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楼上

鲁迅

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我的家乡。深冬雪后，风景凄清，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联结起来。城圈本不大，寻访了几个以为可以会见的旧同事，一个也不在。

我所住的旅馆窗外只有渍痕班驳的墙壁，帖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采，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我没有可以消遣的事情，便想到先前有一家很熟识的小酒楼。我于是立即出街向那酒楼去。

楼上“空空如也”，任我拣得最好的座位：可以眺望楼下的废园。从惯于北方的眼睛看来，却很值得惊异了：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晴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

我转脸向饭桌，斟出酒来。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也只能算是一个客子。我看着废园，渐渐的感到孤独，但又不愿别的酒客上来。

我竟不料在这里意外的遇见朋友了。那上来的分明是我的旧同窗，也是做教员时代的旧同事，面貌虽然颇有些改变，但一见也就认识，独有行动却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

“阿，——纬甫，是你么？我万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你。”

“阿阿，是你？我也万想不到……”

我就邀他同坐，但他似乎略略踌躇之后，方才坐下来。我起先很以为奇，接着便有些悲伤，而且不快了。细看他相貌，也还是乱蓬蓬的须发：苍白的长方脸，然而衰瘦了。精神很沉静，或者却是颓唐，又浓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精采，但当他缓缓的四顾的时候，却对废园忽地闪出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

“我们，”我高兴的，然而颇不自然的说，“我们这一别，怕有十年了罢。我早知道你在济南，可是实在懒得太难，终于没有写一封信……”

“彼此都一样。可是现在我在太原了，已经两年多，和我的母亲。我回来接她的时候，知道你早搬走了，搬得很干净。”

“你在太原做什么呢？”我问。

“教书，在一个同乡的家里。”

“这以前呢？”

“这以前么？”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烟卷来，点了火衔在嘴里，看着喷出的烟雾，沉思似的说，“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

“我一回来，就想到我可笑。”他一手擎着烟卷，一只手扶着酒杯，似笑非笑的向我说。

“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

“这难说，大约也不外乎绕点小圈子罢。”我也似笑非笑的说。“但是你为什么飞回来的呢?”

“也还是为了无聊的事。”他一口喝干了一杯酒，吸几口烟，眼睛略为张大了。 “无聊的。——但是我们就谈谈罢。”

堂倌搬上新添的酒菜来，楼上又添了烟气和油豆腐的热气，仿佛热闹起来了：楼外的雪也越加纷纷的下。

“你也许本来知道，”他接着说，“我曾经有一个小兄弟，是三岁上死掉的，就葬在这乡下。今年春天，一个堂兄就来了一封信，说他的坟边已经渐渐的浸了水，不久怕要陷入河里去了。母亲一知道就很着急。然而我能有什么法子呢？没有钱，没有工夫。

“一直挨到现在，趁着年假的闲空，我才得回南给他来迁葬。我在城里买了一口小棺材，雇了四个土工，下乡迁葬去。到得坟地，果然，河水离坟已不到二尺远。我的心颤动着，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然而出乎意外！被褥，衣服，骨骼，什么也没有。我想，这些都消尽了，向来听说最难烂的是头发，也许还有罢。我便伏下去，在该是枕头所在的泥土里仔仔细细的看，也没有。踪影全无！

“其实，这本已可以不必再迁，只要平了土，卖掉棺材，就此完事了的。但我不这佯，我仍然铺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身体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来，装在新棺材里，运到我父亲坟旁埋掉了。但这样总算完结了一件事，足够去骗骗我的母亲，使她安心些。——阿阿，你这样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是的，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子，敷敷衍衍，模模胡胡。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

“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模模胡胡。模模胡胡的过了新年，仍旧教我的‘子曰诗云’去。”

“你教的是‘子曰诗云’么？”我觉得奇异，便问。

“自然。你还以为教的是ABCD么？我先是两个学生，一个读《诗经》，一个读《孟子》。新近又添了一个，女的，读《女儿经》。连算学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们不要教。”

“我实在料不到你倒去教这类的书，……”

“他们的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

“那么，你以后豫备怎么办呢？”

“以后?——我不知道。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

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

一九二四年二月一六日

（选自《彷徨》，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南木萨

段爱松

我的族群，有时候是石头变的，有时候又是流水。

在我年少的记忆中，我的父亲常对着一坨坨石头说话。江水里大大小小的石头，他每年都得问问它们，来年，族群里会发生些什么大事。

我的父亲，独龙族人的南木萨，天神格蒙赋予族人的授意者，是族里能够驱鬼的人。他时常向着太阳初升的地方祈祷，那是先祖迁徙过来的方向。

那里有什么呢？谁也不知道。一代又一代的族人被莽莽群山困住，谁也不知道群山外面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新鲜世界。

直到有一天，有几个人找到了我的父亲，其中有一个是我们的阿空头人，另外两个穿着军装，说着我们完全听不懂的语言。

阿空头人问我的父亲，为什么要散布谣言、破坏生产。

我的父亲说，族人们刀耕火种、打猎抓鱼，那么多年了，那么多代了，有什么不好？

阿空头人说，那都是过去了，现在要发展生产，只有发展了生产，大家的生活才会过得更好。

我的父亲说，那样，他们把水引到村子里来，会引来水鬼，村子就要遭殃，不得安宁；水引进村来，人是要得打摆子病的，到时我也没有办法。

我的父亲不太信任跟着阿空头人来的这两个穿军装的外人。就是这两个人，还带来了一大群外来人，说是要在这里开什么水田，种什么水稻。

这两个穿军装的人，站得笔直，也不大说话，只是面带微笑，却好像能够听得懂我的父亲和阿空头人用本民族语言说的话。他们偶尔用自己的语言嘀咕几句，甚至夹杂着一些族群简单的词句。我的父亲对此颇感惊奇。

阿空头人解释说，他们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都在学习我们族群的语言了。

我的父亲心头一震，觉得外来人学习族人说话，像是被冒犯了，但又说不清楚到底被冒犯了什么。

阿空头人有些兴奋地说，他们来帮助族人开水田可是大好事，以后，我们就可以吃上大白米饭了。

我的父亲没有吃过大白米饭，也没有见过大白米饭，只是曾经听阿空头人说过，那些像珍珠一样的颗粒，煮熟后散发出的诱人清香。但他仍然怀疑，这里面是不是有鬼，因为他最近老是做梦，梦见山上一头巨大的老熊跑下来，不但把火烧地里的庄稼吃了，这只贪得无厌的野兽，竟然还把火烧地一块一块吞下了肚。

我的父亲板起脸，说，大白米饭可吃可不吃，没吃白米饭的族人们，还不是照样得活？祖先的规矩可不能这么破坏了。

阿空头人叹了口气，语气稍显沉重，对我的父亲说，看看我们过去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吃饱过没有？有衣服穿没有？过去又有谁来帮助我们？过去来的都是些什么哪，不是强盗土匪就是土司豪强，可现在呢，到处都解放了，再也没有人来欺负我们了。并且新政府派他们来了，带来的又是什么？我们的祖先，难道愿意我们继续忍饥挨饿受苦吗？

我的父亲紧锁的眉头，不觉被阿空头人的这番话解开了，就连刚才铁青的脸色也变红了许多。是啊，阿空头人说的没错，这些穿军装的人，不知道怎么跋山涉水进来后，给各家分了布匹、衣物、农具、食物，就算是天神格蒙下凡，能做到的不也就是这个样？

想着想着，我的父亲站了起来。他转朝着阿空头人说，那你给他们说一下，规矩还是要讲，将水引流入村前，得杀鸡，祭拜山神；凡是水流过的地方，需要用松柏枝挂一些我画了咒符的布条纸片，祭拜水神。阿空头人懂得汉话，他便用汉话，大致把我父亲的意见说给两位穿军装的人。

瞬间，我看到这两个人眼中突然迸发出光亮。那时，我当然不懂得开什么水田但我感觉得到，那两个外来人眼中温暖的兴奋，像极了后来我第一次吃到大白米饭时，下咽的那种舒坦。

这件事情之后，我的父亲发生了一些变化。他虽然也看到族人们吃上大白米饭的满足，但他心中，一直像在纠结着什么。他常常自言自语，说那头巨大的老熊，在他最近的梦境中被枪打了。

我的父亲一直想解这个梦，但他无法给自己一个满意的交代。他开始按照他父亲传授给他的那一套，把一名南木萨该掌握的术，一点一点教给我。

可是，我的第一个有关南木萨这个族群神圣身份的梦境，并没有看到父亲期许的那只传说中的神鹿，奔跑在高黎贡山和担当力卡山之间。

我忘不了，阿空头人带着两个穿军装的人来到我家的那个下午：更忘不了，那两双发出光亮的眼睛，带着怎样的喜悦离开。我吃到了由开水田带来的大白米饭，我的父亲也吃了，包括我所有的族人们，也都吃到了，大家都认为，一定是天神格蒙的主意。

而我一直深信，是我的父亲祭奠了山水，开水田才没有引来灾害，因为他从来都告诫我，山水是平衡的，世界也是平衡的，特别是在我们族群生存的这个几乎被封闭的世界，一代又一代族人生息繁衍和万物之间也是平衡的。有那么高的山脉，就必然有这么湍急的水流；有那么多的树林，就必然有这么多的动物；当然也包括老熊，只要有我们的族人，就必然会有老熊，也必然会梦见老熊。

作为族群新的南木萨，我自然比我的父亲懂的更多，因为我能在这片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接受教育，学习汉话，更看到了很多书籍……渐渐地我更明白，再大的山水，也是有边界的，但外面进来的人们，似乎正穿越着这些。

我不知道，我这一代南木萨和我的父亲那一代南木萨，究竟被什么隔着。我并没有梦见过那头老熊。恰恰让我感觉意外的是，我常在梦中看见那两双因为开水田而发亮的眼睛。这两双眼睛，还有眼睛下面那略显陈旧却干净的绿色军装，也一直在我的梦境里闪光。

（节选自《梦里的星河》2023年第5期《人民文学》）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落魄

汪曾祺

到我们认识他时，他开了个小馆子，在我们学校附近。

大学生都是消化能力很强的人。初到昆明时，大家的口袋里还带着三个月至半年的用度，有时还能接到一笔汇款，稍有借口，或谁过生日，或失物复得，或接到一封字迹娟秀的信，或什么理由都没有，大家“通过”一下，就可以派一个人做东请客。有人说，开了个扬州馆子，那就怎么也得巧立名目去吃他一顿。

学校附近还像从前学校附近一样，开了许多小馆子，开馆子的多是外乡人，山东、河北、江西、湖南的，都有。在昆明，只要不说本地话，任何外乡口音的，都可认作大同乡。一种同在天涯之感把掌柜、伙计和学生连接起来。学生来吃饭，掌柜的、伙计（如果他们闲着），就坐在一边谈天说地；学生也喜欢到锅灶旁站着，一边听新闻故事，一边欣赏炒菜艺术。

这位扬州人老板，一看就和别的掌柜的不一样。他穿了一身铁机纺绸褂裤在那儿炒菜。盘花纽扣，纽绊拖出一截银表链。雪白的细麻纱袜，浅口千层底礼服呢布鞋。细细软软的头发向后梳得一丝不乱。左手无名指上还套了个韭菜叶式的金戒指。周身上下，斯斯文文。除了他那点流利合拍的翻锅执铲的动作，他无处像一个大师傅，像吃这一行饭的。这个馆子不大，除了他自己，只用了个本地孩子招呼客座，摆筷子倒茶。可是收拾得干干净净，木架上还放了两盆花。就是足球队员、跳高选手来，看看墙上菜单上那一笔成亲王体的字，也不好意思过于嚣张放肆了。

半年以后，店门关了几天，贴出了条子：修理炉灶，停业数天。

重新开张后，饭铺气象一新，一早上就坐满了人，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扬州人听从有人的建议，请了个南京的白案师傅来做包子下面，带卖早晚市了。

白案上，那位南京师傅集中精神在做包子。他很忙，顾不上想什么。但是今天是新开张，他一定觉得很兴奋。他的脑袋里升腾着希望，就像那蒸笼里冒出来的一阵一阵的热气。听他用力抽打着面团，声音钝钝的，手掌一定很厚，而且手指很短！他的脑袋剃得光光的，后脑勺挤成了三四叠，一用力，脑后的褶纹不停地扭动。周身上下，无一处不像一个当行的白案师傅，跟扬州人的那种“票友”风度恰成对比。

不知道什么道理，那一顿早点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猪肝面，加了一点菠菜、西红柿，淡而无味。我看了看墙上钉着的一个横幅，写了几个美术字：“绿杨饭店”（不知是哪位大学生的大作），心想：三个月以后，这几个字一定会浸透了油气，活该！——我对猪肝和美术字一向都没有好感。

半年过去，很多人的家乡在不断“转进”（报纸上讳言败退，创造了一个新奇的名词）的战争中失去了。滇越铁路断了，昆明和“下江”邮汇不通，大学生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学生在外面兼了差，教中学的，在拍卖行、西药铺当会计的，当家庭教师的，各行各业，无所不有。昆明每到中午十二点要放一炮，叫做“午炮”，据说放那一炮的也是我们的一位同学。有的做了生意，而且越做越大。还有一些对书本有兴趣，抱残守阙，除了领“贷金”，在学校吃“八宝饭”（糙米中有砂粒、鼠屎种种东西），靠变卖衣物维持。附近有不少收买旧衣的，背着竹筐，往来吆唤。其中有一个中年妇女，嗓音极其脆亮，我一生很少听到这样好听的叫卖声音：“有——旧衣烂衫找来卖！”

学生的变化，自然要影响到绿杨饭店。

这个饭馆原来不大像一个饭馆，现在可完全像一个饭馆了，太像了，代表这个饭馆的，不再是扬州人，而是南京人了。

那个南京人，第一天，就从他的后脑勺上看出这是属于那种能够堆砌“成功”的人，一个非常现实的人。他抓紧机会，稳扎稳打，他知道钱是好的，活下来多不容易，举手投足都要代价。他一大早冲寒冒露从大西门赶到小南门去买肉，因为那里的肉要便宜一点；为了搬运两袋面粉，他可以跟挑夫说很多好话，或骂很多难听的话；他一边下面，一边拿眼睛瞟着门外过去的几驮子柴，估着柴的干湿分量；他拣去一片发黄的菜叶，丢到地下，拾起来，看一看，又放回案板上。他的床是睡觉的，他的碗是吃饭的。他不幻想，不喜欢花，他不聊闲天，不上茶馆喝茶，而且老打狗。没有多少时候，绿杨饭店就充满了他的“作风”。从作风的改变上，你知道店的主权也变了。南京人攒了钱，红利、工钱，加了自己的积蓄，入了股，从伙计变成了股东。

绿杨饭店的主顾有些变化，但生意没有发生太大影响。在外兼职的学生在拿到薪水后会来油油肠子。做生意的学生，还保留着学籍，选了课，考试时得来答卷子，平时也偶尔来听听课。抱残守阙者，有时觉得“口中淡出鸟来”，就翻出几件值一点钱的东西拿到文明新街一卖——最容易卖掉的东西是工具书，《辞源》《牛津字典》……有一个四川同学家里寄来一件棉袍子，他约了几个人一同上邮局取出来，出了邮局大门，拆开包裹，把一件全新的棉袍搭在手臂上，就高声吆唤：“哪个买这件棉袍！”然后，几个馋人，一顿就把一件新棉袍吃掉了。昆明冬天不冷，没有棉袍也过得去。

绿杨饭店的生意好过一阵，好得足以使这一带所有的饭馆为之侧目。这些饭铺的老板伙计全都对它关心。别以为他们都希望“绿杨”的生意坏。他们知道，“绿杨”的生意要是坏，他们也好不了。他们的命运既相仿，又相共。果然，过了一个高潮，绿杨饭店走了下坡路了，包子里的豆芽菜、豆腐干越掺越多，卖出去的包子越来越少。时间很快过了两年了。大学的学生，有的干脆弃学经商，在外地跑买卖，甚至出了国，到仰光，到加尔各达。有的还选了几门课，有的干脆休了学，离开书本，离开学校，也离开了绿杨饭店。在外兼职的，很多想到就要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不再胡乱花钱。风翥街冷落了许多。开饭馆的江西人、湖南人、山东人、河北人全都风流云散，不知所终。绿杨饭店还开着。绿杨饭店犹如一面镜子，照出种种变化。镜子里是变色的猪肝、暗淡的菠菜、半生的或霉烂的西红柿。太阳光如一匹布，阳光中游尘飞舞。

一九四六年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