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战士

孙犁

那年冬天，我住在一个叫石桥的小村子。村子前面有一条河，搭上了一个草桥。天气好的时候，从桥上走过，常看见有些村妇淘菜；有些军队上的小鬼，打破冰层捉小沙鱼，手冻得像胡萝卜，还是兴高采烈地喊着。

这个冬季，我有几次是通过这个小桥，到河对岸镇上，去买猪肉吃。掌柜是一个残废军人，打伤了右臂和左腿。这铺子，是他几个残废弟兄合股开的合作社。

第一次，我向他买了一个腰花和一块猪肝。他摆荡着左腿用左手给我切好了。一般的山里的猪肉是弄得粗糙的，猪很小就杀了，皮上还带着毛，涂上刺眼的颜色，煮的时候不放盐。当我称赞他的肉有味道和干净的时候，他透露聪明地笑着，两排洁白的牙齿，一个嘴角往上翘起来，肉也多给了我一些。

第二次，我去是一个雪天，我多烫了一小壶酒。这天，多了一个伙计：伤了胯骨，两条腿都软了。

三个人围着火谈起来。

伙计不爱说话。我们说起和他没有关系的话来，他就只是笑笑。有时也插进一两句，就像新开刃的刀子一样。谈到他们受伤，掌柜望着伙计说：

“先还是他把我背到担架上去，我们是一班，我是他的班长。那次追击敌人，我们拼命追，指导员喊，叫防御着身子，我们只是追，不肯放走一个敌人！”“那样有意思的生活不会有了。”伙计说了一句，用力吹着火，火照进他的眼，眼珠好像浮在火里。

掌柜还是笑着，对伙计说：“又来了，”他转过头来对我，“他沉不住气哩，同志。那时，我倒下了，他把我往后背了几十步，又赶上去，被最后的一个敌人打穿了胯。他直到现在，还想再干干呢！”

伙计干脆地说：“怨我们的医道不行么！”

“怎样？”我问他。

“不能换上一副胯骨吗，如能那样，我今天还在队伍里。难道我能剥一辈子猪吗？”

“小心你的眼！”掌柜停止了笑，对伙计警戒着，使我吃了一惊。

“他整天焦躁不能上火线，眼睛已经有毛病了。”

我安慰他说，人民和国家记着他的功劳，打走敌人，我们有好日子过。

“什么好的生活比得上冲锋陷阵呢？”他沉默了。

第三次我去，正赶上他两个抬了一筐肉要去赶集，我已经是熟人了，掌柜的对伏在锅上的一个女人说：“照顾这位同志吃吧。新出锅的，对不起，我不照应了。”

那个女人个子很矮，衣服上涂着油垢，正在肉皮上抹糖色。我坐在他们的炕上，炕头上睡着一个孩子，放着一个火盆。

女人多话，有些泼。她对我说，她是掌柜的老婆，掌柜的从一百里以外的家里把她接来，她有些抱怨，说他不中用，得她来帮忙。

我对她讲，她丈夫的伤，是天下最大的光荣记号，她应该好好帮他做事。

这都是一年前的事了。第四次我去，是今年冬季战斗结束以后。一天黄昏，我又去看他们，他们却搬走了，遇见一个村干部，他和我说起了那个伙计，他说：

“那才算个战士！反‘扫荡’开始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准备在附近作战，我派了人去抬他们，因为他们不能上山过岭。那个伙计不走，他对去抬他的民兵们说：你们不配合子弟兵作战吗？民兵们说：配合呀！他大声喊：好！那你们抬我到山头上去吧，我要指挥你们！民兵们都劝他，他说不能因为抬一个残废的人耽误几个有战斗力的，他对民兵们讲：你们不知道我吗？我可以指挥你们！我可以打枪，也可以扔手榴弹，我只是不会跑罢了。民兵们拗他不过，就真的带好一切武器，把他抬到敌人过路的山头上去。你看，结果就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临别他说：“你要找他们，到城南庄去吧，他们的肉铺比以前红火多了！”

一九四一年于平山

文本二：

不正面描写敌人，一味关注我方军民人情美人性美，必然无法正面和具体描写战争或战斗场面，这样会不会掩盖至少是让读者看不到战争本身的残酷，一定程度上美化了战争？尤其当作家代表战争受害者一方时，这种未能充分表现战争的残酷而一味追求美好的写作方法，会不会本末倒置？

孙犁的“抗日小说”确实不经常写到大规模战争场面。小规模的战斗，也避免描写血腥屠杀。无论敌人覆灭或我方牺牲，都以极俭省的笔墨轻轻带过，战斗场面始终放在远景。

最有名的是《荷花淀》，写刚刚成立的游击队成功地伏击一船日军，整个战斗只用了短短两话：“枪声清脆，三五排枪过后，他们投出了手榴弹，冲出了荷花淀。手榴弹把敌人的那只大船击沉，一切都沉下去了。”这之前和之后，年轻媳妇们的欢歌笑语，她们在背后对解救他们的丈夫们的充满娇嗔和自豪的议论，远远超过枪弹的声音，才是小说叙述真正的主体内容。

但孙犁的“抗日小说”并不完全回避残酷。他写“残酷”，不是具体的战斗或敌我之间的流血与死亡，而是“北方人民”在日本强加给中国的这场战争中遭受的极度的贫穷与苦难。战场上的残酷转移到人民的日常生计的艰难，体现为日常性的贫穷、哀伤、凄凉与恐惧，这些内容的震撼力，即使孙犁的唯美的笔致，也不曾令其减少分毫。“北方人民”日常性的贫穷、哀伤、凄凉和恐惧，是孙犁小说无须明言的背景，因此他更加需要在这满目疮痍的背景中寻找美好的安慰和激励。他的任务，不是在纸上重复当时的中国读者放眼皆是的“残酷”，而是用“北方人民”的坚韧、乐观、无私和美好来战胜“残酷”。

表现战争中的残酷，孙犁完全有材料，但他节制了笔墨，留出更多的空间来表现他想要表现的。有节制的表现更容易让读者发挥想象，具有更大的暗示性，所以他丝毫不担心这样节制的描写会冲淡战争的“残酷”。只有从未经历战争的磨难、不知道“残酷”为何物的某些当代作家，才会拼命渲染“残酷”，生怕读者看出他不会写“残酷”。在这方面，孙犁的“含蓄”和某些作家对战争的“残酷”的刻意渲染，是有区别的。

（摘编自郜元宝《孙犁“抗日小说”的“三不主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走出以后

孙犁

南郝村虽然说不上什么山光湖色，有出奇的风景可看，却是大平原田园本色。围村一条堤，堤外接连不断已经收割起庄稼的田亩，杨柳树也很多。村西有一条大河绕过，隔河望去，又是一围村庄，一片田亩苇坑麻地。倘在夏秋两季，也一定有些风光景致。

正是冬天，快要过旧历年了，我在这村子住下。房东老伴两个，待我很好。房东只有个女儿，今年十八岁。从小娇惯，抗战以来，更当男孩子看待，说一不二。我们不久就熟起来。她交游很广，认识许多女孩子，不但本村，外村也有许多姐妹。同时，她的好处也很多。为人慷慨，对抗日工作热心，敢出头，所以也着实令人赞佩。

不久，她一定要去升学，我写了一封信，介绍她到抗属中学附设的卫生训练班去试试，却录取了。回来，和她母亲说了没三句话，就跑到街上去，找她的伙伴们去了。到夜晚回来，带来一个同她年岁差不多，比起她那细长个子，算个中等身材，比起她那尖长脸，算是圆脸，细眉大眼的女孩子来。说是她一个干妹妹，也要去升学，叫我写介绍信。

那个新来的叫王振中，自己说17岁，家里愿意叫她出去。这个女孩子说话声音低，但听来很清楚响亮，老是微笑着，还有些害羞。说话和房东姑娘不同，很少流行的新名词，但是道理说得也很明白，叫人相信；只是在说话中间，有时神气一萎，那由勇气和热情激起的脸上的红光便晦暗下来，透出一股阴暗；两个眉尖的外梢，也不断簌簌跳跃，眼睛对人有无限的信赖。她说起话来就要离开这个家，她把要说的说完，就要走；我也随便答应，明天再说，可以写个信去考考。

女房东是没事，也要一天找我谈上一个甚至两个钟头的。这回，王振中走了。她就过来，和我讲说了王振中的家：王振中是这村北头赶大车王六儿的女孩子，也是独生女，家里虽然穷，但也因为这孩子从小就仁义懂事，爹娘也娇养惯了的。前几年王六儿死在保定城了，她是从小许给本村在北平开店发家的黄清晨的儿子了，但那婆家并不叫这女孩子应心满意，公公在村里名声最不好，没人愿意招惹，有名的顽固分子。

果然第二天太阳还没出来，王振中就来了。换了一身黑棉袄棉裤，袄很长大可体，裤脚很瘦，头发修剪得更短了，脖里围一条新毛巾，按着冀中区流行的青年妇女打扮起来，挟了一个包裹。

我说：“信可以写，上学是好事，可是你和你婆家说好了没有？”

她红着脸说：“这是我情甘乐意，谁也管不了我。我和他们讲好了。你看我才从婆家出来，这鞋还是在那里拿的呢。”

我终于写了封简单的信，叫她去试试。临走，我说用不着带包裹，这是去考啊，不一定能录取。但她没答话，便催着房东的女儿走了，从门前堤上跳过去，走得非常快。

这样，我在南郝村过了旧年。正月间，冀中各地非常热闹，抗属中学驻的村子里，有五千个中学生参加大检阅。早晨，在会场上，我看见王振中穿了黑色棉军装，外罩一件长大的棉背心，背包、挂包、小碗、防毒口罩，一色齐全，和那些小同学一样站在队里。她的脸更红、更圆，已经洗去了那层愁闷的阴暗；两个眉梢也不再那样神经质地跳动，两片嘴唇却微微张开，露着雪白的牙齿，睁着大眼望着台上讲话的程子华同志的脸，那信赖更深了。

那个村庄，正在滹沱河和沙河之间。村边便是一片沙滩，上面一排高大的白杨树。一天早晨我正在杨树林里和一个老乡谈这一带的白菜和红薯的产量，王振中穿了护士的白布罩单和翻卷的白布单帽走过，手里还托了一个药瓶。看见我，大远跑来，敬了礼，问过我怎样到这里来，我的女房东身体好不好，小羊羔长大了没有，才微笑着听我对她的问话：

“听说你婆家从北平把你……叫回来，像有什么打算，来找过你吗？”

“找过。”她又红了脸，但随着就平静流利地谈下去，“他们一家人全来了，男兵女将，直找到队长跟前去，要我回去。起先队长还要我回去看看，等我把事情说明白，说回去了就不会再有王振中了，队长才说你自己解决吧。可不是我自己解决，我已经向县政府告了状，解除婚约。这就一干二净，再说我也还不到结婚年龄……”

临走时，她说今天是看护实习，刚给一个伤员上了药。我问她那是什么药，她用德文告诉我那药的名字。

（选自《中国现代名家名著珍藏本·诗意小说》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红　棉　袄

孙犁

①风把山坡上的荒草，吹得俯到地面上、砂石上。云并不厚，可沉重得怕人，树叶因昨夜初霜的侵凌焦枯了，正一片片坠落。

②我同小战士顾林从滚龙沟的大山顶上爬下来，在强登那峻峭的山顶时，身上发了暖，但一到山顶，被逆风一吹，就觉得难以支持了。顾林在我眼前，连打了三个寒噤。

③风还是吹着，云，凌人地往下垂，我想要下雨了，下的一定是雪片吧？天突然暗了。

④远远的在前面的高坡上出现一片白色的墙壁，我尽可能加快了脚步，顾林也勉强跟着。这时远处山坡上已经有牧羊人的吆喝声，我知道天气该不早了，应是拦羊下山入圈的时分。

⑤爬上那个小山庄的高坡，白墙壁上的一个小方窗就透出了灯火。我叫顾林坐在门前的一块方石上休息，自己上前打门。门很快地开了，一个姑娘走了出来。我对她说明来意。问她这里有没有村长，她用很流利的地方话回答说，这里只是一个小庄子，总共只有三户人家，过往的军人有事都是找她家的，因为她的哥哥是自卫队一个班长。随后她就踌躇了：今天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妈妈去外婆家了，哥哥还没回来。

⑥她转眼看了下顾林，对我说：“他病得很严重吗？”

⑦我说：“是。”

⑧她把我让到她家里，一盏高座的油灯放在窗台上。浮在黑色油脂里的灯芯，挑着一个不停跳动的灯花，细碎地爆炸着。

⑨姑娘有十六岁，穿一件红色的棉袄，头发梳得很平，动作很敏捷，和人说话的时候眼睛便盯住人。我想，屋里要是没有那灯光和灶下的柴火的光，机灵的两只大眼也会把这间屋子照亮的吧？她挽起两只袖子，正在烧她一个人的晚饭。

⑩我一时觉得我们休息在这里，有些不适当。但顾林躺在那只铺了一张破席子的炕上了，显然他已是精疲力尽了。我摸摸他的额头，又热到灼手的程度。

“你的病不会又犯了吧？”

顾林没有说话，我只听到他的牙齿的“得得”声，他又发起冷来。我有些发慌，我们没有一件盖的东西。炕的一角好像有一条棉被，我问那正在低头烧火的姑娘，是不是可以拿来盖一下，她低着头没听完我的话，便跳起来，爬到炕上，把它拉过来替顾林盖上去，嘴里一边说，她家是有两条棉被的，哥哥今天背一条出操去了。把被紧紧地盖住了顾林的蜷曲的身体，她才跳下来，临离开，把手按住顾林的头，对我蹙眉说：

“一定是打摆子！”

她回去吹那因为潮湿而熄灭的木柴了，我坐在顾林的旁边，从门口向外望着那昏暗的天。我听见风还在刮，隔壁有一头驴子在叫。我想起顾林明天是不是能走，有些愁闷起来。

姑娘慢慢地对我讲起话来。炉膛里的火旺了，火光照得她脸发红，那件深红的棉袄，便像蔓延着的火焰一般。

她对我讲，今年打摆子的人很多，并问我顾林的病用什么法子治过。她说有一个好方法，用白纸剪一个打秋千的小人形，晚上睡觉放在身下，第二天用黄表纸卷起来，向东南走出三十六步，用火焚化便好了。她小时便害过这样的病，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治好的，说完便笑起来：“这样是不是迷信呢？”

夜晚静得很，顾林有时发出呻吟声，身体缩拢起来，我知道他冷，我摸摸那条棉被，不只破烂，简直像纸一样薄。我已经恢复了温暖，就脱下我的军服的上身，只留下里面的一件衬衫，把军服盖在顾林的头上。

这时锅里的饭已煮好。姑娘盛了一碗米汤放在炕沿上，她看见我把军服盖上去，就沉吟着说：“那不抵事。”她又机灵地盯视着我。我只是干笑了一下，表示：这不抵事怎么办呢？我看见她右手触着自己棉袄的偏在左边的纽扣，最下的一个，已经应手而开了。她后退一步，对我说：“盖上我这件棉袄好不好？”

没等我回答，她便转身去断然地脱下来，我看见她的脸飞红了一下，但马上平复了。她把棉袄递给了我，自己退到角落里把内衣整理了一下，便又坐到灶前了，末了还笑着讲：“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穿上的。”

她身上只留了一件皱褶的花条布的小衫。对这个举动，我来不及惊异。只是把那满留着姑娘体温的棉袄替顾林盖上，我只是觉得身边这女人的动作，是自己幼年病了时，服侍自己的妈妈和姐姐有过的。

我凝视着那暗红的棉袄，姑娘凝视着那炉膛里一燃一燃的余烬，一时，她又讲话了。她问我从哪里来，走过什么地方，哪里的妇女自卫队好，又问我什么时候妇女自卫队再一次检阅。一会儿我才知道，在去年，平山县妇女自卫队检阅的时候，打靶，她是第三名。

（节选自《白洋淀纪事》，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