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之一，是中华民族文化和智慧的结晶，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久前，在中宣部出版局召开的规范使用汉字工作座谈会上，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加强汉字使用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势在必行。进一步开展汉字使用的规范和管理工作，才能更好地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促进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汉字是意美、形美、音美“三美”兼具的文字，也是世界上少数几种兼具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可以构成书法艺术的字体之一。历代书法家创造的多姿多彩的书法艺术，是中国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美学精神和审美理念。然而，近年来，一些个人和机构为了追求标新立异、突出视觉冲击，忽视汉字的书写规范、书写技法和文化内涵、审美特征，故意将汉字笔画和结构进行粗俗、草率的夸张变形，创造出一些拙劣的字库字体产品，亟待予以规范。

公共空间中的汉字是否准确、规范、优美，所使用的字体风格是否合适，事关全社会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必须引起重视。以丑为美、以怪为美的字体出现在公共空间，不但不能体现汉字之美，反而会降低全社会的审美水平，不利于大众汉字书写规范意识和审美趣味的培养，也会对青少年产生误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并规定“公共服务行业以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服务用字”。当汉字被应用于出版、影视、媒体、展览、广告等面向社会公众的领域时，使用规范应该是基本要求，在网络空间也同样如此。公共空间中的汉字规范而优美，会在无形中营造美的氛围，提升大众的审美素养。

规范是美的基础。规范汉字使用，并不是拒绝个性化的汉字书写，而是提升审美水平的题中之义。对字库设计者和相关企业来说，需要强化把关意识，提升审美水平。书法是一门艺术，每一种经典字体的诞生都是书法家苦心孤诣、千锤百炼的结晶，都是取法先人、学习传统、融会贯通之后的成果，都融汇着书法家的艺术个性和时代精神的精华。放下浮躁的心态，扎扎实实地练好基本功，才能更好地创新。在信息时代规范使用汉字、提升书法审美素养，应加强行业引导，指导相关行业协会联合发出规范用字倡议，遴选推荐优秀字体，引导出版、影视、媒体领域提升规范用字的自觉意识，落实好规范用字的各项要求。同时，有必要加强标准研制，指导相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开展研究，推动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立项、编制工作，为规范用字提供技术支撑。

汉字是极具代表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标识。顺应信息时代的要求，不断推进汉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弘扬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优秀文化，才能把汉字最美的特征展示出来，让其更好地服务人民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摘编自张贺《以规范书写呈现汉字之美》，《人民日报》2022年1月24日）

今年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画展中，署名“夏雨冰”的多幅绘画作品引起关注。近日,这位创造力不遑多让的“夏雨冰”身份被揭晓，原来它就是以会写诗闻名并且已经出版诗集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据研发人员介绍,该智能机器人在对过往400年艺术史上236位人类画家化作进行学习后，原生绘画创作能力已经具备一定水准。人工智能技术在进入文艺领域之后,凭借超强学习能力、记忆能力和迅捷高效的创作优势,正在拿出越来越多的作品果，显露出人工智能技术在文艺生产和文化市场方面的诸多可能。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创作吗”正成为一些人焦虑的问题。目前我们实际拥有的是弱人工智能，它具备人类一些高端技能,但在情感、意识等方面与人类差之千里。即便如此,人工智能的进入依然促使我们反观人类自身创作的特点与优长---越是面临技术冲击越要端正和坚定本体价值,同时在文艺观念和创作实践上越要有新的突破和追求。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想要成为诗人徐志摩,它需要做些什么?它要拥有徐志厚的阅读量,最大根度接近他的创作素材;其次,它要学习徐志摩同时代其他诗人的诗，因为徐志摩的诗歌特色是在与其他诗人诗歌的关系中呈现出来的，必须掌握当时其他诗人的特点，才能更好凸显徐志摩的诗歌特质。但这样，它就能创作出徐志摩的诗了吗？不，它还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徐志摩的人生经历。所谓“功夫在诗外”,人工智能只有具备徐志摩的人生经历,还原他的所有体验,才有可能真正创作出类似徐击志摩的诗来。

没有人生,我们无法理解诗和艺术。人工智能正是在这里遭遇滑铁卢。据研究,尽管人工智能具有令人炫目的高超技能，却很难模仿人类基本、无意识的直觉。它可以轻易学会下棋，但一个婴儿都可以做到的感知世界，人工智能却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艰难训练，甚至即便如此也未必学会。

文艺创作就是这样一座人工智能很难翻越的山峰。创作并非仅仅是遣词造句，它建基于生命体验之上，来自人生际遇和内在情感，基底是整个人生和人所处的整个世界。在形式层面，人类未必会比人工智能厉害，但是将形式与生命体验深切关联在一起，创造出更优美、更有冲击力的作品，人工智能没法与人类相比。这是人类创作的不可替代性，是人类创作的真正尊严。

正如有人所说，机器人写诗不是要代替人写诗，而是帮助人把诗写得更好。人工智能和人类在创作上各有优劣，重要的不是孰优孰劣，而是如何发挥人工智能作用，帮助我们提升创作品质和水准，让人类创作如虎添翼。就像以往每一次技术革新都将推动艺术创作革新一样，这一次，我们获得了一个比以往所有工具都更强大和更方便的工具。它将重塑艺术创作格局，也将重塑我们对艺术的认识和理解。从长远来看，这场巨变难以避免。

人工智能来了，不仅仅带着它的作品来了。我们刚刚踏上这条道路，刚刚接触到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尚未思及深层问题。但毫无疑问，在不久的未来，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会对我们的观念和实践带来越来越多的挑战。正视挑战，在挑战中发掘价值、抓住机遇，必将带来艺杺创作的新变化新收获。

(选自《人民日报》2019年6月7日《正视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

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迁综合先秦各种历史撰述形式，写成《太史公书》百三十卷（后人称《史记》），全面奠定了中国史学的传统。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关，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段评论提出了关于史书叙事的一个核心话题，即“善述序事理”，堪为中国史学上的千年佳评。

所谓“善述序事理”，是说《史记》擅长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总结事物缘起之因、所获之果，进而揭示期间蕴含的“理”。这里的“理”，是“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可以理解为“事物变化之内在的法则或规律”。这种“理”要通过“事”“物”表现出来，而“事”与“物”既来源于对现实的观察，也依靠于在历史中求索。

在中国古代，史书“述序事理”的功能曾受到质疑，尤其是在理学兴盛的宋朝，大学问家朱熹甚至认为“史是皮外事务，浸紧要，可以札记问人”，由此排斥史书的说理功能；世人也有“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而语”之论。其实，从说理的形式上看，经学注重“微言大义”，史学擅长“述序事理”，前者是形而上的理性论证，而后者是基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阐发。

在《史记》当中，“述序事理”的路径是多样的，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见其大概：通过记载名文的方式让历史人物“亲自”向读者说理。例如，《秦始皇本纪》载贾谊《过秦论》，是把叙事者的身份交给贾谊，让其“亲自”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向读者解释秦之骤亡。这样的叙事方法，令人有置身其境之感，从而深刻体会到世间道理。《史记》还擅长以“两两对照”的方法将复杂的历史形势娓娓道来。例如，把《项羽本纪》和《高祖本记》对照着读，两人鲜明的个性差异生动、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这样的对照之中，将人物的生平轨迹和成败得失之“理”阐明，这也是《史记》叙事之“善”的一个表现。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阐明一些道理，是《史记》“述序事理”最难能可贵之处。比如《项羽本纪》，整篇最精彩处在于以千余字写项羽为刘邦所设鸿门一宴，借北将项羽优柔不决、刚愎白用的个性刻画得淋漓尽致，而同时以此事作为全篇的转折，也交代了项羽在与刘邦的对峙中由胜转衰的关键。

《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史书撰述渐渐形成了重视“述序事理”的思想传统。但是，在北宋时曾经发生过一场著名的史学辩难，其主要争端在于以“事”为先，还是以“理”为先。欧阳修等人认为史书叙事之要义在于继承、发挥“春秋笔法”，他在撰修《新唐书》时致意于对忠臣奸佞的褒贬评判，造成新书于“事实”处往往产生疏漏。其实，班固提出“善述序事理”之论是有其前提的，即彰显“事理”需建立在“其文直”“其事核”“不虚关”“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之上。史实是基础亦是核心，离开了对史实的探索，那么史书中的“事理”就成了空谈，文采也会流于空洞。这是衡量、评价古代史书“述序事理”是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摘编自朱露川《史书叙事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