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亦称门风、家声等，是家庭或家族的风气、风格与风范，是在累世繁衍生息的过程中形成的稳定的生活作风、立身处世之道、道德面貌和价值观念的综合体。家风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传统家风文化是跨越时空的宝贵精神资源。重视家风和传承优秀传统家风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家风”一词最初使用是在西晋时期。庾信《哀江南赋序》中说，时人潘岳作《家风诗》，被誉为“始述家风”。家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由家训家教、家礼家德等家文化元素教化、熏陶、积淀而成的，是家文化的表征。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翻开中华民族文化史，家风文化积淀深厚，源远流长。优秀家风蕴含着我们民族数千年的传统美德，传承着中华儿女修齐治平、轨物范世的精神薪火。优秀传统家风文化传承于各个时代，弘扬于社会各个层面，既有礼贤下士、为政以德的君王帝后家风，教家立范、勤政公廉的名门显宦家风，士魂商才、仁心义路的商界翘楚家风；也有淳风厚俗、仁德范世的义门世家家风，以身示范、睦族善邻的庶族百姓家风；还有救亡图存、济世经邦的志士英烈家风，投身革命、家国天下的老一辈革命家家风。这些优秀家风文化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融入民族的血液里，为我们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可贵镜鉴。

重视门声家风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不少传统家训都强调继承家族的优良家风。司马光家训中要求为家长者“谨守礼法”，“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历史上的司马家族是世代贵冑，却一直恪守“世以清白相承”的朴素家风，勤俭持家。司马光在家训《训俭示康》中告诫儿子，一定要吸取同时代人因不良家风致家族破落的教训，而且要用这篇家训去训诫子孙，永远传承节俭为荣、奢侈为耻的“清白”家风。陆游《放翁家训》中要子孙继承祖先宦学相承、清白俭约、注重节操的家风。曾国藩在家书中劝诲其弟，要遵守祖先教诲“以绍家风”，反复告诫子孙“汝曹且勿坠家风”。

家风是一种无言的教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家风以家训文献、家教活动、家礼家法、家庭道德等为载体。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被誉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名实”“治家”等篇，对“风教”“风化”即家风的教育功能和父母的熏陶感染作用做了总结——“笃学修行，不坠门风传统家风文化的内涵极为丰富，大致可分为勤俭齐家的持家文化、蒙以养正的教子文化、崇德向善的修身文化、宽容仁爱的处世文化等。

家风有优劣之分，对子弟成人成才与否和家族兴衰起着重要作用。良好家风能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精神力量，约束和激励子弟在家庭生活中继承父祖的优良品德和传统。家风是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社会的缩影，影响到党风政风和世风民风。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代际矛盾突出、孝道文化衰落。家风败坏、家德缺失、家规无序的家庭，不仅很难营造温馨和谐的幸福生活，也不利于培养德才兼备、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才。家风不仅关乎个人品行，也和家国兴衰有关密切的关系。忠厚传家，家声永振；克绍箕裘，家道隆昌！

重视家风是历代先贤立家处世之本，是我们民族齐家治国的前提和基础。重视家风和传承优秀传统家风，永不过时。

（摘编自陈延斌《培塑新时代家风的丰厚文化滋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化”是汉语系统中古已有之的词汇，“文”与“化”起初是分开的，属于两个彼此独立的概念。

“文”，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花纹，“物相杂，故曰文”“五色成文而不乱”“文，错画也，象交文”中的“文”均指此义。在此基础上，“文”又产生若干引申义：其一，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其二，由伦理之说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之义，与“质”“实”对称；其三，在前两层意义之上，更导出美、善、德行之义。

“化”，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如“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化不可代，时不可违”“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等。归纳之，“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同时又引申出教行迁善之义。

“文”与“化”并用，较早见诸战国末年儒生编辑的《易·贲卦·象传》。西汉以后，“文”与“化”开始并提从而形成一个完整词语，如“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这里的“文化”，或与天造地设的自然对举，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因此，在汉语系统中，“文化”的本义就是“以文教化”，它表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本属精神范畴。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逐渐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成为众多学科探究、阐发、争鸣的对象。

长期以来，人们在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时，其内涵、外延差异很大，故文化通常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从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上立论，认为正是文化的出现将“动物的人”变为“社会的人”，因而将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全部内容统统摄入文化的定义域。狭义的文化，通常指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实际上把文化视为与政治、经济相区别的实体范畴，又称为“小文化”。20世纪80年代，文化研究成为国内学术界的一股潮流，文化概念的定义也多样化起来。总之，我们认为，文化（广义的文化）是与自然现象不同的人类社会活动的全部成果，包括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与非物质的东西。换言之，自然界本无文化，自从有了人类，凡经人“耕耘”的一切均属文化范畴。

在西方，文化一词系从拉丁语“cultura”转化而来，原义指人在改造外部自然界使之满足食住等需要的过程中，对土地的耕耘、加工和改良。后来，该术语产生了转义，古罗马著名演说家西赛罗在其“智慧文化即哲学”这句名言中把文化的转义确切地表达出来了。智慧文化的内容变为主要指改造、完善人的内在世界，使人具有理想公民素质的过程。于是，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及培育公民具有参加这些活动所必需的品质和能力等内容渐被纳入文化概念，其内涵由此变得更为丰富。但在黑暗的中世纪，文化概念的含义被神学观念压制，18世纪启蒙时代的理论家们把文化概念逐步从神学体系中解放出来。自18世纪末始，西方语言中的“culture”一词的词义与用法发生巨变。到19世纪末，文化开始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

在纵览各家、博采众长的基础上，美国著名人类学专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性回顾》中给文化下了一个综合性定义：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和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这一定义广为现代西方学者所接受。

（摘编自刘生全《文化：不同语境下的理解与阐释》）

①殷周时代，文字发展成熟，除甲骨文外，现存约两万篇金文，记录了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制度文化的变迁。但历来金文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古文字学、历史学等领域，对其文学价值关注较少。实则金文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诗经》《尚书》。金文文学是中国早期文学的原生形态，内容丰富、叙事精彩，文学价值很高。商周金文经历由质到文的转变，其背后折射出社会制度文化的变革。

②殷周革命是中国早期文明进程中的重大变革。殷周政教各异，一般多言殷人尚质，周人尚文。“文”指文采、文化；“质”为质朴、本质。前贤对殷周制度文化特质的总括，虽有整齐化之嫌，但周人尚文则是较一致的认知。

③现存商代金文五千余篇，但普遍字数偏少，最长者约五十字，传递的信息十分有限。商中期以来，青铜器开始铸铭，但内容简略，仅有祭祀对象名号、族徽，这种铭文已经有了叙事性。至商代晚期，出现稍长的金文，内容趋于丰富，主要反映殷人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如祭祀、战争、田猎等。总的来说，商代金文字数少、篇幅小，语言简洁，铭文旨在直录，缺少修饰，尚未体现出多少文学色彩，这多少能体现殷人制度文化及思想观念“尚质”的一面。

④周人代殷，逐步建立一套完善的礼乐制度，涉及国家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周人施行“文德政治”，政治理念通过礼乐制度延及现实世界，形成“尚文”之风。

⑤在重文风气下，周代金文开始走向繁荣，词汇丰富，修辞讲究，叙事手法完善，韵文进一步发展，文体形式多样，出现了大盂鼎、豳公盨、史墙盘等优秀篇章，皆表明金文取得了很高的文学成就。用词上，金文不少词语见于《诗》《书》。句式上，西周金文多四言句式，与《诗经》基本一致，如金文的“用祈眉寿”“有严穆穆”等句式多见于《诗经》。

⑥修辞手法上，由简到繁，文学自主意识逐渐加强。西周早期，金文记事多平白直叙，少有过多的文辞修饰。中期以后渐渐讲求文辞，典型的如史墙盘，对文武成康昭穆恭七位周王的颂扬，皆用一典雅词语形容，如：曰古文王、索圉武王、宪圣成王、亚慎康王、弘鲁昭王、祗显穆王。对自己祖先的赞美，称青幽高祖、勇惠乙祖、舒迟文考，用词简练典雅而意蕴丰富。

⑦西周金文文学性的另一表现就是用韵，韵语代表着人类语言发展的突破。现有材料表明，商代甲骨金文尚未有意识地用韵。西周早期，金文开始用韵，只是数量相对较少；至西周中期韵文开始大量增加，典型的如史墙盘，通篇置韵。到晚期，韵句更是非常规整，以四言为句，句式整齐、语言精练。两周金文多押阳部、幽部韵，读起来声音洪亮悠扬，朗朗上口，应和金文在祭祀、册命及宴飨等典礼仪式上诵读功能相关。

⑧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金文，记录各国间政治交往、婚姻关系等，目的是彰显作器者的家世与身份。至战国时期，随着宗周礼乐制度的转变，金文亦随之发生变化，内容上记事铭文相对减少，铭文篇幅变短，逐渐开启秦汉金文日用化的先河，而金文的文学性日趋消亡。

（摘编自吴毅强《金文文学与殷周文质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