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青蒿素产业化带来的双创启示

草容

屠呦呦荣获诺奖，是对她个人的奖励，也是对青蒿素产业化的褒奖。屠呦呦之所以能在科研成功40多年后获奖，是由于青蒿素在使用中所产生出的巨大社会影响，为这一奖项的实至名归，增添了厚重的分量。这其中，产业化功不可没。由屠呦呦获奖，我们更可一探科研与产业化之间的关系。

创新与创业，这样的双创可以相辅相成。屠呦呦取得的无疑是原始创新成果。对于疟疾这个古老的病种，全球曾经有100多个国家受此困扰，每年感染人数达上亿，无数生命在蚊蝇肆虐中被夺去生命。在屠呦呦获奖前，已有4位科学家，因与抗疟疾有关的科研而获得诺贝尔奖。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人类的顽强阻击下，疟疾疫情已大大缓解，只在非洲地区，疟疾仍是一些国家棘手的病疫。作为生物世界的一部分，疟疾从来都在不断变异中重获新生。为此，科学家也总在寻找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武器。面对当时疟疾对国际主流抗疟疾药物产生的抗药性，屠呦呦另辟蹊径，从中药中找到了青蒿素，从而为人类又一次战胜这一致命顽症提供了保证，这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

但在我国，在屠呦呦的科研产出成果的20世纪70年代，疟疾显然已不是急迫的疫情，于是这一成果没有受到像国际社会那般的重视。此外，艰辛的产业化过程，也使青蒿素没有较快产生出广泛的社会影响。青蒿素是科学发明，而走向大规模产业化的却是复方蒿甲醚。复方蒿甲醚的奇特功效，正是由于其对青蒿素和本芴醇的配伍研究所得。然而，即便是功效如此之好的药物，如果不能送到最需要的患者手中，它也不可能产生出广泛的社会影响。正是由于药物的拥有者军事医学科学院与诺华公司开展的大规模合作，才使复方蒿甲醚快速走向了国际市场。2001年，世卫组织向非洲推荐了这一药物，使这一地区的疟疾死亡率下降了九成，当病愈出院的患者们高呼“中国神药”时，国际社会已经深深地记住了屠呦呦——这个降伏疟疾之魔的人。如今，复方蒿甲醚已通过85个国家和地区的药品注册，是美国FDA批准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青蒿素类药物为基础的复方抗疟药。

我们不能断定如果没有后来的青蒿素产业影响，还会不会有屠呦呦的获奖。屠呦呦当年的科研成果，没有及时保护好知识产权，没有及时产业化，那是她所处时代的局限。今天全社会都在为“双创”提供良好的条件，我们完全可以缩短从创新到实现产业化的过程。埋头创新，主动创业，科技工作者和全社会都应该增强这样的意识，当这样的局面形成时，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创新成果变为社会财富，而创业也是对创新成果的最好保护，世界也将由此变得更加美好。

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久经磨难，如今100多年过去，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今天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时候重新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与价值。

中华传统文化兼容并包，其中重要的文化精神是儒释道合一，这三家共同特点是顺应自然。天地万物都是自然而然形成，天地人三才中，人类因为有分辨能力具有特殊性，所谓“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人有能力也应该全面认识自己，通过认识自己在万物中的地位规范自己。中华文化根本特点是自觉和自律。自觉就是认识到人类跟万物不同，成己成物；自律就是要求人类管理好自己，不能做不该做的事情。我们把这种自觉和自律总结为人本精神。这种人本精神早在西周就已经确立，而西方到了近代才破除中世纪神本主义，有了理性智慧的发生和发展。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西方政治家、哲学家都在反思西方文化的片面性，提出要建立新的人文精神，而且几乎一致认为，要到东方、到中国去找。上世纪末，肯·威尔伯对西方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的思维模式做了全面反思，认为西方二元思维造成人类的灾难痛苦。“愈来愈多的科学家开始同意物理学家卡普拉的看法：‘现代物理的两个基本论点，反映出东方人的世界观’。”这两个基本论点就是钱学森先生经常提到的系统论和整体论。当代著名化学家，197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普里戈金在其著作《从混沌到有序》中译本序言中写道：“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源泉。”

进入现代社会，西方重举新新人本主义大旗，为的是将人从财富牢笼中解脱出来，成为遵循人道、关爱人类、懂得自觉自律的人。伴随科技高速发展，人们更容易被“物”蒙蔽，现代化带来的一些问题如生态破坏、沉湎于虚拟世界等等，都在剥夺人们对幸福的感觉。

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强调人既不能做神的奴隶，也不能做物的奴隶，而要做人自己，即保持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也不能狂妄自大，去做天地万物主宰，而是要虚心地向天地万物学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伟大思想。“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的结合，确证中国文化中的人本主义不可能异化为“人类中心主义”。

现在我们进入21世纪已近20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状态还在继续调整，但我们已经看到世界文化正主动转向中国传文化。比如当前西医在治疗病患中，借鉴中医方法，在标准化、流水化之外，因人因地不同对待。所以，我们要深入发掘，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并从基础教育做起，让孩子从一开始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选自楼宇烈《重新认识东方智慧》，2018年2月2日《人民日报》）

中国古代小说对现当代小说的影响最为典型地表现在“故事新编”这一小说创作形式上。“故事新编”指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直至目前都盛行不衰的一种小说艺术创作手法:即通过对中国远古神话、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或古代小说的改写来创作具有明显的现代意识的新小说，这一方式已成为传统题材和现代手法融汇的重要表现之一。

“故事新编”这一术语作为鲁迅小说集《故事新编》之书名，是鲁迅对这本小说集创作方法的一个理论概括。但如果要追根溯源，仅从创作方法的角度说开创者并非鲁迅。周作人认为“故事新编”的小说创作方法古已有之，其中最独特的乃清初拟话本小说集《豆棚闲话》，他把《故事新编》跟这部拟话本小说集相提并论，显然是看到了二者之间在创作手法上极为相似，但就小说的思想价值和现代意义而言，两者则绝不可同日而语。《故事新编》的《铸剑》这一篇，完全据魏晋志怪故事“三王冢”改编而成，如果追溯其本国传统，则可以上接宋元话本、“三言”、“二拍”中那些改编自文言小说或历史故事的篇目，但是就其在细节、情节方面的创造性增饰与主题上的极大深入、极具现代意识而言，则已经远过于宋元明之紧紧依傍于原作之拘谨撰作，从这个层面上说，“故事新编”的现代意义比其创作手法本身更为重要。

到20世纪30年代初，或许是受周氏兄弟译介的日本小说与鲁迅本人创作之影响，也可能出于其他原因，当时的青年作家施蛰存与沈从文几乎是同时进行了一系列“故事新编”式的小说创作尝试。施蛰存的此类代表作《石秀》是对《水浒传》中石秀故事的“翻案”式改写，以当时作者所信奉的弗洛伊德的理论来重新表现人物的深层心理与行为动机，表现人的欲望与道德、信仰及伦理之间的激烈冲突。《石秀》一文在《水浒传》原有情节框架之中大量插入石秀对于潘巧云复杂的心理活动以及这种心理所造成的行为方式的细致描写，跟原有故事情节结合得天衣无缝，让原本单一的人物形象变得更为复杂、真实、有深度。这要部分归功于原作所创造的故事情境及其注重行动描写而极少心理描写的特点，为作家留下了展开心理分析的空间，也为其施展创作才能与创作理念提供了一试身手的绝妙舞台。

若以对古代小说进行“新编”的“新”之程度而论，王小波要算是所有作家中走得最远的了。他从1982年开始这方面的尝试，“故事新编”的原型全部来自唐人小说。其中《夜行记》的原始故事为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九的韦生夜行遇盗侠故事，其他各篇的原型均为唐代小说名篇，为一般人所熟知。据称王小波写这些小说可能受到鲁迅《故事新编》的启发，因此在写法上有些类似，二者的幽默感也有相通之处。但王小波对这些唐代小说的改写其实跟鲁迅等人的做法很不相同，已经远离“新编”而近乎“戏说”了，往往只取原作的人物关系与一点情节片段加以大肆发挥，古今并出，时空错杂，想象荒诞奇诡，风格幽默诙谐，颇有点无厘头、后现代的做派。

（摘编自李鹏飞《论中国古代小说对现当代小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