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创建“宜居·宜养·宜游”为目标的“森林小镇”，是特色小镇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又区别于农业小镇、科技小镇、互联网小镇、创新小镇，它有一个让人更加充满想象力，诗意、美丽、富有亲和力的名称，是一个让我们人类更加向往和追求的地方，更具有包容性，更能够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据了解，我国“森林小镇”或者生态价值最好的地市集中在南北“四十八”地区，北部包括黑吉辽、内蒙地区，南边主要集中在湖南、江西、福建、两广、云贵川等省份。这些地区除了森林资源与水资源丰富外，还具有海拔错落有致的特点，更适宜成为“森林小镇”先行先试的试点地区。

专家一致认为，建设“森林小镇”是按照“五大发展理念”，在盘活现有森林资源存量的同时，扩大森林资源的增量。我国目前人均森林面积只是世界的1/4，保护好森林资源就是在守护金山银山。

建设“森林小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在特色小镇创建过程中，中央财政给予了大量的资金支持。政府在组织领导和支持政策中提出两条支持渠道：发改委等有关部门支持符合条件的特色小镇建设项目申请专项建设基金；中央财政对工作开展较好的特色小镇给予适当奖励。

当然，“森林小镇”建设光靠政府投入不行，还需创新投融资模式。在森林小镇的建设方面，应该发挥多种机制的作用，不仅要吸引开发银行政策性资金的介入，还要搭建更多的平台，吸引各类资金进入，形成共建模式，更有利于特色小镇发展。

(摘编自《中国森林小镇研究报告(2017)》)

特色产业是特色小镇发展的核心，特色文化是森林小镇的“灵魂”。但学者们在调研中发现，各地特色小镇在建设热潮中形成了“一拥而上”“遍地开花”的快速发展态势，出现了“千镇一面、缺乏特色”的现象。而作为特色小镇一部分的森林小镇，同样也面临着小镇特色产业不鲜明的问题。

现有森林小镇缺乏对文化的开发，或开发尚不到位。一方面，小镇文化挖掘没有充分联系历史人物与历史背景，没有以当地历史文化为依托，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涵，从而导致小镇无特色文化或特色文化不鲜明，难以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小镇特色的表现力尚有待加强。一些小镇的文化主要集中体现在建筑遗址上，未能充分拓展到饮食、风俗等日常近距离体验领域，从而难以形成紧密的多层次文化氛围。

调研中，学者们还发现一个更加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目前森林小镇建设与林场改革结合度不够。

首先，在林场改革中，国有林场需要对“办社会”职能进行剥离，场办学校、场办医务室和承担的其他社区功能逐步从林场中剥离出来，绝大部分要移交给当地政府承办和管理，人员要进行建制划转，场内事业编制需要进行缩减。如何妥善安置下岗职工，促使他们再就业成为林场改革过程中一个棘手的问题。

另外，建设用地问题由于牵扯面广，矛盾不容易解决，已成为制约林区以及森林小镇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摘编自新浪财经《森林特色小镇之争：不仅有高颜值，还要有高业绩》）

到2020年惠州将建设26个省级森林小镇。

每到傍晚时分，龙门县蓝田瑶族乡的瑶蓝森林公园里，就会有三三两两的村民，在这里悠闲地散步游憩。公园里树木葱葱，“啾啾”的鸟鸣声，让这里增添了一份寂静。

位于惠州市龙门县北部的蓝田瑶族乡，山清水秀，葱葱郁郁。瑶蓝森林公园、石马山森林公园、蓝田文化广场、乌妮夫滨河公园……在这个偏僻的乡镇，处处是公园。跟城市里的公园不同的是，这些农村里的公园最大的特点，便是浓浓的绿意。

去年9月，蓝田瑶族乡成功创建了“广东省森林小镇”，成为惠州首批省级森林小镇之一。森林覆盖率高达86.07%、全乡有古树群落7个、绿化覆盖率达到40.8%、公园绿地19.2公顷、人均绿地面积为38.4m²……如今的蓝田瑶族乡，处处都被绿色包围着。“生态环境秀丽、人文景观优美、乡村风貌整洁、乡土文化厚重、可憩可游、美丽宜居”——这是外界对该乡镇的评价。

（摘编自《南方日报》）

我认为一个健康的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文艺市场，中国的崛起，更离不开科学家。明星片酬越来越高，高得离谱。2014年，李连杰被问到其片酬高达6000万一事，不屑地称：“太低了，2000年我就拿到1000万美金，按当时汇率相当于8000万。”这个世界真是太疯狂了！那些终生投身科研的科学家，大多都是身居陋室，连钱学森都是住百八十平方米的旧房子。而大明星们，住豪宅开豪车，广告收入动辄七八位数，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容易。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成长过程中的孩子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孩子们都已经变得很现实，觉得搞科研是没有出息的。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升官就是发财，而当明星更是名利双收。这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价值观严重的扭曲。科学家地位远不如演艺明星，是时代的悲哀。

一个浮躁的社会，人们追逐的都是表面的光鲜亮丽。于是各种包装炒作，让人们失去了自然和本真，浮躁的气息扩散到每一个角落，使得现代人已经不再关注社会的本源，而是追求虚无的奢侈浮华。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互联网变革的洪流又让人们惴惴不安，人们都在寻找精神依托。我们需要能够给国人做正确价值导向的“名人”，而恰恰社会上又非常缺少这种角色的存在，有文化、有担当、有历史责任感的名人太少了。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思想舵手，才使很多明星、网红爬到了时代之巅，负面影响将非常深远。人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精神在哪里？中国复兴从何谈起？

（选自陈中华博客）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0ECD）公布了2015年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结果显示，美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38%，中国只有16.8%，还不及OECD国家的平均值。

去年，物理学家霍金开通了个人微博，短短半个月粉丝数量突破了350万。事实上，霍金之所以在全世界拥有数量巨大的粉丝，不光因为他对广义相对论的贡献，还来自以下趣事：他在美国热门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中扮演他自己，利用电子发声器与美国的摇滚乐团录制歌曲。写得了论文，做得了网红，酷劲十足，这就是霍金的魅力，也是科学家的魅力。

整日埋头于实验室，甚至抱病工作，英年早逝，在我们的宣传中，仿佛科学家不历经坎柯，他们的道德形象就不高大。而事实上，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科学家形象更能凸显人生的高度和厚度。科学家对于孩子们的吸引力，除了科学本身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是要靠科学家来具体化和人格化的。

对青年人来说，收入和地位等现实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职业理想的选择。科学家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似乎不如明星、企业家也是当下的现实。现在，我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每人500万元人民币，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发，正在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我们应以此反拨社会潮流，让科技人员真正感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让科学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星，成为孩子们争相崇拜的偶像，唯有如此，当科学家才能重新成为孩子们的职业理想。

（摘自2017年1月19日《光明日报》第6版）

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承认和接受其多元性和复杂性。各行各业都出精英，只不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罢了。把屠呦呦和黄晓明放在一起比较，是一种危险的逻辑。正如一提援外、减免他国债务，就有人提我国的贫困人口一样，如此对比似乎已成为一种万能诡辩术。如果用北京的房价来衡量青蒿素的学术价值，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用一些方法降低“黄晓明们”的收入，限制“黄晓明们”婚宴和礼金规模，这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市场与行政力量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屠呦呦的反面教材，不是连结婚都会躺枪的黄晓明，也不是娱乐圈这个花花世界。演艺明星即使再奢华，也不会让科学家们眼红。反而是学术界内的各种失范现象，如学术造假、学术浮躁、科研体制僵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科研机构衙门化、人才培养机制受阻等，才是阻碍科学家发挥更大作用的环境因素，从长远说，也损害了科学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摘自2015年10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

材料一：抓好党建促脱贫攻坚，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经验，群众对此深有感触。“帮钱帮物，不如帮助建个好支部”。要把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同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要探索各类党组织结对共建，通过贫困村同城镇居委会、贫困村同企业、贫困村同社会组织结对等多种共建模式，为扶贫带去新资源、输入新血液。

(摘自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1月27日)

材料二：我们党始终把中国扶贫事业与世界范围内减贫运动联系在一起。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我们始终保持脱贫攻坚的战略定力，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的新篇章。我国在致力于自身消除贫困的同时，始终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这主要包括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等。而且，我国还致力于改善国际发展环境，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为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摘自卢周来《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创新性探索》，《经济日报》 2020年7月30日)

材料三：在脱贫攻坚的工作开展中，准确动态掌握贫困户基本情况是摸清家底的首要任务，建立实时迭代和高效共享的贫困人口信息库是脱贫工作开展的基础。要达到准确识别贫困人口、不稳定脱贫人口和边缘人口，详细记录致贫原因和帮扶需求的目标，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数字科技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快速整合和更新贫困群众各类信息资源，形成扶贫专题数据库，可以推动各个部门信息共享与互联互通，从而形成实时的信息迭代机制和通畅的信息共享机制，进而通过数字科技赋能，创新透明高效的扶贫工作机制。

(摘自王益民《数字化扶贫大有文章可做》，《学习时报》2020年7月24日)

材料四：扶贫相关的优惠政策惠及了千千万万个曾经贫困的家庭，但是，每一个贫困家庭贫困的原因又不尽相同。由此，不仅需要各级扶贫帮困部门在政策上发力、把各项措施实施到位，更需要“因户施策”，在“准”字上破题。以马天志为例，他家的贫困主要是子女身体残障的拖累加上缺乏脱贫致富的有效手段所致。因此，有关部门不但为他安排了养殖业的“贴息贷款”，还帮助他制定了明确的脱贫发展目标，并且把他的女儿送到关爱残障人士的专门学校学习，在“教育扶贫”上做足了文章。“物质扶贫”与“精神帮扶”的双向发力，加上马天志自己的不懈努力，让他终于过上了“有车有房、全家团结一心奔小康”的好日子。这印证了精“准”扶贫中，有的放矢的靶向关系。

(摘自“央广网”评论员郭长江《精准扶贫还要在“准”字上下功夫》2020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