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①近一段时间，内卷化成了一个网络热词，被频繁地用于各类社交媒体针对诸多社会热点事件的讨论之中：从对各行各业内日益普遍化的“996”工作模式的声讨，到对高考负担过重与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趋势的担忧，甚至到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周期性危机的批判与解读，内卷化一词成了公众对复杂现象进行描述与深入剖析的概念切口。

②然而，同基于内卷化概念的相关讨论方兴未艾的图景相悖的是，人们对内化一词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何往往不甚明朗。内卷化，这一源自文化人类学域，最初被用作描述社会文化变迁规律与分析经济发展阶段问题的专业词汇，其原意已然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中，经由不断的解构与重构延伸出了更多新含义。

③内卷化，亦称过密化，最初由文化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提出，用于描述社会文化模式的变迁规律，即当一种文化模式进入到最终的固定状态时，便逐渐局限于自身内部不断进行复杂化的转变，从而再也无法转化为新的文化形态。而在中国语境下，内卷化概念最初闻名自历史学家杜赞奇对于古代中国经济生活的研究成果中：杜赞奇借用内卷化一词描述清代人口爆炸，廉价劳动力过剩，从而无法带动技术革新，使得古代中国的经济形态长期停滞于小农经济阶段的发展状态。其后，历史学家黄宗智在其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将内卷化总结概括为对于“没有发展的增长”的经济状态的描述，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界对于内卷化定义的共识性理解。由此，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开始逐渐将内卷化概念延伸至更广泛的研究领域当中，以求借其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所存在的诸种问题。

④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中，内卷化的具体内涵从最初对于社会文化变迁规律与分析经济发展阶段问题的描述，已逐渐产生了演变：对于个体而言，内卷化——无论体现在考生之间的升学竞争当中，还是体现在各行各业内正在日趋普遍化的“996”工作模式当中——更多指代其学习、工作与生活需要投入更多精力与成本，却并不能相应地获得更多回报的“无效努力”的状态；而对于宏观社会而言，诸多个体的内卷化又能够引发整个行业乃至社会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却需要付出同以往相比更多的人力和物力的整体效率下降的状态。

⑤内卷化相关话题的主要参与者，通常是接受过良好教育，受雇于学术机构、金融领域与互联网行业等部门的青年白领群体。一方面，面对社会福利制度尚不健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等旧问题，以及“996”工作模式的普遍化、社会阶层固化与不平等进一步加剧等新问题，这些群体基于自身晋升困难、劳动权益难以获得保障、暴露于潜在的经济与健康风险却又无力改变，从而不得不继续从事日益常态化的过度劳动的处境，往往可以在内卷化概念对于“没有发展的增长”状态的描述当中取得情感上的共鸣。另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文凭在近年来愈发陷入通货膨胀化的趋势，社会竞争的压力并未伴随着全民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而得到抑制，反而被不断地加剧，在这一背景下，“高学历”标签在就业市场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逐渐从锦上添花之物沦为最基本的“敲门砖”，而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白领群体，其“身价”同样亦相应地快速贬值。

⑥在此基础上，内卷化所映射出的，由诸多个体的内卷化所引发整个行业乃至社会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却需要付出同以往相比更多的人力和物力的整体效率下降的状态，成为一种足以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并同白领群体们所面临的无奈而迷茫的处境高度契合。

⑦内卷化一词的流行，反映出当下大众对于既有社会问题的反思欲望正在逐渐激活，但即便如此，相关讨论仍存在诸多局限之处。一方面，滥用内卷化一词对各类相互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关联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做法仍略显牵强，即便是在专业的社会科学领域内，面对流变而复杂的现代社会及其林林总总的症结，没有任何单一的概念拥有对其一言以蔽之的能力；另一方面，内卷化一词武断而过度的使用往往会导致我们对于复杂问题的理解变得过于简单化。

（摘自冯皓辰《内卷化：一个学术名词如何得考生、社畜和时代的共鸣》）

材料二：

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人口老龄化加剧，社会阶层开始固化，内卷成了一件越来越普遍的事情，就像卷心菜，始终在原地卷自己，既不会再长高了，也不会再变大了，从此停滞不前。

在整个社会还没有出现新的变化之前，面对这个“内卷化”的时代，我们该如何跳脱出简单自我重复，没有任何变化和改观的圈层，实现人生的跃迁呢？

首先要做的，不是自怨自艾，而是反思自己当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如此，你才能开启自我成长自我进化，避免被卷入无效的低水平重复中。成长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实践，去行动。换句话说，你需要一步一步地去行动，去试错，然后通过这个过程中的思考，来对行动的方向和节奏进行调整。就像你要学游泳，不是先去找一本游泳的书，而是先下水去试着感知水的属性，然后在练习的过程中不断反思自己的动作哪里做对了，哪里做错了，进而去调整游泳的动作，这样才能够真正地学会游泳。所以，认知升级的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行动中的反思。之所以行动中的反思可以对抗“内卷”，是因为在内卷化的时代，我们会倾向于在舒适区里画地为牢，虽然看起来很努力，但却并没有什么用。而行动中反思，不仅要求我们通过行动来获取认知，并且要在行动中去反思自己获得的认知，去伪存真，改良我们的行动，然后真正地让我们的认知升级。只有你获得了人与人之间认知上的差异，你才有可能避免卷入一场毫无意义的人为竞争，进而在生活中做出正确的选择。

很多人的内卷，来自从众，完全没有认识到自己真正的价值所在，更分不清自己人生里的轻重缓急。就像别人加班了，你也一头扎进去加班，别人家小孩练琴了，你也要给自己家小孩报班，结果就进入了内卷化的陷阱。爱因斯坦曾说，这个层次的问题，很难靠这个层次的思考来解决。这其实就是一个升维解决问题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改变自身看问题的视角。提升自己的思维层次，拓展出新的人生视角，发掘出一个全新的人生格局。你才有机会跳脱出内卷化的生活，从自身真正的价值观出发，打破低效的自我重复，避免无效的竞争，完成人生的破局。

“内卷”的一个特点是僵化，我们呆在原有的圈层里，看似在不断努力不断精进，其实都是一些无效的自我重复。在生活的各种“内卷化”之下，我们很多人会失去工作和生活的热情，感觉人生无趣无聊。这时候，超越“内卷”的关键，就是创新，通过找到新的人生赛道，拓展自身能力圈，从而走出当下的囚徒困境，获得再次发展。

（摘自《“内卷化”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实现人生跃迁？》）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近期，一段名为广西“科目三”的舞蹈在网络中爆火，不仅获得了国内青年群体的喜爱，还迅速走出国门，引发海外观众争相模仿，在社交媒体中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文化样本。“科目三”究竟有何魔力？究其原因，首先舞姿动感、随性摇摆，这样轻松愉悦的方式让每个人都可以无负担地参与这场舞蹈狂欢，提供了一个释放情感与压力的出口。其次通过无厘头的欢乐方式消解现实生活中遭遇的种种不良情绪，这也恰好契合青年群体“去严肃化、去精英化”的内容需求。此外，短视频平台也借此造浪，开启“科目三舞蹈接力”等话题讨论，进一步激发用户的创造力与参与热情。就这样，在全民模仿和改编的过程中，“科目三”不仅火遍了全中国，还在全球掀起“科目三”的巨大浪潮。

“科目三”克服了语言障碍、文化差异，成为跨越民族、沟通全球的新符号，让全球的网民实现情感上的同频共振。“科目三”是大众眼中土味文化的典型。这里的“土”并非“老土”,而是“本土”的象征。它扎根于群众生活，鼓励平凡人勇敢表达自我，传递出积极生活、乐观实践的态度。通俗文化也吸引着高雅艺术，当世界拉丁舞冠军克里斯蒂娜和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纷纷跳起“科目三”,高雅艺术借助平易近人的形式拉近与受众之间的距离，而通俗文化与高雅艺术间又共享着“不断追求美好生活”的内在特质，雅俗不再遥遥相望，而是彼此接纳，形成了新的艺术视界。

置身热烈的狂欢中更需要冷静的思考，“科目三”在一片叫好声中也存有质疑。尽管其在形式及传播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我们更需要挖掘其隐藏在表征下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核，避免通俗向低俗滑落，让其精神标识和文化内涵能够真正扎根大众心田。

（摘编自冷凇、杨雅如《“科目三”：全民参与，打造现象级文化传播样本》）

材料二：

中国古代“雅俗文化观”起源于奴隶社会，在儒家思想体系逐步完备并成为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之后，它实际上成为剥削阶级的真理标准、道德标准和审美标准。社会主义“雅俗文化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摒弃旧雅俗文化观鄙视劳动人民、排斥俗文化的观念与方法，科学揭示了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其辩证关系。

雅文化和俗文化是相互区别但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雅文化是成熟、完备的文化形式，俗文化是不成熟、不完备的文化形式。所谓文化形式的成熟和完备，是指某一精神的或物质的文化样本符合它所属的文化形式公认的规范和要求，代表这一文化形式在这个时代的较高或最高水平，即所谓的经典、传世之作。这里的“经典”不仅是指经典的精神形态的文化，还包括经典的技术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如，中华民族长期积淀下来的经典饮食文化、烹饪技术，经典的建筑文化、建筑技术，经典的中医文化、中医医疗技术，传承已久的手工艺文化、高超的手工艺技术等等。所谓不成熟、不完备，是指精神的或物质的某一文化样本虽然包含相应的文化要素，但还处在自发的、初始的、比较素朴状态的文化形式。比如，合乎规范的文章和杂乱无章的文章，样态和结构规范的建筑物和不规范的建筑物，符合宗教规范的寺庙与乡村小庙，严谨规范的音乐舞蹈与随意发挥自娱自乐的音乐舞蹈等等，前者属于雅文化的范畴，后者则属于俗文化的范畴。

雅文化与俗文化二者相互区别，并有其各自的相对独立性和“文化圈”;在各自相对独立的“文化圈”内，还存在着不同学派流派、不同传统和风格的区别，存在着不同地域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区别。但是，无论是雅文化、俗文化，还是不同流派、地域、民族的文化，总归都是统一的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和交流。这种联系和交流维系着社会文化的整体统一性。

雅文化与俗文化的相互联系主要表现在：其一，俗文化是雅文化的基础和源泉。马克思主义的能动反映论原理告诉我们，人们的社会实践是一切文化的基础、源泉和动力，一切文化归根结底都根源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对客观事物的能动反映，没有实践就不能深入客观事物的内部发现其内在结构和联系，不能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性；没有实践就没有劳动的喜悦、失败的烦恼、情感的升华、人生的感悟；没有实践就没有对自然界的好奇和艺术的灵感。一句话，没有实践就没有人类的文化。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力量，社会实践本质上是广大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创造物质文化财富和精神文化的实践；实践出真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因此，任何社会文化的发生和发展，都是建立在最广大、最普通的人民群众实践的基础上；普通人的文化灵感和原生态的文化元素是雅文化的基础和源泉，任何雅文化的发展都需要“采风”于俗文化，自我封闭的雅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其二，雅文化是俗文化的飞跃与升华。雅文化形态毕竟不同于俗文化的原生态，也不是所有的俗文化都可以上升为雅文化。由俗文化到雅文化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而是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形态的质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文化创造过程，有赖于雅文化主体的才华、智慧和辛勤劳动。其三，雅文化对俗文化的发展和提高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任何社会的雅文化总是通过教育、展示、宣传等手段这样那样地影响到俗文化主体，进而影响俗文化形态的发展和提高；即使在相对封闭的“二元文化体系”中，雅文化对俗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在现代社会，俗文化的提升和发展，正是通过推进雅文化的社会化大众化实现的。

（摘编自王少安、周玉清《两种对立的雅俗文化观论析》）

在2024年央视春晚西安分会场中，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的李白、高适融入西安百姓过新年的热闹场景中，现代人与大诗人隔空饮酒对诗，将春节“在一起”的团圆文化与传统文化巧妙融合。在岳云鹏与孙越的对口相声中，二人通过“飞花令”的一逗一摔，为观众送来笑声的同时，也很好地传播了传统诗词文化。总台春晚还把大山里“田野诗班”的孩子们请上舞台，观众从他们亲手创作的诗歌和“如果要写年，就不能只写年”的歌声中，感受到孩子们用眼睛、用耳朵、用情感描绘“年”的浓浓诗意。

财经三人谈：“羊了个羊”爆火，是巧合还是必然？

《环球时报》2022.9.24

编者的话：近日，一款名为“羊了个羊”的消消乐类游戏爆火朋友圈，其游戏特色是简单易上手的操作和“永远都过不了”的第二关。用户被逼看广告获得道具的盈利模式引发了广泛的争论。本文旨在探讨“羊了个羊”为什么会爆火，国外如何看待这一类型的小游戏，以及“羊了个羊”可能会对我国游戏产业产生哪些影响。

材料一：

“羊了个羊”为什么会火？主要因为以下几点：第一，“羊了个羊”利用反向营销。游戏玩法并不新颖，是模仿而非创新。但其并非以通关来激发玩家热情，而是通过卡关难题甚至“死局”激发玩家胜负欲。

第二，“羊了个羊”上线门槛低。大型网游需要申请版号，而小游戏不需要版号，当然小游戏也不能有充值接口，故而利用广告变现是小游戏的常规操作。“羊了个羊”由此把运营重点都投放在社交媒体传播上。所以，“羊了个羊”并非游戏内容上的创新，而是营销上的成功。

第三，“羊了个羊”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有效传播。当前，微信对于小程序流量略有倾斜，小程序也的确更加容易诞生爆款。

综上所述，“羊了个羊”的确为小游戏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思路，利用用户群体心理和社交媒体传播力来吸引流量，并以广告实现流量变现。但“羊了个羊”这个小游戏的火爆注定是短暂的。一方面，“卡关”和广告让游戏玩家体验很差；另一方面，没完没了的社交媒体营销和各类广告，可能会让游戏面临违规风险。首先，卡关有诱导营销的嫌疑。游戏制作者一般会留下一条不用看广告就能通关的路径，如果看广告是游戏通关的必选项，那么游戏本身就不是游戏，而是诱导用户看广告，是诱导性营销行为。

其次，广告内容的合规性问题。嵌入广告的内容本身需要严格审核。对于广告监管部门，一方面，要及时发现游戏广告中的违规内容，防止违规广告、虚假广告嵌入其中；另一方面，要明确广告内容审核责任，当游戏广告出现问题的时候要能够及时找到相关责任人。

第三，防止小游戏利用社交媒体恶意营销。社交圈传播可以很快导入用户流量，但要避免恶意营销和骚扰用户，要赋予用户选择权，广告推送要获得用户的授权。

“羊了个羊”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游戏作品，但它的确是一轮成功的营销。在国外，类似的小游戏也在社交媒体大行其道，次数多了，用户审美疲劳很快产生，相似做法的小游戏“卷”成一片。而对于社交平台来说，其也担心小游戏不佳的口碑带来负面影响，故而国外很多社交平台正在不断降低这些小游戏的流量扶持权重。

笔者认为，游戏产业可以从中学到游戏营销的思路，利用群体心理和社交媒体扩大游戏影响力，但游戏产业不能在游戏制作上走“羊了个羊”的老路。相信随着我国游戏版号发放正常化，更有新鲜感、制作更加精良的游戏“正规军”将重新占据用户终端。

（摘编自盘和林《营销“成功”难掩违规风险》，作者是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

材料二：

对游戏行业而言，这种被定义为“超休闲游戏”的品类，往往都会伴随着社交网络上的病毒式传播。无论是现在的“羊了个羊”，还是之前的“合成大西瓜”，浪潮永远翻腾不休，只是浪头大小有别。

作为一款以“三消”（三个相同的图案连接即可消除的游戏——编者注）为基础玩法的游戏，“羊了个羊”深谙“超休闲游戏”的底层设计逻辑。无数玩家成了“羊了个羊”社交裂变链条上的一环，循环往复着“玩游戏——遇到困难——分享广告——继续玩游戏”的动作，让其在短短数天的时间内，覆盖了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与个人朋友圈。

当然，这不是“羊了个羊”的问题，而是“超休闲游戏”在设计之初就天然存在的问题：这类游戏所有设计的最终导向，都只是为了让你点开广告或分享链接，在获得收益的同时于社交网络进行更广泛的传播。

而“超休闲游戏”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与移动端游戏市场的发展息息相关。“愤怒的小鸟”作为此类游戏的鼻祖，证实了其商业模式的可行性。由于制作成本低、周期短、回报收益高等特点，“超休闲游戏”在国内游戏市场上出现也愈发频繁。

但对游戏行业来说，笔者认为这并不值得鼓励。“超休闲游戏”的投入与产出比是畸形的，而无论是传统的主机游戏、独立游戏，还是常规的移动端游戏，从制作到发行层面，每一个环节都是充满风险的。也正是因为有了它们，游戏行业才能拥有如今的盛况。可惜的是，时至今日，我们早已对这些夹杂在信息流与视频广告中的“超休闲游戏”习以为常。和国外成熟产业链下制作的游戏相比，国内游戏产业生产能力与经验相对羸弱，类似“羊了个羊”这样低成本、以营销见长、以“圈钱”为目的的游戏依然大行其道。因此，我国的游戏产业要向上发展，还需要监管的革新、游戏从业者和舆论共同努力。

（摘编自王瞾《“超休闲游戏”长盛不衰是怎么回事？》，作者是游戏门户网站3DMGAME主编）

材料三：

一款大概率无法通关的游戏，居然能够引发巨大的话题度，这背后的社会心理现象值得探讨。笔者认为，从“羊了个羊”游戏本身的游戏规则来看，其吸引人的一点是“低门槛”，只需要玩家点点屏幕，没有复杂规则，一眼就能看懂的游戏设置，是让游戏具备全社会广泛传播的基础。同时，游戏出现的“无规律性”也是激发玩家好奇心和持续探索的动力。可以看到，游戏第二关出现了大量无规律的元素排布，一方面骤然提升了难度，但在另一方面也让游戏就如同刮彩票一般，全凭运气，这满足了玩家猎奇和撞大运的心理，能让他们持续不断地投入和开始下一局。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完全随机也满足了当下社会公众期待的“公平需求”。不少游戏大作，充值付费玩家或者愿意花时间和精力的玩家的实力肯定要远远强于新手，但是“羊了个羊”这类以随机性为爆点的游戏则不然，没有充值渠道也没有太多技巧，所有人在一局游戏开始时都在一条起跑线上，一视同仁，因此也正是这样的设计，具备了让人们乐于分享的基础。

类似于这样的爆款小游戏，隔三差五就会出现一例，其满足了上述的需求之外，或许也因为满足了心理学上的“首因效应”，即指“先入为主”印象带来的效果。游戏内简单的三消和色彩搭配起到了对人们第一印象的美化作用，进而强化了其传播效果。

当然，随着游戏的广泛传播，自然也有不少人动起了歪脑筋，不少媒体报道有人利用玩家迫切想过关的心理设置了一些诈骗手段，这些行为应当被及时制止和处罚。但需要指出的是，因游戏而产生的违法犯罪并不一定是游戏创作者主观设置的结果，舆论切不可将罪责完全归咎于游戏创作者，对于负面的情况，如何正向引导才是关键。

（摘编自施钢《小游戏火了当心有人动歪脑筋》作者是心理学家、中国农业大学心理素质教育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