好吧，你这杂种！曼纽尔把剑从红巾中抽出来，用同样的动作瞄准，扑到牛身上去。他觉得剑一路扎下去。一直扎到齐护圈。四个手指和他的拇指都伸进了牛的身子，鲜血热呼呼地涌到他的指关节上，他扑在牛身上。

他伏在牛身上的时候，牛踉踉跄跄似乎要倒下；接着他站到了地上。他望着，公牛先是慢慢地向一边倒翻在地；接着突然就四脚朝天了。

然后他向观众挥手，他的手刚给牛血暖得热呼呼的。

好吧，你们这些家伙！他要说些什么，可是他咳嗽起来。又热又闷。他低头望望红巾。他得过去向主席行礼。该死的主席！他坐了下来，望着什么。那是公牛。它四脚朝天，粗大的舌头伸了出来。肚子上和腿底下有什么东西在爬。毛稀的地方有东西在爬。死牛。让牛见鬼去吧！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他挣扎着站起来，又开始咳嗽了。他再坐下来，咳嗽着。有人过来，扶他站直。

他们抬着他，穿过场子到医务所去，医生和两个穿白衣服的人正等着他。他们把他放在手术台上，给他剪开衬衣。曼纽尔觉得很疲乏。他整个胸腔感到发烧。一道电灯光照着他的眼睛。他把眼睛闭上了。

他听到有人踏着很重的脚步上楼来。然后他就听不见了。然后听见远远的声音。那是观众发出的声音。医生朝他笑笑。雷塔纳在那儿。

“你好，雷塔纳！”曼纽尔说。他听不见他的声音。雷塔纳朝他笑笑，对他说了些什么。曼纽尔听不见。

让这手术台见鬼去吧！他以前在许多手术台上躺过。他不会死。要死的话，会有一个神父在场。

舒里托对他说了些什么。举着剪刀。

对了，他们要剪掉他的辫子。他们要剪掉他的小辫子。就按曾经约定的那样，若今晚表现不好，就剪掉辫子，不再做斗牛士。

曼纽尔在手术台上坐了起来。医生气愤地往后退了一步。有人抓住他，扶着他。“你不能干这样的事，舒里托。”他说。

舒里托的声音他突然听见了，听清楚了。

“我干得好，”曼纽尔说，“我只是不走运罢了。”

曼纽尔又躺了下来。他们在他脸上放了一样什么东西。那东西很熟悉。他深深地吸着。他感到很疲乏。他非常、非常疲乏。他们把那东西从他脸上拿开。

“我干得好，”曼纽尔有气无力地说，“我干得出色。”曼纽尔张开眼睛，望望舒里托。要舒里托表示同意。“当然，”舒里托说，“你干得出色。”

医生的助手把个圆锥形的东西罩在曼纽尔脸上，他深深地吸着。舒里托手足无措地站着，看着。

（有删改）

在异乡^①

（美）海明威

秋天，战争不断进行着，但我们再也不去打仗了。米兰^②的深秋冷飕飕的，天黑得很早。转眼间华灯初上，这时沿街看看橱窗很惬意。商店门外挂着许多野味：雪花洒在狐狸的卷毛上，寒风吹起它们蓬松的尾巴；掏空内脏的僵硬的鹿沉甸甸地吊着；一串串小鸟在风中飘摇，羽毛翻飞着。这是一个很冷的秋天，风从山冈上吹来。

每天下午，我们都上医院去。葬礼的仪式时常在院子里举行。我的膝关节有病，从膝盖到踝节之间的小腿僵直，没有腿肚子似的。医生说：“一切都会顺利的。小伙子，你是个幸运儿。你会重新踢足球的，像个锦标赛选手。”

旁边的手术椅中坐着一位少校。他的一只手小得像个娃娃的手。上下翻动的牵引带夹着那只小手，拍打着僵硬的手指。轮到他检查时，少校对我眨眨眼，一面问医生：“我也能重新踢足球吗，主任大夫？”他的剑术非常高超，战前是意大利最优秀的剑术家。

每天，还有三个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到医院来。我们都佩着同样的勋章，除了脸上包着黑丝绢的小伙子——他在前线待的时间不长，所以没有得到勋章。

起初，因为我佩着勋章，那些伙伴对我颇有礼貌，问我是怎样获得勋章的。我便拿出奖状给他们看，上面尽是些冠冕堂皇的词语，诸如“RATELLANZA”“ABNEGAZIONE”^③，等等。但是，透过这些辞令，可以看出真正的含义：我受奖仅仅由于我是个美国人。打那以后，伙伴们对我的态度有点变了。

至于那位少校，杰出的剑术家，他可不相信人是勇敢的。每当我们坐在手术椅中，他总要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意大利语法。不过，他却夸奖我口语流畅。我们轻松自如地用意大利语闲聊。有一天，我对他说，“意大利语一学就通，说起来挺容易，我不太有兴趣了”。“嗯，不错，”少校说，“那你为什么不研究一下语法呢？”于是他就教我语法。不久，我感到意大利语完全变了样，以致当我脑子里语法概念模糊时，都不敢同他交谈了。

我可以肯定，少校不相信机械治疗，可他总是按时上医院，从不错过一天。当我学不好意大利语法时，他骂我是个丢人的大笨蛋，并且说，他自己也是个傻瓜，煞费心思来教我。少校长得矮小，却笔挺地坐在手术椅中，将右手伸入机器，让牵引带夹着手指翻动，眼睛直盯着墙壁。

“要是战争结束了，要是真有那么一天的话，你打算干些什么？”少校问我，“注意，语法要正确！”

“回美国。”

“结婚了吗？”

“没有，但很想。”

“你太蠢了，”他看上去很恼火，“一个男人决不能结婚。”

“为什么，少校先生？”

“别叫我少校先生。”

“为什么男人不应该结婚？”

“不该，就是不该，”他怒气冲冲地说，“即便一个人注定要失去一切，至少不该使自己落到要失掉那一切的地步。他不该使自己陷入那种境地。他应当去找不会丧失的东西。”

他说着，眼睛直瞪着前面，显得非常恼怒、痛苦。

“可为什么一定会失掉呢？”

“肯定会失掉，”他望着墙壁说，然后，低下头看着整形器，吱吱咯咯地把小手从牵引带里抽出来，在大腿上狠狠拍几下。“肯定会失掉，”他几乎大吼了，“别跟我争辩！”接着他对看管机器的护理员叫道：“来，把这该死的东西关掉！”

他回到另一间诊室去接受光疗和按摩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向医生请求借用电话，后来，门关上了。他重新回到这间房间时，我正坐在另一把手术椅中。他披着斗篷，戴着帽子，径直朝我坐的地方走来，把一条胳膊搁在我的肩上。

“真对不起，”他说，一面用那只好手拍拍我的肩膀，“刚才我太失礼了。我妻子刚去世，请原谅。”

“噢……”我惋惜地说，“非常遗憾。”

他站在那儿，咬着下嘴唇。“忘掉痛苦，”他说，“难哪！”

他的目光越过我，望着窗外。接着他哭了。“我简直忘不掉悲痛。”他边说边哽咽着。然后他失声痛哭，又抬起头，茫然呆视着，咬紧嘴唇，泪流满面，接着，挺起腰，带着军人的姿态，迈过一排排手术椅，昂然而去。

医生告诉我，少校的妻子很年轻，死于肺炎；少校直到残废不能再打仗后，才同她结婚。她只病了几天。谁也没料到她会死。在少校坐的手术椅的对面墙上，挂着三张照片，都是类似他的病例，但已整形，完全是正常的手了。我不知道医生打哪儿弄来这些照片的。我一向以为，我们这些人是第一批来试验医疗器的。不过，少校对那些照片却很淡漠，他只是向着窗外，凝望着。

（选自《海明威短篇小说选》，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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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的一天

海明威

他走进我们的房间关窗时，我们还没有起床，不过我发现他好像生病了，全身哆嗦，脸色苍白，步履蹒跚，似乎动一下就会疼痛至死。

“哪儿不舒服了，宝贝儿？”

“头痛。”

“赶快回床上躺着去。”

“不，我没事儿。”

“你先回床上去，我穿好衣服就去看你。”

不一会儿，他穿好了衣服，坐在火炉旁。这个九岁男孩看上去又虚弱又可怜，我摸了摸他的额头，烧得很厉害。

“上床躺着，”我说，“你发烧了。”

“我没事儿。”他说。

医生很快来了，给孩子量了体温。

“多少度？”我问医生。

“一百零二度。”

下楼后，医生留下三种药，是三种不同颜色的胶囊，并交代如何服用。一种是退烧药，一种是止泻药，还有一种是抗酸药。他解释说，流感病菌只有在酸性环境中才能存活。他似乎对流感很在行，还说只要发烧不超过一百零四度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只是轻度流感，只要当心别引起肺炎，就没有什么危险。

我回到房里，记下孩子的体温和服药的时间。

“要不要我读书给你听？”

“好的，您想读就读吧。”孩子说。他脸色苍白，眼窝下方有黑晕。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似乎漠不关心。

我大声读起霍华德·派尔的《海盗故事》，可我发觉他根本没有听。

“感觉怎么样，宝贝儿？”我问道。

“目前为止，还是那样儿。”他说。

我坐在床脚，自顾自地念着书，等着到时间再给他吃另一种胶囊。按理说他应该睡着了，可是我抬头一看，他正神情古怪地盯着床脚。

“怎么不去睡会儿？吃药的时候我会叫醒你。”

“我还是醒着好。”

过了一会儿，他冲我说道：“爸爸，要是您觉得心烦的话，就不用在这儿陪我。”

“没有什么可心烦的。”

“不，我是说，如果这事会给您带来烦恼的话，您就不用待在这里了。”我以为他有点儿神志不清了，十一点按医嘱给他吃完药，我便出去了。

户外有些寒冷，天空中下着雨加雪，飘洒在地面，形成一层薄冰，那光秃秃的树木、灌木丛、修剪过的树枝、草坪和空地，似乎都被笼罩在寒冰里。我牵着小爱尔兰塞特犬出门，沿着大路和结了冰的小溪往前走，可是，要在光溜溜的冰面上站立和行走，真是有点困难。红毛犬连跌带滑，一路趔趄，我也重重地掉了两跤，猎枪都被甩了出去，在冰面上滑出去老远。

一群鹌鹑躲在悬着树枝的高高的堤岸下，被我们惊飞了，我立刻举枪击落两只。有几只仍然栖息在树上，其他大部分都钻进了灌木丛。要想把它们赶出来，你得在生长着灌木丛的土地上跳几下。结果，你在这些又滑又有弹性的树枝上摇摇晃晃，还没站稳时，它们又飞了出来，你很难瞄准。我击落了两只，放跑了五只。不过，我在动身返程时，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群鹌鹑，不禁窃窃自喜，还剩下许多，改日再来寻觅猎捕。

回到家，家里人告诉我孩子不让任何人进他的房间。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千万不要被我传染。”

我走到他身边，发现他还保持着我离开时的姿势。他面色苍白，但两颊烧得通红，眼睛依旧一动不动地盯着床脚。

我测了他的体温。

“多少？”

“一百来度吧。”我说。其实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刚才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

“你的体温没问题，”我说，“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不担心，”他说，“可是我忍不住。”

“不要想。”我说，“放松点儿。”

“我挺放松的。”他说着，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显然，他在极力克制自己。

“喝点水，把药吃了。”

“您觉得这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

我坐下来，打开《海盗故事》，读给他听，但看得出来，他根本没兴趣。于是我停了下来。

“我大概什么时候会死？”他问道。

“什么？”

“我还能活多久？”

“你不会死。你这是怎么了？”

“哦，不，我会死的。我听到他说一百零二度。”

“人发烧到一百零二度是不会死的，你真是在说傻话。”

“我知道会的。在法国上学的时候，同学们告诉我，发烧到四十度就活不了了。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自早上九点起，整整一天时间，他都在等死。

“你这可怜的宝贝儿，”我说，“哦，可怜的傻宝贝儿，这就像英里和公里的问题。你不会死的。那种温度计不一样。用那种温度计测，三十七度是正常体温。而用这种温度计测，正常体温是九十八度。”

“您肯定？”

“十分肯定。”我说，“这就像英里和公里的换算一样。你知道，就好像我们车速开到七十英里，该换算成多少公里一样。”

“哦。”他说。

他紧盯着床脚的目光渐渐轻松了一些，一直绷着的那股劲儿也终于缓了下来。第二天，他轻松极了，为了一点儿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就大哭大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