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放眼全球，所有伟大文明的起源，无不伴随着神话幻想支配的文明奇观：埃及金字塔与斯芬克斯像，巴比伦神庙庙塔，迈锡尼的黄金面具，中美洲玛雅金字塔，等等。对照之下，中国文明起源期的文化奇观既不在巨石建筑方面，也不在贵金属的冶金术方面，而是突出表现在切磋琢磨的玉礼器传承方面。如凌家滩5300年前80公斤巨型玉猪，北方红山文化玉雕神祖像与南方玉雕羽冠神徽之类。还有延续五千多年，至今依然发挥经济作用的西玉东输路线——“玉石之路”。

②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文明起源期覆盖的地理范围非常广袤，与尼罗河、两河流域和希腊半岛孕育出的偏于一隅的文明古国截然不同。这就需要从理论上解释：为什么中国人能够不分地域、族属、语言的巨大差异，凝聚到一个文化共同体中？化干戈为玉帛，这一句古代熟语已道出此中奥秘，那就是认同到华夏文明特有的最高价值观。如《论语》所记孔子的发问：“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③需要认真思考的是，为什么礼神祭祖要以玉器为中介？以玉和帛为至高价值的国教信仰，究竟源于何时何地？研究表明，此类国家信念体系，建立在中国文明独有的两种物质的互动基础上。从文明的基因构成看，先于青铜时代王权国家，还有一个更早更深远的玉器时代，该时代铸就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注定给文明发生提供不变的价值导向。诸如完璧归赵、卞和献玉璞、周公手持玉璧玉圭和祖灵展开现场对话等故事，读书人早已司空见惯，却未能有效反思其所以然。其实，这和一万年来玉文化在东亚大陆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密切相关。史前玉文化的点线面传播过程靠什么因素得以实现？靠的是共同的史前神话信仰的认同力量。具体讲，以玉为神，以玉为天，以玉为永生不死的象征，这是一整套神话信念体系。此类观念的跨地域传播，在距今四千年之际覆盖到我国大部分地区。这是一个没有金戈铁马的精神统一的渐进过程。该过程要比秦帝国武力统一中国，早出整整两千年，其重要的文化史和思想史意义，不言而喻。

④以往的国学传统受制于文献史学观，根本无法认识到这一场先于甲骨文汉字而存在的文化整合和凝聚过程。唯有走出已有的书本知识的束缚，跟随第四重证据（考古发现的遗址和文物）不断出现的轨迹，才能走进前文字时代物证符号认知的广阔天地。这就意味着要对大量史前考古遗址和文物进行再学习，并由此展开辨析解读工作，在此基础上构建文化文本编码与再编码的本土化理论。

⑤对“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这个重要命题，现已逐渐形成更为细化的认识推进：璧、琮、璜，加上锥形器和冠形器的完整玉礼体系，早在五千年前的环太湖的长三角地区就已率先完成。良渚文化之后辗转传播到中原，奠定了夏商周玉礼符号的基础。此种认识的递进，又推出基于环太湖地区田野调研的考察记类著作《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2021年），让玉文化先统一中国的理论得到进一步的细化探讨，揭示出在无文字时代发生过的重大文化传播现象对文明起源的意义。而如果要追问为什么史前玉文化的高峰没有出现在中原和北方，却唯独孕育在长三角地区，那一定和一万年前长江流域率先驯化出稻米，并在七八千年前开启养蚕缫丝生产等物质积累优势有关。

（摘编自叶舒宪《文明探源的交叉学科视角及方法论创新》）

要用一个字来展示中国思想，那就是“道”。道源远流长，从文字上，可从楷体“道”，上溯甲骨文的“道”。这些字体在时间演进中有乍看难识的变化，但基本结构不变，都是人行走在道中。道在先秦成为中国思想的核心概念，《老子》开篇讲：“道可道，非常道。”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道，作为中国的核心思想，有怎样的特点呢？

道首先以具体的道路体现出来。有路，人才知道怎么走。因此，任何事物，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的“道”，帝王有道，盗亦有道。在所有具体之道的后面，有决定具体之道之为道的宇宙之道。这就是老子讲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根本之道，就是孔子讲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宇宙之道。要而言之，道是具体可感的形下之道与抽象可悟的形上之道的统一。

道是行道。道从行走之道中呈现出来。第一，当道路从脚下伸向看不见尽头的远方，行道呈现为不断变化的具体运动之道，从而道是行道和呈道的统一。第二，行道是人去行走，体现为人与道的主客合。道是在人的行走中呈现出来的，人不去走，就不晓得道究竟是什么。这就是孔子讲的“人能宏道，非道宏人”。道因人的践行而呈现出来。这与西方哲学要把主客严格分离才能得到客观真理的主流思想极为不同；也与卬度哲学要去我、去情、离俗、超世方能见梵悟佛的主流思想甚为区别。就此来讲，道是主体和客体的合一。第三，道能行，才真正算道，方为有用之道，道让人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

道是引导。道路本身就是一条路线，具有引导作用，没有道，人不知怎样走，因此，人在道外，会被引入道中，人在道中，被道引着前行。道有两个层面，具体的形器之道和玄奥的形上之道。道作为引导，体现为在人的行进中，道是怎样的，自会呈现出来，犹如道引导人去得道之理，人走过各种各样的具体之道，这多样的“行走”自会引导人去思考这些具体之道何以影响后面的总体之道。对于中国思想而言，关键在于观道而行，而道有两层，形下的具体可见之道与形上的抽象不见之道，引导的作用在于用形上之道引导形下之道到形上之道。

道作为道路、行道、引导，可用语言进行总结，以让道之真得到普遍的传达。道也就体现为言说之道。言说之道包括具体的形器之道和形上的总体之道两个方面。具体形器之道也由虚实两部分构成，对其实的部分，要用确定性的语言，这就是孔子讲的正名理论和名家讲的名实理论。对其虚的部分，要用比兴之言。比兴之言所表达之虚，既与形器之实相连，又与形上之整体之道相连。比兴之言体现在五经和老庄的言说中，在《诗经》和《庄子》里尤为突出。

道是中道。古文字道的“人在道中”，内蕴着中国智慧的原点和历史演进的内容。人在道中，上溯到夏商周，是王在道中，甲骨文中的“道”出现在两类词组中：“王道（导）”和“道（导）王”。二者词义虽别，但其义皆为王在道中。这道可以是祭祀时仪式之道，可以是巡狩时的列邦之道。而仪式之道和巡狩之道，又是对天道的模仿，道最初是天神在天道之中。道与中国型的天文建构以及由之而来的“中”的思想，与中国型的政治建构以及由之而生的“和”的思想紧密相连。

以上几点，或可作为体悟中国之道的通幽曲径。

（摘编选自张法《道：众妙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