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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击   

海明威

罗伯特·乔丹在公路和桥上方的山坡上，伏在一棵松树后面，看着天色亮起来。他这时看到那哨兵正站在岗亭里，他望望手表，心想，只要我们能把他们牵制在这里，就能围住这些法西斯。瞧，那儿有什么人来了。

两个身穿毯子式披风、头戴钢盔的哨兵在公路上转了个弯，朝桥头走来，肩上挎着步枪。一个在桥的那一端停下来，走进岗亭不见了。另一个踏着缓慢而沉重的步子跨过桥来。他慢吞吞地走到桥的这一端，这边的哨兵跟他说了些话，就返身从桥上走回去。

刚上岗的哨兵走进岗亭坐下了。他的上了刺刀的步枪斜靠在墙上。罗伯特·乔丹掏出望远镜，对准了岗亭。

哨兵背靠墙坐着。他的头盔挂在一只木钉上，脸庞清晰可辨。他戴着那顶圆锥形绒线帽，而且他没有刮过脸。他脸颊凹陷，颧骨凸出。他长着毛茸茸的眉毛，眉字间连在一起。他显得很困乏，打着呵欠。他接着掏出烟荷包和一张卷烟纸，卷了一支烟。他用打火机打了几下，没打上，最后把它放进衣袋，走到火盆边，弯下腰，从火盆里取出一块炭，在一只手中挥挥，一边往上面吹气，接着点燃了卷烟，把炭扔回火中。

罗伯特·乔丹收起望远镜，伏在那儿望着公路，什么也不想考虑。一只松鼠在他下面一棵松树上吱吱地叫，顺着树干往下爬，半路上停了一下，扭头朝有人在张望着的地方看看。松鼠的眼睛又小又亮，它那尾巴激动地抖动着。接着这松鼠用小小的爪子和过大的尾巴在地上一大跳一大跳地跳上另一棵树。它在树干上回头望望他，然后在树干上绕了一圈。这松鼠在松树的一根高枝上吱吱地叫，它在那里平伏在树枝上，尾巴抖动着。

罗伯特·乔丹透过棵棵松树又向下面的岗亭望去。他很想把这只松鼠放在衣袋里随身带着。他很想有件什么东西可以触摸一下。他用胳膊肘擦擦松针地，但那是另一回事。谁也不知道在干这种事时你会有多孤独。

他这时伏在那里，不再望公路和岗亭，转而望着对面的远山。他静静地伏在那里，注视着早晨来临。他闻到了松树的香味，听到水流的声响，这时桥在晨曦中显得清楚而美丽。他伏在一棵松树后面，手提机枪横放在左前臂上，不再对那岗亭望了，以为这次攻势绝不会发生了，在这么一个可爱的五月底的早晨不可能出事。直到过了很久，才听到突如其来的密集的炸弹的砰砰声。

罗伯特·乔丹一听到炸弹声，那第一阵砰砰的爆炸声，不等山间传来隆隆的回声，就深长地吸了口气，就地提起手提机枪。

岗亭里的哨兵听到炸弹声就站起身来。罗伯特·乔丹看到他伸手去拿了步枪，从岗亭里走出来倾听。他站在公路上，阳光照在他身上，他头上斜戴着绒线帽，他抬头朝天空中飞机正在投弹的方向望着，阳光照射在他那没刮过的脸上。公路上这时没有雾，罗伯特·乔丹清楚而鲜明地看到哨兵站在公路上仰望着天空。阳光透过树丛照亮了他的身子。

罗伯特·乔丹这时觉得自己呼吸紧迫，仿佛有一圈铁丝捆住了他的胸脯，他稳住了胳膊肘，觉得有槽纹的前枪把紧顶着他的手指，就把这时已落入表尺缺口内的长方形准星对准那哨兵的胸腔中央，轻轻一扣扳机。

他感到枪托迅速、滑溜、痉挛地撞在自己的肩上，公路上那哨兵显得吃惊而痛苦，双膝一软，身子向前溜，前额弯向路面。他的目光从这弯着头躺在公路上的哨兵身上转向桥和另一端的岗亭。他看不到另外的那个哨兵，就顺着右下方的山坡望去，知道安塞尔莫就埋伏在那里。接着他听到安塞尔莫开枪了，枪声砰的一响，在河谷里激起回声。接着他听到安塞尔莫又开了一枪。

随着第二声枪响，桥下另一端公路拐角处传来了砰砰的手榴弹爆炸声。接着这边公路左方远处传来手榴弹爆炸声。接着他听到这边公路上的步枪声，而下边公路上传来巴勃罗那支骑兵用的自动步枪的枪声，哒哒哒哒，穿插在手榴弹的爆炸声中。他看到安塞尔莫正沿着陡峭的通道爬下，朝桥的那一端冲来，就把手提机枪挎上肩，顺着陡峭的山坡奔上公路。

他一边奔跑，一边听到安塞尔莫在叫喊：“干得好，英国人。干得好啊！”他越过躺在地上的哨兵晃着背包奔上桥面。

老头儿一手提着卡宾枪，向他跑来。“平安无事，”他喊着，“没出差错。我不得不补了一枪。必须结果他啊。”

罗伯特·乔丹看到泪水从安塞尔莫这位普通老人脸颊上的花白胡茬上淌下来。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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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的等待

海明威

他走进我们的房间关窗时，我们还没有起床，不过我发现他好像生病了，全身哆嗦，脸色发白，步履蹒跚，似乎每动一下都很疼痛。

“哪儿不舒服了，沙茨?”

“头痛。”

“赶快回床，上躺着去。”

“不，我没事儿。”

“你先回床上去，我穿好衣服就去看你。”

不一会儿，他穿好了衣服，坐在火炉旁。这个九岁男孩看上去又虚弱又可怜，我摸了摸他的额头，烧得很厉害。

“上床躺着，”我说，“你发烧了。”

“我没事儿。”他说。

医生很快来了，给孩子量了体温。“多少度？”我问医生。“一百零二度。”

下楼后，医生留下三种药，是三种不同颜色的胶囊，并交代如何服用。一种是退烧药，一种是止泻药，还有一种是抗酸药。他解释说，流感病菌只有在酸性环境中才能存活。他似乎对流感很在行，还说只要发烧不超过一百零四度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只是轻度流感，只要当心别引起肺炎，就没有什么危险。

我回到房里，记下孩子的体温和服药的时间。

“要不要我读书给你听?”

“好的，您想读就读吧。”孩子说。他脸色苍白，眼窝下方有黑晕。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似乎漠不关心。我大声读起霍华德·派尔的《海盗故事》”^①，可我发觉他根本没有听。

“感觉怎么样，沙茨?”我问道。“目前为止，还是那样儿。”他说。

我坐在床脚，自顾自地念着书，等着到时间再给他吃另一种胶囊。按理说他应该睡着了，可是我抬头一看，他正神情古怪地盯着床脚。

“怎么不去睡会儿？吃药的时候我会叫醒你。”

“我还是醒着好。”过了一会儿，他冲我说道：“爸爸，要是您觉得心烦的话，就不用在这儿陪我。”

“没有什么可心烦的。

“不，我是说，如果这事会给您带来烦恼的话，您就不用待在这里了。”我以为他有点儿神志不清了，十一点按医嘱给他吃完药，我便出去了。

户外有些寒冷，天空中下着雨加雪，飘洒在地面，形成一层薄冰，那光秃秃的树木、灌木丛、修剪过的树枝、草坪和空地，似乎都被笼罩在寒冰里。我牵着小爱尔兰塞特犬出门，沿着大路和结了冰的小溪往前走，可是，要在光溜溜的冰面.上站立和行走，真是有点困难。红毛犬连跌带滑，一路趔趄，我也重重地摔了两跤，猎枪都被甩了出去，在冰面上滑出去老远。

一群鹌鹑躲在悬着树枝的高高的堤岸下，被我们惊飞了，我立刻举枪击落两只。有几只仍然栖息在树上，其他大部分都钻进了灌木丛。要想把它们赶出来，你得在生长着灌木丛的土地上跳几下。结果，你在这些又滑又有弹性的树枝上摇摇晃晃，还没站稳时，它们又飞了出来，你很难瞄准。我击落了两只，放跑了五只。不过，我在动身返程时，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群鹌鹑，不禁窃窃自喜，还剩下许多，改日再来寻觅猎捕。

回到家，家里人告诉我孩子不让任何人进他的房间。“你们不能进来，”他说，“千万不要被我传染。”

我走到他身边，发现他还保持着我离开时的姿势。他面色苍白，但两颊烧得通红，眼睛依旧一动不动地盯着床脚。我测了他的体温。

“多少?”

“一百来度吧。”我说。其实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

“你的体温没问题，”我说，“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不担心，”他说，“可是我忍不住。”

“不要想。”我说，“放松点儿。”

“我挺放松的。”他说着，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显然，他在极力克制自己。

“喝点水，把药吃了。”

“您觉得这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

我坐下来，打开《海盗故事》，读给他听，但看得出来，他根本没兴趣。于是我停了下来。

“我大概什么时候会死?”他问道。

“什么?”

“我还能活多久?”

“你不会死。你这是怎么了?”

“哦，不，我会死的。我听到他说一百零二度。

“人发烧到一百零二度是不会死的，你真是在说傻话。”

“我知道会的。在法国上学的时候，同学们告诉我，发烧到四十度就活不了了。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自早上九点起，整整一天时间，他都在等死。

“你这可怜的孩子，”我说，“这就像英里和公里的问题。你不会死的。那种温度计不一样。用那种温度计测，三十七度是正常体温。而用这种温度计测，正常体温是九十八度。”

“您肯定?”

“十分肯定。”我说，“这就像英里和公里的换算一样。你知道，就好像我们车速开到七十英里，该换算成多少公里一样。”

“哦。”他说。

他紧盯着床脚的目光渐渐轻松了一些，一直绷着的那股劲儿也终于缓了下来。

第二天，他轻松极了，为了一点儿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就大哭大叫起来。

注①《海盗故事》书中有少年主人公与海盗船长出海冒险，独自应对敌船炮火的情节。

桥边的老人

[美国]海明威

一个戴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在帮着推动轮辐。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踯躅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原处。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

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看管动物。”他对我解释。

“噢，”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什么动物？”

“各种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撇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①三角洲地区，寻思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撇下它们了？”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正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讲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的政治态度怎样？”我问。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再也走不动了。”

“这儿可不是久留之地，”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②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儿开？”“巴塞罗那。”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噢，它们大概挨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笼没锁上吧？”我问。“没有。”“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木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