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航海考古是对人类历史上航海活动遗存进行调查与研究的学问，属于海洋考古的核心领域。人类航海活动涉及的文化成果都属于航海考古的学术领域，其中船舶和海港考古是航海考古的两个主要方面。船舶考古，就是调查、发掘、研究历史上各类船舶实物及相关的遗存，研究古代的船舶形态、造船技术及船货物质的考古分支。船舶考古的核心是沉船考古，它的研究对象是考古发现的古代沉船实物，包括不同埋藏环境（水下、淤积、陆地等）中的沉船。沉船考古不但研究沉船船体本身的遗存，还研究船货、用具等遗存，以探讨外销或舶来的物质文化史、贸易史、船上社会等内容。海港考古的对象是古代港口、码头、锚地等泊船设施及相遗迹。海港遗迹既存在于陆上，也见于水下，除了港口、码头等直接的驳船遗迹外，由于港口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系列配套设施及附属的文化产品，也是海港考古的组成部分。

（摘编自吴春明、张威《海洋考古学：西方兴起与学术东渐》）

材料二：

“南海Ⅰ号”是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的一艘宋代木质古沉船，是距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的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整、文物储存最多的远洋货船。根据潜水探摸获得的资料显示，沉船长度约30.4米，宽度约9.8米，型深3～4米，船头朝向西南方向240°。船体为木质，经过800多年的浸泡，已经松软，估计已没有了结构强度。船身主体埋没于海底淤泥以下1～2米处。国外打捞沉船的方法都是先将船上的文物打捞出水，然后再将船体部件拆卸，出水后再复原。考虑到沉睡于淤泥中的沉船和大量文物，一旦脱离原来的环境，许多信息将会消失，广东省文化厅和交通部广州打捞局决定采用整体打捞及保护方案。其核心步骤是将沉船、载物与其周围泥沙按照原装固定在特制的钢沉井内，然后整体迁移至陆上进行整体开发。具体步骤如下：

1将预制的钢制沉井准确沉入水中，确保沉船完全被罩在“井”内，然后在沉井上面逐渐加载重物（水泥方块），使沉井的四壁在重压下插入泥中，直至超越沉船底部。

2挖开沉井外侧的淤积，形成一个较大的作业场所。

3在沉井底侧预留的方孔内穿入钢梁，一侧穿入另一侧穿出，使沉井拥有一个完好的底板，此时整个沉井形成一个巨大的长方形铁箱。

4用重型起重机将装有沉船和淤泥的沉井箱吊出海面，装船运往陆地。

5将沉井箱放入人工可操纵的与海水成分相同的池中，供考古人员发掘研究。

整个打捞过程，自2007年1月16日开始，至12月22日出水，12月28日结束。

（根据隋海琛、杨鲲、赵彦昌、赵阳《“南海Ⅰ号”打捞过程中的水下定位和姿态检测》整理）

材料三：

主办方通报的“南海Ⅰ号”最新发掘资料显示，历经10年的发掘，发现“南海Ⅰ号”是一条满载各类货物的南宋沉船，出土、出水器物包括陶瓷器、铜铁器、金银器、漆木器、钱币、朱砂、动植物残骸、植物果核等。总共文物数量21000余件套、标本2600件，其中瓷器19000余件套、金器180件套、银铤183件套、铁器84吨、铜器170件套、铅锡器85件、竹器13件，木器46件，漆器28件、石器25件，其他及不明274件，以及铜钱约17000枚以及大量动植物标本、船木等。

此外，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孙健透露，将用一年时间全面完成“南海Ⅰ号”发掘工作。

（《广州日报》2017年11月26日第A3版））

中国诗与中国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互相映照，彼此生发。现代学者钱锺书说：“诗和画号称姊妹艺术。”

无论中国诗还是中国画，最初形成的原动力都是其实用价值。中国画最古老的形态是汉语的象形字，应无疑义；而中国诗的最初形态，据鲁迅先生说，应是“杭育杭育”的劳作号子。二者都是来自生活又服务于生活的，但很快就分道扬镳，诗歌主动远离了绘画。

当画工们还在一刀一凿刻画日月山石等自然物象时，诗歌从汉语中提纯出来，辅以节奏音声，以吟诵歌舞之形式，表达情爱、祭祀、讽喻等主题，这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已有集中体现。中国诗歌的宗旨是入世的，是要干预社会的。如杜工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李太白“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建功立业之心一览无余。至于杜牧咏史，李贺嫉俗，皆是此类。反观中国画，大相径庭。受魏晋风度的影响，中国画开始淡出生活转向自然。南北朝时的姚最更为中国画定下基调：“不学为人，自娱而已。”这成为后世历代文人的为画宗旨。可见，诗文是用来载道的，是要入世的，劝百讽一也好，诗言志、歌咏言也好，总之是有干预社会愿望和功用的；而中国画是用来抒发性情的，是遁世的，它不太注重实际的生活，只注重对自然的感悟与沟通。换言之，时代生活在中国画上的烙印不那么鲜明。仅从功能来比较，这是两条并行的河流，只能凝视对方身影，却不会交叉。

有人以艺术表现为切入点，在两条河流间挖掘了一条通道，使其能相互流动，这人便是王维。王维能够完成这宏大的“开渠工程”，因其诗画修为都极高，一心能搏两兔，天长日久，形成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独特风格，不但被北宋的大文学家苏轼推崇备至，更被后来的“文人画”派奉若神明，自此，诗与画的关系日益紧密起来。其一，审美情趣的一致性。这点不独是王维的功劳。实际上，中国人传统的审美观源自其民族性：贵含蓄，轻直露。而中国画，特别是受王维影响而逐渐兴起的文人画，都在追求空灵淡远的境界。正是在此处，诗画找到了结合点。画家以诗心为画，诗人以画意入诗，致有“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之说。其二，描写题材的同一性。许多的画家直接把古诗当作描绘题材撷取诗里的意象，甚至连题目都取自诗中。如顾恺之的传世之作《洛神赋图》即取自《洛神赋》，而后人不断创制的《采莲图》，其源头多来自《江南》。而以诗写画的例子更是屡见不鲜，苏轼诗《题惠崇春江晚景》便是最确切的明证。在这里，诗画相互为用，相互生发，达到了高度契合与统一。其三，诗对画指向的补充性。诗虽是无形画，但指向性往往非常明确；画纵为有形诗，指向却不那么清晰。于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诞生了：诗配画。一副好的绘画作品离不开好的题款；一则高妙的题识，不单能提高画作的品味，而且能对画作的指向进行说明。

中国诗与中国画的明天会是什么样子？可谓有喜有忧。既然唐诗是中国诗歌高峰，那么往后自然是一路下行，至清朝已乏善可陈，晚清到民国初年，孙中山的《挽刘奠一》与秋瑾的《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已成为古诗的绝响，此后便归于沉寂。相反，中国画正由于不太关注现实，受时代变迁的影响不大，还能循着自己的道路有条不紊的前行，还可以在古诗中重温精精神契合的旧梦。

（摘编自赵晓丽《浅谈中国诗与中国画的“姊妹”关系》

文学在社会中承担何种职能？它的功能和意义如何？这些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恰恰意味着文学的功能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为了便于讨论，我们不妨将广义的文学缩小到叙事文学的范围内来专门加以观察。

小说在西方18、19世纪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仅仅是个文学史特例，它并非历来如此。事实上，从《荷马史诗》一直到18世纪初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或小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与音乐和绘画一样，文学长期以来一直蛰伏于宗教和权贵的巨大阴影之下。

同时，文学的社会性内容也受到一定的压抑，对世俗生活的记录或对个人经验的描述尚未成为文学的重要使命。不论是埃斯库罗斯，还是索福克勒斯，他们作品中个人经验的呈现和表述都是在神话的结构下展开的，同时与集体和社会的经验难以区分。悲剧的发生总是与不可知的命运、必然性以及上帝的存在纠缠在一起。在中世纪，薄伽丘和乔叟的写作表明悲剧中的上帝形象开始向世俗显贵人物转移。按照雷蒙·威廉斯的描述，悲剧的重点已经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与苦难”转向世俗社会的“成功与失败”，而“命运越来越多地指涉世俗的成就”。但从总体上看，对上帝的信仰仍然主宰着悲剧的最终和解。而到了文艺复兴之后，文学对于世俗经验的描述的比重进一步加强，悲剧发生的动力从命运的逻辑和上帝的意志变成了个人选择性的行动，特别是这种行动在道德上的过失和瑕疵。

从文学的功能方面来看，它与宗教一样，都是超越现实的伟大的激情。对现实生活的认识的局限性，使人们在欲望受到挫折时，在遭遇生活中的巨大不幸或失败时，希望能从文学中找到解释和安慰，因此文学中就有了超越现实的创作。只不过，这种超越往往是象征性的，是作为一种代偿的机制而出现的，不可能获得理性的证明。和宗教活动一样，超越的途径是一种想象性的和解与欲望的满足，具有一定的仪式性。在西方悲剧常见的形式中，威胁的解除和欲望的满足都由于最后上帝的出现或暴力政权的更迭而获得解决。

在阿拉伯著名的《一千零一夜》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学代偿性安慰机制的重要性。在假托谢赫拉扎德讲述的故事中，不管主人公的经历和遭遇如何充满凶险，曾经出现过怎样的挫折、失败和幻灭，到最后，绝大部分结尾总是以和解结束。在中国古代的叙事作品中，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夸父逐日的结果显然是悲剧性的，但夸父被烧死之前所投出的手杖却变成了一个森林，因此这种失败未尝不可以被描述为一次胜利。

问世于17世纪的《聊斋志异》为我们考察这种超越机制提供了一个范本。为什么《聊斋志异》会出现在中国的北方，而非江南，特别是经济发达的江浙一带？陈寅恪的解释是：《聊斋志异》的出现是社会环境压抑的结果，从而假托于狐女灵怪，对自身的经验和欲望进行宣泄、超越。而在晚明时期的江浙地区，由于地方丝织品经济所造成的社会繁荣，特别是当时社会名流生活风习的政治性空间已有了相当自由度，文人雅士已经可以在世俗社会中与那些“狐女”（比如柳如是等人）自由往来，不必像蒲松龄那样假托于梦幻了。

18世纪末，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开始在欧洲诞生，由于宗教的衰弱和资产阶级的日益强大，为了化解日益粗鄙化、程序化的功利主义意识形态危机，文学开始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其功能在两个方面被加以强调：作为一种宗教替代品的价值系统，作为社会认同的一个重要安慰剂和黏合剂。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启蒙运动的深入，文学从一种神秘的经验开始转变为一个“科学化”的、可以被我们充分认知的知识领域。

发轫于18世纪末的欧洲文学变革，与其说是对文学功能的重新发现，还不如说是对文学的强行“征用”。而中国近现代小说革命和文学革命则毫无疑问受到这一变革的影响，尽管两者之间的出发点、具体进程和后果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文学作用的过分强调。小说这样一个形式，从“街谈巷议”的微末小技，一跃而成为关乎民族、国家存亡的关键。

（摘编自格非《文学的邀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