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霍布斯关于自由的观点把自由与无拘无束等同起来，与那些把自由与某种形式的积极的自治或自我控制等同起来的理论相比，他所认为的自由常被称为“消极的”自由。对这一区分最有权威性的论述是伯林1957年出版的《自由的两种概念》。有关自由的消极的理论可被简单地描述为:我的自由不过是一系列我可以做别人无法阻止或惩罚我的事情。而积极的自由的理论则可以被同样地简化为:当我可以掌握自己命运时，我是自由的。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材料二

斯宾诺莎认为,人类行动在因果关系上被人性的两种因素之一——激情或理性——所决定。当人被他的激情所支配时，他处于“奴役之中，因为一个受其控制的人不是他自己的主人，而是被掌控在命运的力量之中，以至于他常常被迫陷入更坏的境遇。而当人被他的理性所支配时，由于他践行了自己而非别人的意愿，并只是做了那些他所明白的对生命最为重要的事情”，因此他是自由的。“在激情影响下行事的人，按照不适当的理念在错误和无知的阴影之中行动;而当理性主导时，人依据真理和适当的知识行动。”

陈 嘉映等译《西方大观念》

材料三

自发活动为什么是自由问题的答案?我们曾说过,自身否定的或消极的自由造成了个人的孤立，因而个人与世界的关系是疏远的、多疑的，他的自我是脆弱的，不断遭到威胁。自发活动作为一种方式可以使人克服孤独的恐怖感，同时又不至于牺牲自我的完整与尊严，因为在自发的自我实现过程中，人将再度使自己与世界——他人、自然、自我——统一起来。

弗洛姆《对自由的恐惧》

材料四

在苏联，新闻出版业归国家所有并由国家经营管理,但并不被认为其出版物是一介乎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桥梁，而是认为人民和政府在目标上没有本质的分歧。列宁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版自由看成是虚伪的，仅仅是富人欺骗群众的自由。确实，自由的“消极”概念作为一种缺乏法律限制的观念，并不考虑其他应当考虑的因素，如生产的经济学以及使用宣传媒介的机会等等。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材料五

正如托克维尔在美国的自由状况中所发现的那样，自由不足以避免暴政。在他之前曾有论者认为，暴政是从统治者的过错中生发出来的;而托克维尔则表明，现代暴政——我们可能称其为极权主义——部分地产生于被统治者。他设想了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人们“纷纷趋向追求卑微而平庸的快乐”，而他们的政府“展开怀抱容纳了整个社会”。

陈嘉映等译《西方大观念》

美美与共，是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认识和处理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一个理想，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是基于中华文明内在精神的话语表达，折射的是中国人一以贯之的整体思维方式，通常表述为十六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其蕴藏的话语内涵在于，我们在欣赏本民族创造的灿烂文明的同时，也应该去欣赏其他民族的文明，将其他文明视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在互相欣赏的过程中促进不同的文明达到一种和谐，并呈现为持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

美美与共的本质是和而不同。早在西周末期的史伯就指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在中国人看来，不同事物都有其特殊性，也都有其价值性，从来不会以此生彼灭、此存彼亡的单向思维来看待问题。五色不同，交织而成章；五音各异，交响而成乐。世界文明亦复如是。每种文明都有其自我思维的方式和自我表达的话语，它正是民族多样性和世界多样化本身的一种映射，美美与共的文明观正是对此多样性的承认与描绘。

任何一个现代文明都有着久远的历史起源和发展脉络，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叙事逻辑，并通过特定的话语传达出不同的精神气质和风貌。文明的内核是相通的，文明的表征则多种多样。正如苏轼所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折射出的是欣赏者从不同角度发现的各具特色的美，既不能粗率地以高低优劣来判断，更不能以对立竞争的心态来对待。

美美与共理念的提出，得益于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底蕴和独特的叙事逻辑，展现了中国话语在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方面的能力。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实践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文明，一直以来都富有一种“天下”情怀。无论是儒家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还是法家的“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的主张以及道家追求的“藏天下于天下"的境界，无不起合着古人一以贯之的“天下一家”的叙事逻辑，从小处而言要追求家和万事兴，从大处则要追求协和万邦。正是在“天下一家”理念的一贯影响下，中华文明形成了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天下大同的文化传统。

天下一家，意味着要融合而不要冲突，要协调而不要对立，要互鉴而不要敌视。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世界各国和民族之间的交往也日益密切，不同文明形成了同呼吸共命运的多元一体格局，因此必须以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心态来面对。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如何看待世界文明时强调，要“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倡导文明之间要美人之英，关美与共，正是对西方长久以来持有的非此即彼理念的彻底纠正和解构，真正契合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

（摘编自谷文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有删改）

①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乏关心民生疾苦的诗人。那些伟大的或优秀的诗人们，常常表现出对人民的关心和热爱。但是，像杜甫那样，从身受感同而引发的对人民苦难的深切了解和关心，却并不多见。杜甫的身受感同，是时代造成的。就杜甫的经历而言，是他的不幸；就其文学成就看，则不失为大幸。

②关于杜甫的仁爱之心，论者常引用“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典故来概括，这固然不错。但杜甫的忧民情感，常常是源自自身感受而推己及人的，这和“物伤其类”的悲悯大不一样。“溺饥”语出《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禹和稷在不溺不饥的处境中，想到了人溺人饥的痛苦，从而肩负起拯民于溺饥的重任。禹和稷这种担当道义的精神和博施济众的胸怀无疑深刻地影响着他。杜甫一生坎坷，他一方面为自己的溺饥生涯忧患重重，另一方面又为广大的民众忧愤深广。杜甫经常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刻，不由自主地想到普天下穷苦百姓，想到灾难深重的民族和祖国。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不加雕饰的、不带功利的忧患情怀，使杜诗富有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使诗人的形象在人民心中永远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③杜甫的悲吟，出自他对人生的深切苦恼和对现实生活中的民众苦难的深切苦恼。他的推已及人根源于自身的悲剧性境遇。这样，当他为他人而悲吟时，不是带着优越感，而是身受感同的推己及人。从接受心理看，这种抒情方式更能引起共鸣，打动人心。从抒情主体看，更为亲切真实，让读者同情。白居易推崇杜甫此类作品，并多有效仿。其《新制布裘》云：“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④白诗受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影响是明显的，但其艺术感染力却远不如杜诗。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仿作，仿作只能出赝品，而艺术贵在创新。二是同情悲悯的角度不同。的确，白居易关心民生疾苦，在历史上也算得是一位社会良知。“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也表明他的“人饥己饥，人寒己寒”的情怀。但毕竟自己不饥不寒，在境遇上已与天下寒士隔了一层，在审美效应上则又和读者隔了一层，因而其艺术感染力就大大降低了。而白居易这种带有优越感和良心发现的抒情方式在文学史上占绝大多数，所以，杜甫的身受感同的推己及人就格外突出，加之其独创性，因而千百年来感人至深。

（节选自刘明华《论杜甫的“民胞物与”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