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树

陈忠实

又有两个多月没有回原下的老家了。终于有了回家的机会，也有了回家的轻松，更兼着昨夜一阵小雨，把燥热浮尘洗净，也把自己都记不清的烦扰洗去。

进门放下挎包，先蹲到院子拔草。这是我近年间每次回到原下老家的必修课。或者说，每次回家事由里不可或缺的一条，春天夏天拔除院子里的杂草，给自栽的枣树柿树和花草浇水；秋末扫落叶，冬天铲除积雪，每一回都弄得满身汗水灰尘，手染满草的绿汁。温习少年时期割草以及后来从事农活儿的感受，常常获得一种单纯和坦然。

前院的草已铺盖了砖地，无疑都是从砖缝里冒出来的。两月前回家已拔得干干净净，现在又罩满了。我的哥哥进门来，也顺势蹲下拔草，和我间间断断说着家里无关紧要的话。我们兄弟向来就是这样，见面没有夸张的语言行为，也没有亲热的动作，平平淡淡里甚至会让人产生其他猜想，其实大半生里连一句伤害的话从来都没有说过，更谈不到脸红脖子粗的事了。世间兄弟姊妹有种种相处的方式，我们却是于不自觉里形成这种习惯性的状态。说话间不觉拔完了草，之后便坐在雨篷下说闲话，想到什么人什么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从雨篷下透过围墙上方往外望去，大门外场塄上的椿树直撑到天空。记不清谁先说到这棵树，是说这椿树当属村子里现存的少数几棵最大的树，却引发了我的记忆，当即脱口而出，这是咱爸栽的树。

我便说起这棵椿树的由来。大约是在“三年困难”中最困难的一年，我正上高中，周日回到家，父亲在生产队出早工回来，肩上扛着镢头，手里攥着一株小树苗。我在门口看见，搭眼就认出是一株椿树苗子。坡地里这种野生的椿树苗子到处都有，那时椿树结的荚角随风飘落，在有水分的土壤里萌芽生根，一年就可以长到半人高的树秧子。这种树秧如长在梯田塄坎的草丛中，又有幸不被砍去当柴烧，就可能长成一棵大椿树;如若生长在坡地梯田里，肯定会被连根挖除晒干当作好柴火，怕其占地影响麦子生长。父亲手里攥着的这根椿树苗子是一个幸运者，它遇到父亲，不是被扔在门前的场地上晒干了当柴烧，而是要郑重地栽植，正经当作一棵望其成材的树，进入郑重的保护禁区。

我对父亲的一个尤为突出的记忆，就是他一生爱栽树。他是个农民，除了农作本职外，业余爱好就是栽树。我家在河川的几块水地，地头的水渠沿上都长着一排小叶杨树。地头的水渠里大半年都流淌着从灞河里引来的自流水，杨树柳树得了沃土好水的滋养，迎着风如手提般长粗长高。我的父亲还指望着在地头渠沿培植的这些杨树，能补贴家用，能供给哥和我的学杂费用。

我在每个夏天的周日从学校回到家中，便要给父亲的那棵椿树秧子浇一桶水。这树秧长得很好，新发出的嫩枝竟然比原来的杆子还粗，肯定是水肥充足的缘由。这椿树就一直长着，直到现在。每隔一段时日抽空回到老家，到门口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棵椿树，父亲就站在我的眼前，树下或门口;我便没有任何孤独空虚，没有任何烦恼……

现在，在祖居的宅院里，两个年过花甲的兄弟，坐在雨蓬下，不说官场商场，不议谁肥谁瘦，却与无意中很自然地说起父亲的两棵树。父亲去世已经二十五年，他经手盖的厦屋和承继的祖宗的老房都因朽木蚀瓦而难以为继，被我们拆掉换盖成水泥楼板的新房子，只留下他亲手栽的两棵树还勃勃生机，一棵满枝尖锐硬刺的皂荚树，守护着祖宗的坟墓园，一棵期望成材做门窗的椿树，成为一种心灵的感应的象征，撑立在家院门口，也撑立在儿子们的心里。

每到农历六月，麦收之后的暑天酷热，这椿树便放出一种令人停留贪吸的清香花味，满枝上都绣集着一团团比米粒稍大的白花儿，招得半天蜜蜂，从清早直到天黑都嗡嗡嘤嘤的一片蜂鸣，把一片祥和轻柔的吟唱撒向村庄，也把清香的花味弥漫到整个村庄的街道和屋院。每年都在有机缘回老家时闻到椿树花开的清香，陶醉一番，回味一回，温习一回父亲。今年却因这事那事把花期错过了，便想，明年一定要赶在椿树花开的时日回到乡下，弥补今年的亏空和缺欠。那是父亲留给这个世界也留给我的椿树，以及花的清香。

（选自《陈忠实自选散文集》，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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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堆里的城隍

梁衡

西方的神话中都是些离人很远的女神、酒神、爱神等，哪怕帮人找对象，也是派个天使躲在暗处远远地射上一箭。而在中国的神话里，神总是在人的身旁，如影随形，朝暮不离，无时不在护佑着你。

2021年9月，我到陕北采风，听说靖边县正在出土一座城隍庙，便立马赶到现场。

现在正挖掘的这个堡子名“清平堡”，始建于明成化年间，周长不到两公里，里面也设了个城隍。随着历史的变迁，整个堡子渐为风沙所埋，现沙面上已固化为耕地、草坡、灌木林，间有大树，城隍爷就埋在下面。

最可看的是北边的正殿，城隍爷端坐高台之上，文人而一身戎装，双耳垂肩，白脸红唇，身威而面慈。他宽袍大袖，右手握拳支膝，左手微张成接物状，目视前方。廊下的武士则高鼻深目，昂然挺身，一看就是个胡人，作狰狞状以驱恶鬼。考古人员为防风化正准备以塑料蒙面处理。我们正赶上将蒙未蒙之时，难得一见的佛光乍现的这一刻。城隍爷和众文武的红袍、黑靴、蓝袖口，甚至金腰带上的云纹都历历在目。只是犹裹沙土半遮面，有的刚露出一个头，有如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有的半边身子钻出土外，目光炯炯，似刚从古代穿越而来。

中国土地辽阔，各地风俗信仰不同，但城隍无分南北，是一个普遍之神。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按辖区工作，保佑百姓平安。凡神都是人造的，因此习惯上总要拿一个现实的人来做躯壳，就像写小说要有个原型。比如关公被推举来做财神，秦琼、尉迟恭被选来做门神。至于城隍的替身，并无统一规定，由当地百姓自己选举产生。比如杭州曾是南宋都城，它的城隍就是宋代的民族英雄文天祥，那么，这座长城脚下的明代小城堡，该选谁来任城隍呢？这一带史上最出名的人物要数范仲淹。

北宋与长城外的西夏长年对峙，屡遭败绩，守边武将已畏敌如虎，皇帝就把文臣范仲淹派去带兵。范仲淹保家卫国真是赤子忠心，他带着自己16岁的长子，亲自上阵，一夜之间筑起了一座土城。又大刀阔斧地改革兵役制度，重用本土将领，连打了几个胜仗，终于使边防巩固，人民安居。范仲淹长年在这里风餐露宿，枕戈待旦，有《渔家傲》为证：“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他彻底实践了自己“先忧后乐”的思想。

我仔细研读出土的碑文，它先交代城隍的设置：“城隍有祠，遍于环宇，非只大都巨邑而也。虽一村一井，莫不图像而禋祀之。”古代的政治家早就明白，单纯的行政管理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既要依法治国，也要依德治民。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总是让人敬畏，那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而在古代中国，遍布于城乡的城隍，就是这种道德普及的最后一公里。你看那些泥塑人物多么生动，600年仍衣带如水，神清目明。城隍不只是劝人行善，还导人审美，亦是一尊美神。

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个周长两公里的堡子只是小小的一个点，但它是长城、塞外、沙漠的交集，代表着一种地貌，一种气候，一段自然生态的轮回。你只要看看脚下被深埋着的这一座城、一座庙、一个神，就知道这里曾经是怎样的沙尘肆虐。当地传统说书中有一个代表作《刮大风》：“刮得那个大山没顶顶，刮得那个小山平又平。千年的大树连根拔，万年的顽石乱翻滚。”40年前我在这一带工作时，一夜醒来，风刮得沙都推不开门。可是现在呢？高处一望，绿满天涯，蓝天如镜。新华社2020年发文，宣布横跨长城内外的毛乌素沙漠已经消失。这里的治沙人，一代一代数不清有多少。600年啊，城隍在深深的沙土下做了好长一个梦，直到有一天考古队员把他轻轻推醒，他蒙眬中看星汉摇落，旭日东升，浩浩乎绿海无垠。

走出开挖现场，我有了一个小小的遗憾。土坑旁堆着一大堆刚挖出来的老树根，虬曲缠绕，须乱如麻，根部已有一抱之粗。原来，这城隍庙里与正殿相对着还有一个戏台，这些树就长在戏台上的沙土里。清理遗址时工人嫌它们碍手碍脚，就统统锯断挖去。我扼腕顿足。古树也古啊，它们同是我们民族的记忆，更是一段乡愁！试想，当年这荒僻之地，常年草盛人稀，鸟飞兽亡，军民无以为乐，只有逢年过节时庙里才给城隍爷唱一回戏，胡汉交易，人神共乐，喧声满院。这些老树也于黄沙中吐出绿叶，抚慰着守边人苦寂的心。何不留下这些古树，把整座庙宇开辟成一个旅游场所，城隍归座，武士扬眉，绿树遮阴。让外来的游人在土堆上吼一阵信天游，再邀城隍爷同坐，喝一壶马奶酒，唱一首《出塞曲》，看一出600年前的地方戏，那该多有味道！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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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生根

陶灵

一

罗志军家住在钢厂的平房宿舍，旁边有一棵又老又大的黄桷树，他大概两三岁时，工人师傅把树连根挖起来，说是做钢炉用的扒渣板。挖走的黄桷树根系发达，最远窜到前面岩石缝里钻出来，有二三十米的距离。母树挖走后，从石缝钻出来的根又生出一棵儿树，巴在岩石上长大。罗志军十来岁时，儿黄桷树已有大瓷碗口粗了，它的许多条根又盘根错节地紧紧扎进石缝里。

有一天，罗志军放学回来，父亲下班拢屋，喊道：“罗罗，去砍几根树丫巴来栽起。”罗志军像只小猴几下子就爬上了黄桷树，砍了三根一米多长的枝丫。他家住端头，房前屋后和侧墙边各栽了一根。栽之前他把枝丫底部划破成十字口，卡上一颗小石子。

树丫活了，几年后，长得比大人手臂还粗。平房的厨房都在后屋，罗志军的父亲把后门外的空地平整了出来，夏天傍晚时，相邻的几户人都在黄桷树下摆上小桌凳，边吃饭边歇凉。夜晚又在树下搭起凉床睡觉。

这三棵黄桷树长到合围粗的时候，罗志军已大学毕业当了两年老师，家也搬进了楼房。原先的平房宿舍拆除，建起钢厂职工医院的新门诊部，三棵黄桷树留在了门诊部门前，如今树干粗到两人拉手才可合抱。

我去过嘉陵江中游的武胜县老城，江边解放街旁有一坡石梯，与新城相连。县城完全往外发展后，老街逐渐冷清下来，石梯上偶尔有一两个行人上下。梯道中间挺立一棵粗壮的黄桷树，枝叶扶疏，给四周带来了灵动，看上去这里不但不显荒凉，反而透露出一份时光积淀后的成熟与淡然。

二

“落地生根，黄桷树肯定长得很。”小时候听姑爷这么说。

姑爷家门前有一条山沟流过，左边人户院坝沟边生长着一棵大黄桷树，树冠几乎遮盖了整个坝子。清道光时的一年，春夏大旱无雨，入冬前，姑爷祖上两个老辈子背一包税盐去山里换粮食。第三天回来时，豌豆、胡豆、苞谷、米等一大挑，在路上砍了根黄桷树棒当打杵，天黑到家，顺手插在院坝边边上，没再管它。

第二年树棒发了芽……

姑爷说，这故事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传到他这代时，黄桷树仍在，更大更老了，但树前的房子却已改了姓。姑爷的爷爷和爹妈都抽大烟，败了家，搬到旁边的“偏偏房”住，买房的是罗家。

“这树是‘活’的，它每天都把我们盯到起的。”陆陆续续听到姑爷摆过很多这树的故事。

姑爷的爷爷把房子卖给罗家前，想把黄桷树先卖给铁厂，他们生产熬盐的大铁锅。化铁水时，须用木棒搅拌，捞出渣滓，其他木棒一入铁水马上就要燃起来，唯用黄桷树棒不燃。砍树前，按规矩请了一位私塾先生代写契约。先生磨好墨、铺开纸，正准备动笔，突然眼镜掉在地上，镜片摔得粉碎。先生受到惊吓，认为是老天在警告自己，这个契约不能写。黄桷树保存了下来。

我感冒咳嗽时，如果是初夏，姑姑会从这棵黄桷树干上扯下一些白须须，熬了水给我喝。没白须须的季节，就剥点根或树皮熬水，喝一两天就好。

有一天大人们坐在黄桷树下摆龙门阵。罗家小儿子说，从前的从前，有一年，这棵黄桷树的叶子掉光了，枝丫也枯了，大家都说老死了。腊月里的一天，有一户儿在院坝杀年猪，地灶锅里炖着猪骨、猪下水翻开，不知哪儿来的一个叫花子讨骨头啃。年关叫花子特别多，正忙着的杀猪匠见他连讨饭碗都不拿一个，没好气地“杵”了一句：“骨头没得！汤要不要？”这叫花子当真：“要！”便提起脏兮兮的衣襟接汤。杀猪匠也缺德，硬是舀了一瓢汤倒在他衣襟里，可汤竟一滴不漏。杀猪匠目瞪口呆地看着叫花子一步一步走到枯黄桷树下，把汤倒在树根脚。“轰”地一声，黄桷树着了火，火苗从下到上舔了个遍，就熄了。第二年开春，被烤得皴黑的枝丫发出嫩芽，黄桷树活了过来。

三

漫步重庆城，随处可见一棵棵苍劲的黄桷树，根系紧紧扎进石缝，屹然挺立在城墙、堡坎、石壁上。初春时，一片新绿悦目；盛夏，如一把把遮阳的巨伞；秋冬，他树凋零，黄桷树依然郁郁葱葱地昂扬。这是重庆人特别引以为自豪的一道风景。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重庆城行道树中已有黄桷树两千多棵，1985年底，近万棵。1986年7月，黄桷树被确定为重庆市市树。

重庆城建在山上，山又在城中，道路两旁，过去建有很多挡土石堡坎，或在岩石上敷一层三合土护面，夏天辐射热大，平时看上去也不美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园林绿化部门在朝天门城墙和北区路岩壁上进行垂直绿化试点。园林工人从几公里外运来新土，腰上拴绳子，吊在石壁、堡坎上打洞、填土、垒石做窝子，再次栽种迎春花、爬壁虎、七姊妹等藤蔓植物十来万株，并栽种三千二百多棵黄桷树。三年中，藤蔓植物因各种原因损坏、死亡殆尽，唯有大量的黄桷树成活下来。

四

初中时，我读了《松树的风格》《白杨礼赞》后，对满城的黄桷树心存好奇，希望也能找到伟岸的故事。那时候阅读物有限，便依靠《现代汉语词典》查找。结果没有黄桷树，只是“黄葛树”，注解：“落叶乔木，叶子卵形，平滑有光泽，花托球形。木材暗灰色，质地轻软。”虽然有些失望，但想来应该是它了：黄桷树的叶子也是卵形的，球形花托可能就是我们俗称的“黄桷泡儿”。

有一次写作文，我把“黄桷树”写成“黄葛树”。老师在“葛”字处画了叉，写上“桷”。后来我查证，植物学里也没有黄桷树，就是黄葛树。重庆方言中，“角”与“葛”读音相同，重庆人想当然地认为树木名称应加“木”旁，于是就有了“黄桷树”的叫法和写法，久而久之成为习惯，叫“黄桷”的地名也比比皆是。

错判“黄葛树”的周老师是山东人，七年后我们竟然成为同事。我被抽去写县志，他是县志主编。周老师肯定不记得错判“黄葛树”的事，他家乡没有这种树，入乡随俗认定了“黄桷树”。可他并没有“落地生根”，县志没写完就远走了，不是回家乡山东，而是去了富裕而陌生的成都平原。

很快，我也离开县志办，到了市里工作。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