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文本是一种立体结构，至少由三个层次组成。

第一个层次，即表层的意象群落。在显性的表层意象中，情感价值渗透并将之同化，这就构成了审美意象。意象派代表人物庞德所定义的意象是“在一刹那的时间里表现出一个理智和情绪复合物的东西”。表层的意象是一望而知的，但却是肤浅的，甚至是假象，其潜在的情志才是精神所在。如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如果把“钓雪”解读为“钓鱼”，就是为显性的感知所遮蔽，消解了隐性的审智价值。其实，诗人营造的是一种不但对寒冷没有感觉，没有压力，而且对钓鱼也没有欲望，并不在乎是否能够钓到鱼的境界。是主体的情志为之定性，甚至使之发生变异的，此诗表层的形而下的钓鱼，为深层的形而上的精神境界所改变。前两句是对生命绝灭和寒冷外界严寒的超越，后两句是对内心欲望的消解。

意象不是孤立的而是群落的有机组合，其间有隐约相连的情志脉络。这是文本的第二个层次，可以叫做意脉（或者叫情志脉）。其特点为：第一，以潜在的情志同化表层意象；第二，使表层的意象群落在形态和性质上和谐地贯通；第三，意脉贯通所遵循的逻辑，不是实用理性逻辑，而是超越实用理性的情感逻辑。这在中国古典诗话中叫做“无理而妙”；第四，具体作品中，不管是小型的绝句，还是大型的长篇，情感的脉络都以“变”和“动”为特点。

意脉是潜在的，可意会而难以言传。要把这种意味解读出来，需要微观的具体分析，还要以原创性的话语对之冠以精致命名。缺乏话语原创性的自觉，往往不由自主地被文本以外的占优势的实用价值和现成话语所遮蔽。看到“独钓”，就自动化把现成的“钓鱼”覆盖上去，从而把从钓鱼升华为钓雪的精神境界抹杀了。

在这个层次里，最重要的是真善美价值的分化——和世俗生活中真善美的统一不同，乃是真善美的“错位”。其实孔夫子早就意识到了，在《论语·八佾》中孔子有言：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韶”（舜时的乐曲名）是尽善尽美的，而在“武”（周武王时的乐曲名）中，美与善是“错位”的。当然，这种错位也并不是绝对的，在这种情况下，错位幅度越大，审美价值越高；三者完全重合或完全脱离，审美价值则趋近于零。

文本结构的第三层次乃是文学形式。形式对于文学解读来说，极其关键。在解读过程中，最大的误解，就是以为只要读懂了内容，就读懂了艺术，以为形式是一望而知的。其实，文本解读之所以难以到位，就是因为对于文学的规范形式的漠视。例如，上海世博会，为了中国馆中的《清明上河图》，人们排队长达八九个小时，只为了那十几分钟的一睹为快。成千上万的观众为目睹宋代汴梁的市井繁荣而兴高采烈，其实只是看到了这幅杰作的表层结构。其第二层的意脉，则为北宋盛世的颂歌。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危机之中，这样的艺术只是一种抒情。第三层次，艺术形式和风格的特点是最为隐秘的，能够欣赏这种特殊规范形式的可能凤毛麟角。首先，他在国画中，属于界画，属于工笔，而且是长卷。也就是说，和西洋画一眼全收的焦点透视不同，它把中国特有的散点透视发挥到极致，视点可以顺序移动，但又不是杂乱无章、平铺直叙的。根据吴冠中先生分析，其中的人物、房舍、车马、桥梁、楼台、田野、山水，舒落有致，又以桥为高潮。这三个层次都以共时样式呈现于观众视觉之中，但对于第三个层次，绝大多数观众是感而不觉，只有于中国国画有修养者，才有某种内心图式的预期，才有可能解读出形式风格的奥秘来。

（摘编自孙绍振《形象的三维结构：文学文本解读学的立体建构》）

中国诗与中国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互相映照，彼此生发。现代学者钱锺书说：“诗和画号称姊妹艺术。”

无论中国诗还是中国画，最初形成的原动力都是其实用价值。中国画最古老的形态是汉语的象形字，应无疑义；而中国诗的最初形态，据鲁迅先生说，应是“杭育杭育”的劳作号子。二者都是来自生活又服务于生活的，但很快就分道扬镳，诗歌主动远离了绘画。

当画工们还在一刀一凿刻画日月山石等自然物象时，诗歌从汉语中提纯出来，辅以节奏音声，以吟诵歌舞之形式，表达情爱、祭祀、讽喻等主题，这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已有集中体现。中国诗歌的宗旨是入世的，是要干预社会的。如杜工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李太白“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建功立业之心一览无余。至于杜牧咏史，李贺嫉俗，皆是此类。反观中国画，大相径庭。受魏晋风度的影响，中国画开始淡出生活转向自然。南北朝时的姚最更为中国画定下基调：“不学为人，自娱而已。”这成为后世历代文人的为画宗旨。可见，诗文是用来载道的，是要入世的，劝百讽一也好，诗言志、歌咏言也好，总之是有干预社会愿望和功用的；而中国画是用来抒发性情的，是遁世的，它不太注重实际的生活，只注重对自然的感悟与沟通。换言之，时代生活在中国画上的烙印不那么鲜明。仅从功能来比较，这是两条并行的河流，只能凝视对方身影，却不会交叉。

有人以艺术表现为切入点，在两条河流间挖掘了一条通道，使其能相互流动，这人便是王维。王维能够完成这宏大的“开渠工程”，因其诗画修为都极高，一心能搏两兔，天长日久，形成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独特风格，不但被北宋的大文学家苏轼推崇备至，更被后来的“文人画”派奉若神明，自此，诗与画的关系日益紧密起来。其一，审美情趣的一致性。这点不独是王维的功劳。实际上，中国人传统的审美观源自其民族性：贵含蓄，轻直露。而中国画，特别是受王维影响而逐渐兴起的文人画，都在追求空灵淡远的境界。正是在此处，诗画找到了结合点。画家以诗心为画，诗人以画意入诗，致有“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之说。其二，描写题材的同一性。许多的画家直接把古诗当作描绘题材撷取诗里的意象，甚至连题目都取自诗中。如顾恺之的传世之作《洛神赋图》即取自《洛神赋》，而后人不断创制的《采莲图》，其源头多来自《江南》。而以诗写画的例子更是屡见不鲜，苏轼诗《题惠崇春江晚景》便是最确切的明证。在这里，诗画相互为用，相互生发，达到了高度契合与统一。其三，诗对画指向的补充性。诗虽是无形画，但指向性往往非常明确；画纵为有形诗，指向却不那么清晰。于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诞生了：诗配画。一副好的绘画作品离不开好的题款；一则高妙的题识，不单能提高画作的品味，而且能对画作的指向进行说明。

中国诗与中国画的明天会是什么样子？可谓有喜有忧。既然唐诗是中国诗歌高峰，那么往后自然是一路下行，至清朝已乏善可陈，晚清到民国初年，孙中山的《挽刘奠一》与秋瑾的《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已成为古诗的绝响，此后便归于沉寂。相反，中国画正由于不太关注现实，受时代变迁的影响不大，还能循着自己的道路有条不紊的前行，还可以在古诗中重温精精神契合的旧梦。

（摘编自赵晓丽《浅谈中国诗与中国画的“姊妹”关系》

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无论哪一个民族，长期居住在一个地方，就拥有一些共同的、不同于其它地方的生活方式。文化还有精神价值的层面，比如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艺术和美学等。

每一种文化都不是单一的，现代文化是多元的、杂陈的、共生的。而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过去经常说中华文化是黄河文化、黄土地文化，具有内陆文化的特征。但近二三十年来，考古新发现让大家逐渐认同，中华文化并非仅有黄河文化一源，长江文化同样是重要一源。二者在兴起的时间上是相同的，但有不同的特征。如果说黄河文化具有内陆文化的特征，那么长江自古以来航运便利，它的文化已带有了海洋文化的特征。

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风格特征不同。《诗经》作为写实主义文学的典范，产生于黄河流域；而浪漫文学的鼻祖《离骚》，则产生于长江流域。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和孟子，诞生在黄河之滨；而道家思想的代表老子和庄子，则诞生在长江之畔。自古以来，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就相互交融而又各自存在。

中华文化除了发生是多元的，学术思想也是多元的。儒家在汉代地位隆起，其后一直占据主流；佛教、道家思想同样对中国文化有重要影响。

“三教合一”，唐以后就有了。这是说儒、释、道三家不是水火不容的，而是互补共生的关系。如果不是儒家思想具有包容性，佛、道两家不可能获得充分发展的空间。

儒释道历来是互补的。儒家主张一个人通过读书，积累学问，然后做官，再来治国。若此路不通，道教和佛教思想可以给人以安慰。所以古代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经常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不致走上绝路。

要了解今天的中国，必须了解历史上的中国。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所谓“一体”，不是单指汉族，而是指整个中华民族——南北朝时期多民族竞争并立；唐朝之所以出现盛世局面，主要就在于它的开放与包容，胡人都可以到长安为官。因此，“中华文化”的最大特点正在于它的包容性。

因此中华文化还滋生出了另一个特点，就是不排外，对异风异俗，能够采取一种尊重和欣赏的态度。还有一点，就是中华文化不具有侵略性。在最强大的时候，也用和亲的方式与邻居建立敦睦友好的关系。

今天的世界同样是多元存在的世界，我们需要做的是，承认文化的差别，保护与尊重文化的多样性。

（摘编自刘梦溪的《中华文化的最大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