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但他称我为Stylist。

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不过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来。例如我写的《不周山》，成仿吾先生还说这一篇最出色。

还有一层，是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

（摘编自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材料二：

有些小说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采用的技巧。他们率性地写作，仿佛在执行一个完全自然的行为，并不知道脑海中运行的种种操作和估算，不知道他们事实上正在使用小说艺术赋予他们的各种齿轮、刹车器和挂挡杆。让我们用“天真的”一词来形容这种心智类型，这类小说家和读者——他们根本不关心写作和阅读活动的人为层面。另外，我们还可以用“反思的”一词以形容正好相反的心智类型：换言之，那些读者和作家明知文本的人为性，明知文本不等于现实，但却一样沉迷其中，他们关注小说写作的方法以及阅读小说时意识活动的方式。作为小说家，就要同时掌握天真的与反思的艺术。

或者说，既是天真的，也是“感伤的”。弗雷德里希·席勒在其著名论文《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中首次提出了这对术语。在席勒的论述中，德语“sentimentalisch”形容那种沉郁而又痛苦的现代诗人，他已经丧失了孩提的天真和秉性，这与英语对应词“sentimental”的意思不尽相同。不过，我们不用纠缠于具体意思。实际上，席勒受劳伦斯·斯特恩《感伤的旅行》的启发，从英语借用了该词。我们只需要知道，席勒使用该词表示那种偏离了自然的简朴与力量，过分沉迷于自我的情绪和思想的意识状态。我从年轻时起就非常喜爱席勒的这篇论文，在此我打算探寻对该文更深刻的理解，通过该文阐明我自己关于小说艺术的思想，并且做到精确的表述。托马斯·曼认为席勒的著名论文是“德语最优雅的文章”。席勒把诗人分为两类：天真的与感伤的。天真的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实际上，他们就像自然——平静、无情而又睿智。他们率真地写诗，几乎不假思索，不会顾虑其文字的理智的或伦理的后果，也不会理睬别人的评论。相比于同时代的诗人，他们认为诗就是自然赋予的一个有机的印象，这印象从未离开他们心田。天真的诗人是自然造化的一部分，诗从自然造化而来自发地流入天真诗人的笔端。诗不是诗人思考出来的，不是诗人处心积虑创作的成果，不需要表现于某种既定的格律之中，也无需不断的修改和自我批判；诗应该不加反思地就流出笔端，诗甚至可能是获得了自然、神或者其他某种力量的启示。宣扬这种浪漫主义观念的还有英国诗人柯勒律治。他是德国浪漫派的忠实追随者，在1816年《忽必烈汗》一诗的序言中，他明确表达了上述思想。每次阅读席勒的论文总会激起我无比的敬佩之情。他所说的天真诗人拥有一个决定性的秉性，我希望特别加以强调：天真诗人毫不怀疑自己的言语、词汇和诗行能够描绘普遍景观，他能够再现普遍景观，能够恰当并彻底地描述并揭示世界的意义——因为这个意义对他来说既非遥不可及，也非深藏不露。

在另一方面，席勒认为，“感伤的”（多情的、反思的）诗人至少在一个方面可以说是忐忑不安的：他不确定他的词语是否涵盖了真实，是否可以达到真实，不知道他的表述是否传达了他追求的意义。因此，他极度关注自己写的诗，关注所使用的方法和技巧以及自己努力运用的策略。天真诗人并不详细区分他所感知的世界与世界自身，但是，感伤——反思性的现代诗人质疑自己感知到的一切事物，甚至质疑自己的感觉本身。当他把自己的感知铸入诗行的时候，他会考虑许多教育的、伦理的与理智的原则。

（摘编自奥尔罕·帕慕克《阅读小说时我们的意识在做什么》）

“文化自信”是对民族文化传统在科学把握基础上激发的文化自豪感，是一种高尚的主体觉醒和自由，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传统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与对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强烈信心。

中国曾被称为“诗的国度”，所谓“不学诗，无以言”。祭拜祖先需要唱诗，登高望远需要题诗，好友分别需要赠诗，入仕为官需要考诗……在中国历史上，诗歌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是中国文化的有力表达。可以说，悠长的中国历史孕育了诗歌的繁荣，诗歌的繁荣反映了中国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诗歌创作的驱动力。怀抱文化自信，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就能够感知到民族文化的呼唤，将个人、时代与民族相联系，将历史、现实与未来相融合，从而使得无论是写景、状物、明理还是言志，诗人的创作不再是无本之木，而是拥有深厚的根基。文化自信还有助于克服诗歌的低俗化倾向，提升诗歌的内涵与品位。好的诗歌作品诗意盎然，诗情达意，如“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纯真、“路漫漫其修远兮”的上下求索、“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淡然、“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勇气……展示出一种情怀与智慧，给予读者思想、美感和希望。

当代新诗作者与传统文化相疏离，文化自信严重不足，从而使当下的一些新诗显得气短。诗人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前无所适从，知识储备是个明显短板，从而导致诗歌创作的不自信。同时，在社会潮流的影响下，诗人受到各类言论影响，缺乏对中华文化的正确认知，缺乏对自己、作品和民族文化的基本自信。五千年的历史汇聚了民族文化的潮流，这股潮流在历史的雕琢下越发浑厚。在如此深厚的文学底蕴的影响下，诗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理应看得更远，做得更好。然而，当代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与诗歌之间已然没有什么联系了，诗歌的发展越发边缘化。在全球化娱乐化浪潮冲击的今天，商业利益冲击了新诗的严肃性，使之呈现出戏谑化的表达。一些新诗，诗意不在、诗性难寻。此外，人工智能写诗也预示着新诗的娱乐化走向。人工智能的创作仅仅是把不同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按一定的逻辑进行组合，实现标准化、批量化的生产甚至炮制，缺少对事件现场的感知与理解，弱化了新诗与人们生活、社会现实、人类情感的联系。

新诗所面临的文化自信不足问题应该得到严肃对待，从而重建诗歌的尊严，唤起诗性，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的血脉。

诗人应树立“大时代催生大作品”的创作自信。诗人应坚持“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的真理性判断，从丰富复杂的现实中汲取营养，从鲜活真切的生命体验出发，以崇高的理想情怀和人文精神介入生活、反映现实，才能写出有温度的诗歌，引领人们向善和向上。我们所经历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正在过的生活色彩斑斓。以诗歌的语言反映时代生活的本真面貌是可以出大作品的，诗人应该有这个意识和自信。当然，对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作品而言，思想与价值是其灵魂所在，诗歌创作的素材来源于生活，但也要注意对生活的主题与思想进行提炼和升华，给予读者思想上的启迪，避免其成为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浅尝辄止式的报告和记录。

新诗要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使之成为新时代境遇下新诗创作的首要参照。诗歌也是一种砥砺精神的事业，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应遵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原则，善于从传统文化中获得养分，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创造新的文化辉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养料，提供智力支撑。立足于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和地域文化，汲取了优秀传统文化营养的诗歌，无论在艺术形式还是主题内容上，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辨识度。

今日，诗歌对于读者的价值与古时相比已有很大不同，强调诗歌回归文化自信，并非回归旧时创作规则，而是回归“诗言志”的初心。今日的新诗创作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这不是复古泥古，不是历史倒退，而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彰显，从悠久丰富的中国文化中找到进步的内在动力，以文化自信为基石彰显民族自信，展现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自信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