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敦煌学兴起百余年来，学界从社会、历史、宗教、考古、艺术等角度对敦煌进行持续研究，成果卓著，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对敦煌文化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层面的内容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和系统阐释。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锁钥，也是东西方各民族相互交流的通道。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敦煌文化，一方面保持着中原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又不断在开放纳新中进行文化再创造，逐渐形成了丰富内涵和独特性格。

崇德向善的价值取向。在敦煌文化的发育过程中，社会变迁十分复杂，有过战争和杀戮、贫穷和饥饿，但是敦煌文化的基调一直是崇德向善、从容乐观、积极向上的。不管洞窟外的自然环境多么单调、严酷，洞窟里总是色彩万千、活力无限；千百年间，这种价值取向一直得以坚守。从敦煌的典籍、壁画中可以明显看出，敦煌文化积累和展现的永远是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观照现实的人本情怀。敦煌文化中处处体现着对现实世界的关怀。例如，唐宋时期的敦煌佛教壁画一直关注人的生存和生活，以对现世幸福的追寻为最终归宿，通过对“此岸”的肯定和重视替代了对“彼岸世界”的玄想，从而凸显了人自身的现实感与现实生活世界的重要性。此外，敦煌的文学作品和绘画艺术也大多聚焦人的生存和生活问题，在这里，现实的生存和生活是具有头等意义的内容。可以说，敦煌的文化精神包含着关于生活实践的思想主张，也在向人们倡导一种过好当下的生活方式。

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敦煌本土文化，中原传统儒家、道家文化，各民族文化、西域文化以及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等，共同形成了多元融合的敦煌文化。值得关注的是，敦煌文化并不是对各种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将这些文化有机结合，形成了相互依存、多元统一的文化整体。这种综合性和整体性正是敦煌文化的独特优势，我们应从整体上理解敦煌以及敦煌文化。

大盛融通的精神气象。“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敦煌虽偏居一隅却气度极大、气象极大。敦煌文化是融合、吸收了各种文化营养而形成的“美美与共”“和谐共在”的文化，其因融而通，因通而盛，因盛而大，既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杰出代表，又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和多元融合的东方典范。敦煌文化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影响经久不衰、历久珍新，其中蕴含的交流、理解、包容、共赢等价值共识，对于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在绵延发展中不断被赋予时代内涵，正是敦煌文化的魅力与活力所在。对敦煌文化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进行深入挖掘和思考有助于我们接受历史启迪、增强文化自信。我们应转换研究视角、拓宽研究领域，从宏观和精神的层面入手，揭示敦煌文化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为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等时代课题提供支撑和帮助。

(摘编自黑晓佛《弘扬敦煌文化的精神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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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发展进入以盘活存量空间为主的城市空间品质化建设和推进城市治理精细化的新阶段。城市设计作为精细化规划管理的有效方式，是落实城市规划、指导建筑设计、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的重要抓手，在提升城市品质、改善人居环境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蓝图式”城市设计如何面向实施建设、如何辅助规划管理等问题已成为现代城市设计研究的重要课题。城市设计实施是以获得高品质的城市空间秩序为目标，对开发建设行为进行设计控制和开发控制，将设计意图落地实施的一系列活动。虽然目前我国城市设计工作取得一定发展，但城市设计的实施依然面临诸多问题与困境。

一方面，源于设计管控文件的局限性。由于法定地位缺失，城市设计缺乏审批和实施的流程，城市设计成果难以以法定化形式保障实施。规划编制阶段难以精准预测实施阶段的需求，进而导致刚性指标配置过大或过小或功能分配不均；而弹性指标更多是条文管控，规划方与管理方、地块设计与建设方等各方对此理解有所偏差。非法定化、存在误差的管控文件导致城市设计成果难以有效传达至实施层面。

另一方面，源于多方协商机制的缺失。城市设计要素的落实需要依赖开发商的认可与建设，但往往规划设计师在提交完设计文本后便结束自己的工作，其设计意图通过设计文本传达到开发建设者这一过程缺乏有效性。此外，设计师与开发建设者、政府部门立场不同，市场逐利导致空间资源受到侵占，开发商往往找出各种理由争取建筑面积的最大化，将公共空间私有化。可见，目前缺乏规划师、政府部门、开发商以及市民之间正式的协商平台。

广州传统中轴线片区是广州历史城区的空间原点，古代中轴线和近代中轴线的双轴线空间结构已成为广州城市文化的缩影。近年来，该片区存在土地利用效率低、空间品质不高、老龄化严重、人口活力不足、历史文化遗产不显、市民城市意象感知认同偏低等城市问题，同时其面临建成环境构成复杂、城市更新涉及多元主体利益协调、历史保护任务重等更新治理挑战。该片区于2017年创新性采用历史城区总规划师制度（以下简称“总师制”），这为保护历史城区风貌、提升城区空间品质、增强城区活力提供专业化、在地性的规划设计咨询服务。

当前语境下，承载地区发展愿景的城市设计要真正走向实施阶段，除了加强顶层设计、争取法定路径、系统化编制体系与管控体系外，还需要从技术层面的空间设计走向具有公共政策属性的空间管理，从提升“控制”能力转向提升“治理”能力。“设计治理”的概念源于西方学界，2013年，卡莫纳提出“设计治理”的概念：在建成环境设计手段和过程中介入的国家认可的干预过程，从而使设计过程与结果更符合公众利益。他认为设计的决策环境会对最终成果产生积极影响。城市设计是发达国家城市开发控制的重要手段，其所蕴含的核心理念是希望规划设计师作为片区的统筹者、组织者与协调者，能够调配片区资源，塑造特色空间，而围绕设计师介入“规—建—管”全过程统筹的特征，发达国家各有理论与实践，如美国城市设计工作小组、英国建筑和建成环境委员会、法国协调建筑师制度、日本主管建筑师协调组织等，虽然手段、赋权、组织模式等有所不同，但均体现出“设计治理”的核心思想——以实现“更好的设计”和“更符合公众利益的结果”为目标，以国家、官方认可的手段为过程，干预城市空间环境。未来我国城市设计在面向实施发展的进程中，必然从设计控制走向设计治理，在这一过程中，城市重点片区总设计师制度也将应运而生。

目前，国内已有不少总师制的实践项目，总师制多应用于重大开发项目及重点地区，如上海世博会园区总师团队、西藏鲁朗国际旅游小镇总设计师负责制、广州国际金融城城市设计顾问总师制度、广州琶洲西区总设计师、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总设计师制等，其中以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应用最为积极，且逐渐转向常态化实践，当前在粤港澳大湾区，已约有31个重点片区推行总师制。

也有学者开始从设计治理的视角明确总师制的作用，指出总师制是在城市治理转型中，建立多元利益沟通平台、实现协商式规划、兼顾公共与私人利益的有效途径。总规划师是将规划设计师这一技术角色放到政府社会和市场的扭接点上，促成角色的混合，某种程度上是将政府延展向社会和市场，使政府得以通过总师向社会和市场赋能、干预、协作，也为设计师创造了设计落地与设计赋能的可能性。除了重点地区，在当下重视城市内部更新的存量时代，城市老城区、历史城区的发展也可尝试引入总师制，从设计治理的角度探索存量地环境的精细化更新与老城复兴的目标。

——王世福、陈丹彤、梁潇亓、邓昭华《我国城市设计实施的现状与发展》节选

从全球范围看，中国崛起与中华文明的复兴是21世纪最重大的变化，这可能是带有自己“语言”的复兴。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整个西方世界还是把中国崛起纳入到西方整个话语里在言说。我们在提出“一带一路”的大战略之后，经历了很多的努力，也创造了一些新的概念，比如“结伴不结盟”“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实际上也是希望建立一套我们自己的体系。现在很难说这样一个新的体系能够完全被接受，但至少，这样一套语言是以文化自信应对西方已有的体系。

事实上，虽然文明复兴的物质力量不断显现，关于文明复兴的话语重建，却非常困难。

为什么？首先，是我们现在还处于崛起的前夜，即还没有完全完成赶超的目标。我们有点自信，但自信并不太多。这种自信不多，在国内的自由主义者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如果对中国崛起没有一点自信，何谈文明复兴？其次，这个问题和我们整个废除科举有关。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和新式学校的建立，从我们今天的视角看，废科举、建新学当然有它的必要；但同样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废除科举，不仅仅是废除了科举的考试制度，而且是整个废除了支撑科举制度的经典——五经。在某种意义上，五经承载了我们民族的价值核心。废科举带来的废五经，儒家天地人的宇宙观、世界观以及人生观等观念逐渐衰微。随着新式学校建立，西方的新的教育制度以及教育内容的输入，整个西方知识分类体系全面取代了中国传统知识分类体系。从此以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中国自身的经验都成为西方知识分类体系的研究对象及西方理论的分析对象。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丧失了评价自己经验的主动性。

我的建议是我们要从制度研究去落实中国话语的重建。要研究这些制度，意味着我们研究的重点应从政体转向治体，如果我们摆脱用政体来理解我们的经验，转而以治理体系作为理解我们自身发展的重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治理体系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比如郡县制贯穿百代；科举制实施1300多年且目前又有恢复的样子；监察制、巡视制也实施了2000多年，且巡视制在当代中国的反腐败当中起到的作用有目共睹。制度的生命力比王朝更为强大，王朝有兴衰，但制度是有沿有革。我们要看到，制度，上和观念有关；下，则是和整个中国版图内的社会生活实际有关。故而，以制度的沿革为中心，上，要考察和制度相关的观念变化；下，要考察与制度相关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

中央提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我看来，这个提法表明，延续了20多年的、围绕着政体展开的无谓而有害的争论被转移到有效的关于治体的研究上，这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摘编自曹锦清《以制度研究推进中国话语体系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