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典戏曲随着从元代杂剧到明代传奇的发展，以大团圆结尾的固定构成逐渐增多，尤其是进入明万历年间以后，以才子佳人恋爱为题材的作品大量出现，并且形成了必定是才子科举合格得以与佳人团圆的固定模式。据伊维德考证，明代刊印的元代戏曲，大部分都对原戏进行了改编，其中最重要的改编之一，就是把结尾都改成了大团圆。

这种“俗套”的结尾模式在当时就曾受到许多精英文人的批判，戏曲家卓人月说：“今演剧者，必始于穷愁泣别，而终于团圆宴笑。似乎悲极得欢，而欢后更无悲也；死中得生，而生后更无死也，岂不大谬也！”最早将戏曲艺术的团圆结局与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挂钩的，大概是王国维，他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精英知识分子，也普遍认为“团圆的迷信”充分暴露出中国人不敢正视现实、直面矛盾，缺少悲剧意识的国民性弱点，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瞒和骗的文艺”。不过，精英知识分子对大团圆的批判，与其说是出于审美的目的，不如说是出于启蒙的目的。无论是启蒙文学还是革命文学，最重要的是必须确立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主题，唯其不满，才有必要且有可能借助通俗文学形式唤醒民众，以激发其奋起改变其现状。而大团圆故事却被认为是粉饰现实、麻痹斗志的文学，这是有悖于启蒙目的和革命目的的，因此遭到精英知识分子的嘲讽和批判，这一点也不奇怪。

还有一个吊诡的现象，往往越是生活富足的精英阶层，越是嫌腻大团圆故事；越是贫苦的下层百姓，越是热衷大团圆故事。从文学鉴赏的角度看，越是理性的知识群体，越倾向于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越是感性的口头文学爱好者，越倾向于非现实的幻想故事。民间故事和乡村演剧都是幻想色彩浓郁的通俗文化形式，甚至有学者认为，民间故事是刻意与社会现实保持着陌生化的距离。弗洛伊德也说：“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如果它们是真实的，就不能给人带来娱乐，在虚构的剧作中却能够带来娱乐。”

由此可见，精英知识分子的现实主义标准与民间文学非现实的幻想性之间，本身就是相互垂直的两套体系，当你用了这一套体系的标准去衡量另一套体系的时候，就只能得出“无价值”的结论。越是太平时期，市民社会越发达，文化市场的力量越大，市场需求就越倾向于大团圆故事。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需要在平淡的生活中注入一些幻想的亮色，不仅需要故事，而且需要能满足他们美好愿景的好结局的故事。所以说，“对于戏曲中的‘大团圆’，尽管鲁迅等新文艺人士深恶痛绝、屡加痛斥，却始终无法动摇其民间根基”。

问题是，我们在多年的文化学习中，逐渐习得了这些文化精英的启蒙判断，认定了大团圆结局与所谓“民族心理”之间的表里关系，普遍将大团圆故事模式误作中国特产，以为对大团圆的追求“反映了整个民族和社会群体的文化心态和民族心理”。

（摘编自施爱东《故事法则》）

材料二

易卜生是近代现实主义戏剧的奠基人。在易卜生之前，欧洲各国剧坛上流行的是浪漫主义佳构剧。佳构剧是为职业剧团在大剧场进行商业演出而编写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多为轻喜剧或闹剧。佳构剧最大的特点是善于编织情节，因而发展了戏剧的结构艺术，不足之处是对社会人生的认识肤浅。佳构剧的人物是类型化的，为情节服务。而“有生命力的剧本和没有生命力的剧本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是人物支配着情节，而后者是情节支配着人物”。

佳构剧反映了9世纪中后期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掩盖了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和道德危机。用戏剧揭露这些矛盾和危机，最成功的就是易卜生。在《玩偶之家》里，他写了娜拉个性意识的觉醒，撕破了蒙在家庭关系上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展示了中产阶级的冷酷和自私。也许易卜生笔下的人物还不如契诃夫、奥尼尔写得厚实丰满，但他们都是一些有个性的人，或为伸张个性而斗争的人。有个性才有价值。易卜生重新确立了个性在戏剧创作中的核心地位，为现实主义戏剧奠定了坚实的价值基础。

在审美上，易卜生一反佳构剧向壁虚构的创作方法，确立了从经验出发、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的审美方式。他认为，创作必须从观察和体验出发，写亲眼所见的、精神上经历过的东西。“现代文学的秘密正在于这种经历过的经验。”从经验出发，使易卜生发现了佳构剧作家看不到或不愿正视的各种家庭和社会问题。他的作品大大激怒了欧美各国的中产阶级观众，各种诽谤、设骂、攻击、威胁接踵而至，有的说作家不道德，有的说作品不真实，艺术上一无是处，以至于英、美、法国的商业剧院长期不敢上演其中的某些作品。即使上演，也被篡改得一塌糊涂。《玩偶之家》“在德国演出时，易卜生被迫写了一个所谓‘大团圆的结尾’，以免别人不经他同意就加以随意改写，这一结局便是娜拉既想离开丈夫又舍不得孩子，结果弄得心力交瘁，最后猛然倒在了地上”，这种情形让人不由得想起1830年雨果《欧那尼》上演时，发生在法兰西大剧院的那场冲突。不过那次斗争的双方是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这次却变成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摘编自董健等《戏剧艺术十五讲》）

材料一：

人工智能从诞生伊始，就以“像人类一样思考”为终极目标。在1956年美国达特茅斯会议上，“人工智能”这一概念首次被提出，人类开始设想“让机器能像人类一样认知、思考和学习”。1976年，拉斐尔提出：“人工智能是一门科学，这门科学让机器做人类需要智能才能完成的事。”进入21世纪后，第三次人工智能浪潮开启，人工智能被认为是通过采集和分析大量数据，实现自动学习、分析和推理的智能化机器。英国大数据专家迈尔·舍思伯格指出：“大数据的核心就是预测。它是把数学算法运用到海量数据上来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这种基于大数据的分类、预判，与人类的思考模式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也不可避免地继承了人类的偏见。

数据是算法的基础，如果训练数据隐含偏见，算法输出的结果也有可能出现偏见，即所谓的“偏见进，偏见出”。数据偏见又可以分为“采集阶段的偏见”和“编码阶段的偏见”。在数据采集阶段，获取数据的目的、方式和使用的媒体，都可能成为偏见的来源。以波士顿的Street Bump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为例，它使用手机的加速计来检测路面的坑洞，而不需要城市工作人员在街上巡逻。当波士顿市民下载该应用程序并开车行驶时，其手机会自动告知市政部门有哪些需要修复的路面。这是一个富有创意的应用，但也是带有偏见的应用。这种数据收集方式决定了其更适用于富裕的地区，因为那里有更多的人拥有智能手机。数据的编码技术也与偏见有着极大关系。编码是指用人工方式对数据进行标注，标注过的数据集对其法的发展至关重要。现代AI技术的一个重要分支就建立在对标注过的数据的学习之上，亦即所谓的“监督式学习”。然而，这些标注极有可能带有数据标注者的主观判断和个人烙印。

即使训练数据集不具备偏见，算法也有可能通过自我学习制造偏见。算法系统就像是个“黑箱”，机器的学习和训练是不为外人所熟知的。机器学习离不开环境，它在与环境信息交互的过程中学习和复制种种带有偏见的行为。2016年，一款由微软公司专门为年轻人推出的智能聊天机器人Tay，在经过不到24小时与年轻人的聊天学习后，变得脏话连篇，言论带有种族歧视，被迫下架。算法不能决定用户输入数据的性质或特点，只能被动对输入的各类数据进行学习，换句话说，若输入数据的互动者向算法输入了具有偏见的新数据，那学习之后的算法就是一个偏见算法。

算法的设计目的、数据运用、结果表征等都是开发者、设计者的主观价值与偏好选择。算法设计者可能会为了某些利益而设计歧视性的算法。2020年12月，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的数十名住院医师和其他医务人员向院方提出了抗议，他们作为一线员工，却在筛选过程中遭到淘汰，无缘第一批新冠肺炎疫苗的接种。医院的管理者把责任推到了医院开发的算法上，认为正是这些算法决定了员工的接种顺序。然而专家对该算法进行详细分析后却发现，真正的错误源自设计算法的人，他们并没有根据员工在病毒环境中的暴露程度来决定接种顺序，而是简单地按照年龄排序。该案例表明，算法决策的结果并非总是公平公正。一旦出现差错，算法很容易成为决策者的“替罪羊”。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在《偏见的本质》中指出，偏见不只是个别的、品德有块陷的个体所持有的恶劣信念，而是广泛存在于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它是人类认知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的必然产物。如果偏见无法消除，至少应该让受影响的人群拥有知情权。2018年的一份报告《英国的AI：准备、意愿和能力？》特别指出，偏见绝不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纳入自动化系统。在大规模普及之前，还应该请专家进行算法审查，衡量这种算法决策的影响和公平性。如果有人认为自己被不公正对待，应该给予他们质疑和申请复议的权利。AI智能决策系统的引入是为了避免人类决策中的偏见。不过，人类的决策虽然经常有缺陷，却也有一个主要的优点，即人类的决策是可以改善的。相比之下，AI决策系统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除非开发者对系统作出改变。算法只会将过去编入代码，而不会创造未来。创造未来需要想象力，而想象力只有人类才有。

（摘编自汪靖《从人类偏见到算法偏见：偏见是否可以被消除》）

材料二：

当下，在尊重算法运行逻辑的基础上，明确算法设计者和算法使用者的行为有助于避免算法偏见的产生。算法设计者对自己设计的算法负有直接责任，对因算法设计问题所造成的歧视、偏见等有损使用者的结果理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与义务。算法使用者（尤其是将算法用于商业运行的公司）也同样承担着因算法问题给算法服务对象造成损害的责任。算法的使用需要大体量的数据，而数据采集方式的隐蔽性以及数据挖掘技术的进步，加剧了数据被非法收集和过度分析的风险。因此，不仅在采集、使用、交易数据时，算法使用者不能以隐蔽或欺骗的方式获取、滥用和泄露个人敏感信息；而且在算法使用者运营之初，对算法商业化运营的市场准入进行控制，要求将算法用于商业运行的公司进行登记备案，说明所采用算法的原理，并将运用算法的信息在不损害商业秘密前提下向社会公布。

算法系统除了需要技术人员和运营人员的参与，在实际运行中还有大量用户的参与，尤其是来自用户行为的数据更是进行机器学习的关键，但是，不能完全依靠用户的数据来实现算法的自我进化和修正。正如拉扎斯菲尔德所说的，“大众传媒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也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而总的来说，如果不加以适当控制，它为恶的可能性则更大”。算法虽然不是大众传媒，但由于其深度参与了信息的生产和发布，自然也需要人类的适度控制与监督。从算法系统的决策、设计到运营，必须自始至终遵循一套正确的价值观体系。尽管信息社会、数字化、大数据等概念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但是，智能算法作为技术快速发展的产物，在大家的头脑中依然是陌生的、神秘的。因此，对算法的设计者、运营者、使用者以及用户而言，可以考虑把“算法价值观”纳入专业技能培养和通识教育体系中，帮助大家认清算法运行的基本原理和局限性。

（摘编自许向东、王怡溪《智能传播中算法偏见的成因、影响与对策》）

材料一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一篇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吗？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材料二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三

作家想在作品里，表现一个思想，创造一个人的形象，他的最基本的工具，便是语言（文字）。

有人把文学家的语言和画家的颜色相比，画家把一个颜色盆放在面前，红的、黄的、蓝的，画家又调配着这些颜色，画出五光十色的画。鲜艳夺目的，阴沉浓重的，愉快的人，或是悲愁的景物。但不会画的人，不会调配颜色的人，便连一个常见的萝卜也画不成功。

文学上的语言工作也是这样。生活里有无数的语言，各种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等。有人把这些语言放在自己的心里，把它们巧妙地真实地连结起来，便能表现人性、时代。也有人组织不好，语言贫乏，便连眼前一只猫捕住了老鼠的事，也说不清楚。

（孙犁《好的语言和坏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