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回溯到商、周交替之际，一个文明较高的商朝，被文明较低的周朝所取代，这件事情本身必会使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反省。他们还免不了会问自己，究竟是什么缘故使得这么强大，而且主导北方中国的商王国，居然被小小的周国灭亡了？他们的回答是：周人取得了天命，而天命是唯道德为依归的，所谓“天命靡常，惟德是亲”。这可说是第一次道德的意义超越人类力量的命运。“天命”的观念帮助周人肯定了自己的统治，也帮助周人说服了许多商人的后代与他们合作、将商周文化体系扩张到整个中国北方。《易经》中所谈的命运，不完全是盲目的，人类本身对自己的命运有相当程度的掌握，人类自己所做的种种抉择，会改变命运发展的方向。这个观念与天命具有道德意义是相互配合的。

等到西周覆灭，周人的封建系统在礼坏乐崩的情况下，不再有过去那样的自信，也不再有过去那样主宰的力量，天命的意义必须要有新的解释。在《论语》里面，孔子所说的天命是每一个个人的天命，而不是一个朝代的政治天命。在孔子承受同时代人的迫害时，他曾经说：“天给了我这个天命。天生了我，给了我一个任务。有了这样的任务，迫害我的人又能拿我怎么样呢？”在这种情况下，天命已经不是政治的使命，而是每一个人都能从超自然、超现实的秩序之中，找到自己应当执行的使命。

汉代编辑成书的《中庸》篇曾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最近在湖北荆门市郭店出土的战国文书《性自命出》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这里的“天”，不一定是一个有意识的主宰神，似乎是宇宙间各种力量的总和；在这个宇宙力量的总和之中，每一个人有天生的禀赋，也就是“性”。“命”和“性”是相配合的名词。按照“天命之谓性”的说法，人之本性来源于天，由天所赋予，所以人性等同于天德，因此人们经常把人生来具有的本性称之为“天性”。

如果儒家学派所理解的命和性，正如郭店文书所说，那么人类全体具有一种特别的使命，而每一个个人也有特定的性，也就是禀赋。只有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也许才能够理会孔子为什么找出“仁”这个字作为他思想最主要的中心。孔子赋予它一个新的意义，“仁”这个字相当于整个的人性。这一个命题，应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假设。

如孔子所说，仁作为个人的禀赋，可以表现每一个人所具有的人性，那么怎样发抒人性才使人有资格成为“仁人君子”？仁是每个人都拥有的，仁是人性的本质，也是一个人性格成长的种子。由《论语》来看，孔子的学说是以仁为中心，但是孔子很少触及群体的仁，很少从群体的角度来看仁。孔子盼望的是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仁，使仁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也使得这个人成为“仁人君子”。理论上，社会有许多仁人君子时，应当是一个美好的、符合最高人心的社会。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

在儒家看来一个人不可能什么事都不做，因为每人都有应当去做的事情，但他去做这些事情时，并不是为了其他的什么目的，一个人做所当做的事情，其价值就在做之中，而不在于达到什么外在的结果。孔子自己的一生就是这种主张的例证，他出生在一个社会政治动乱的时代，竭尽已力去改造世界，像苏格拉底那样周游列国，与各种各样的人交谈；虽然一切努力都没有结果，他从不气馁，明知不可能成功，却仍然坚持不懈。在《论语·宪问》篇里记载孔子论到自己时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命”字通常译作“命数”“命运”或“天意”。就孔子来说，这个字的含义是“天命”或“天意”；换句话说，这是朝着一定目标前去的一股力量。到了后期儒家，“命”的含义是宇宙间一切存在的条件和一切在运动的力量。我们从事各种活动，其外表成功，都有赖于各种外部条件的配合。但是外部条件是否配合完全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因此，人所能做的只是：竭尽已力，成败在所不计。这种人生态度就是“知命”。按照孔子的看法，“知命”是做君子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

这就是说，要认识世界存在的必然性，这就是“知命”，就是个人对外在的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如果这样行事为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就永不失败，这是说，如果我们做所当做的，遵行了自己的义务，这义务在道德上便已完成，而不在于从外表看，它是否得到了成功，或遭到了失败。

（摘编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发明了纸和印刷术，这两项伟大发明的普及促进了书籍的刊行和传播。但书籍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损坏，有的甚至千疮百孔、破烂不堪，为此服务的文献修补技术也就相应发展起来。历史上众多工匠艺人在装订修复书籍的长期劳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渐形成一门专门工艺。古籍修复技术是保护历代古籍完整流传的至关重要的一环。

古籍修复作为一项细致的手工操作技术，到清代乾嘉年间发展完善，我们今天所见的古籍修复技术，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涉及修复工具、修复材料、修复装订技法以及修复的原则。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前人在古籍修复中非常注重工具的配备，如锤书用的平面铁锤、装订纸捻和订线时使用的铁锥子、下锥打眼用的木制敲槌等都是古人发明的，其他工具还有剪刀、裁割纸张的小刀、镊子、修复台、弯刀、排笔、鬃刷、喷壶、骨簪、夹板、锥板、纸壁、铅块、长方石、钢铿、压书机等，为古人有效地开展古籍修复装订提供了条件。古籍修复也十分注重材料的选择和搭配，主要体现在纸张、染料和浆糊等方面。用于古籍修复的纸张主要有棉连、罗纹、单宣、毛边、毛太以及各种棉纸等，主要染料有石、藤黄、槐黄、栀子、墨汁等，浆糊一般使用小考淀粉浆糊。作为装订修复古籍的基本知识和技巧，工匠艺人首先必须懂得鉴别使用不同的材料和染料，学会制作浆糊的方法。同时还要熟悉历史上各个时期典籍的装帧形式。了解各个时期典籍所用纸张及不同地域的装帧风格。操作中，更需要有娴熟的技艺。

修复一本古籍往往涉及到诸多工序，一招一式皆有其规范与标准，这对从事古籍修复人员的素质修养及操作手法要求极高。前人修复古籍，针对不同的破损原因采取不同的方法，如书叶去脏、染书染纸、搭配旧纸、书叶溜口、修复揭纸、装裱书叶、喷水倒平、书叶划栏等技法都是必须掌握的。同时也有针对不同的损毁原因而设计的技法，如针对虫蛀、鼠啮的书籍，如何修补个别孔洞、修补全页孔洞、粘补书边、处理挖掉的印章等都有专门的修复技法。还有诸如对于水渍、霉变、火烬古籍的修复，对于两面有字的古籍的修复，都有非常巧妙的处理方法。装订作为修复古籍的一道工序，不同装帧形式的古籍有不同的装订方法。古人在实践中总结出了装订古籍的程序，主要有折叶、衬纸、接书背、锤平、齐栏、压实、订纸捻、裁齐、锉平、包书角、装书皮、锥眼、订线、贴书签、写书根等，形成了一整套装帧技法，既保护了书籍，又非常美观。

古人在修复实践中总结出许多科学的修复技法，如“不遇良工，宁存故物”，就是避免进行破坏性修复的精彩表述。古人把修复分为“整旧如新”和“整旧如旧”两种，“整旧如新”的方法一般比较注重美观和艺术性，如“金镶玉”就是一种常见的整旧如新方式。“整旧如旧”法主张不破坏古籍原有的面貌和研究信息，在修复五代敦煌遗书时，曾不自觉地为修复者所采用。后来“整旧如旧”则是在比较科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在修复时避免修复者的干预，进行可逆的修复，都为今人所继承和采纳。

（摘编自《中国古籍修复的历史与现状》）

材料二：

廉成春，是一名拥有15年经验的古籍修复师。从业至今，她修复了上千本古籍，其中最古老的一本北宋文集距今已有800多年。

廉成春师承杜伟生先生，杜先生是一名正统的古籍修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杜先生在国家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已46年，是全国古籍修复行业的扛鼎人物。而作为一名民间修复师，廉成春则为众多藏家修复了无数古籍。

古籍修复的对象，不仅包括博物馆中的藏品，还有许多流传于民间的文献、地契、族谱等。廉成春游走于民间，让更多古籍得以更好地被保存、被流传。“修复古籍的过程就像做一场复杂的手术一样，经验和技艺固然重要，但更需要的是耐心和耐性。”遇到复杂的修复工作，廉成春一人独坐一天也修不完一页。那些承载时光的纸痕、墨迹穿越千百年来到我们面前，需要一双巧手，将时间的脚步放得慢些，让它们能够流传得更久远一些。“这也是修复古籍需要遵循修旧如旧、最小干预、不破坏原有形式的原则。”廉成春说。她的修复手法注重可逆性，即待百年之后再需修补，后人也可以重新修补。

除了是一名古籍修复师，廉成春还有一个新的身份：抖音创作者。廉成春通过短视频记录自己的修复过程，并以此向更多人展示了传统文化的魅力。逐渐了解抖音的各项功能和传播途径后，她进一步明白，新媒体在当下确实可以成为一个展示传统文化的平台。“通过抖音，我可以更加快捷地结交相关门类的专家和学习伙伴，也可以将古籍修复的基础知识普及给不了解的观众。”与此同时，廉成春在发布过程中深切感受到了将修复技术数字化传播的好处——让更多人看到这项手艺的同时，古籍和文物可以更好地被收藏和保护。修复古籍是一项艺术工作，但它也是一项有着深远意义的传统文化技艺。

（摘编自《生活可以很艺术：用一生的耐心为古籍“做手术”》）

材料一：

文学经典应该具有历史、思想、诗性三个方面的创造性特征，是史、思、诗的结合体。在历史层面，呈现一个民族历史文化、时代社会生活变迁的影像，具有“史”的风范；在思想层面，具有深广的思想蕴含或特殊精神内涵，闪烁“思”的光芒；在诗性层面，提供前人没有提供的原创性艺术经验，体现作家对世界独特的艺术审美观照，是一个人心沟通、诗心沟通、文心沟通的审美结晶体。经典文学是作家对文学对象有思想深度的审美审视与独特而生动的艺术表达。经典既是一个实在本体，也是一个关系本体，是一个动态的具有开放性特征的可阐释空间，经典延传是一个被不断阐释与建构的过程。文学经典研究，就是要从史、思、诗的结合中，深入揭示经典的思想价值与艺术魅力：“史”的特质，要求重返经典文学现场；“思”的特质，呼唤关于文学内蕴丰富性、复杂性的现代对话；“诗”的特质，则回应重返文学本体研究的诉求。

经典的形成常常需要漫长时间的检验，许多经典作家的作品都是经过若干时代的阅读、阐释和淘洗之后才存留下来的，那些只经过少数人或者一两代人认可的作家作品还很难成为经典。对现代文学经典的重释，是对新文学传统意义的再发现，对现代文学思想文化资源、艺术资源的再激活。当代文学的理论建构与创作实践，都需要从传统文学经典包括现代文学经典中汲取养料，获得新机。

（摘编自王泽龙《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重释的路径探究》）

材料二：

在我们的文学经典作品序列中，有一部分属于红色文学经典。红色文学经典是经过大浪淘沙的历史积淀和千锤百炼的时光筛选，留存下来的旨在传承红色精神基因的作品，而且是那些最具代表性、典范性、权威性的作品。这些作品具有穿越时空的精神感召力与思想引领力，总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绽放新光彩、释放新能量、彰显新魅力。

“红色经典”的现实主义创作立场对当下文学写作具有镜鉴意义，即文学书写如何紧扣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以精神方式参与国家和民族聚力前行的历史进程。

以《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为代表的红色经典小说，聚焦自晚清末年到20世纪中期中国社会的系列重大事件，以宏伟的史诗格局和磅礴的精神气势，多角度、全方位地再现中国人民抗敌御侮、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波澜壮阔的革命进程，钩沉出中华民族在困厄中破旧立新、求变图强、不断创新的历史发展逻辑。

“红色经典”弘扬英雄主义精神的思想导向，对当下文学创作具有引领意义，即文学书写如何精彩阐释生命个体与国家、人民、时代之间的意义联系，以弘扬中华儿女“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

“红色经典”所塑造的那些忠于革命信仰、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奉献、面对敌人屠刀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英烈形象，那些将卫国安邦的责任扛在肩上、面对火海刀山和流血牺牲也万死不辞的解放军英雄将士形象，飞扬着生命激情，辉耀着中华魂魄，为当代文学英雄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光彩。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文学的审美功能，更具有刻画民族表情、塑造民族人格、展示民族力量、弘扬民族精神的深厚文化意义。

“红色经典”提供的宝贵艺术经验对当下文学创作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即文学书写如何有机整合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守成与创新、笃实与空灵、明晰与隐晦、纯粹与杂糅等艺术思维和审美风格，建构一种具有民族文化鲜明辨识度的文学符号。

实事求是地说，以今天的审美眼光来看，一些“红色经典”在主题表达、人物塑造、艺术手法运用等方面，的确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其对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方式的基本遵循，对中国优秀文学传统和民间文化精髓的继承与创新，对多种创作方法和艺术形式的融会贯通，以及在现代汉语语言文字运用方面的丰富与工整，值得认真总结学习，以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优秀文学作品在艺术构造上都有独到的匠心，从文本结构的创建、故事情节的铺叙到文化意蕴的彰显，从叙述方式的选择、表现手法的穿织到语言文字的运用，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历史是不能忘却的，“红色经典”的精神财富更不能抛弃。国族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面向未来，我们的作家既需要以笔为旗，立足大地、仰望星空，又要以笔为犁，扎根本土、深植时代，以坚实的思想质地、雄浑的艺术旋律、沉厚的史诗风格和鲜活的审美魅力，为中华民族培根铸魂。

（摘编自李掖平《彰显超越时空的思想穿透力——谈“红色文学经典”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