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既有大成至圣，则有亚圣。既有《论语》，则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史记》说：“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

但是我们仔细比较他们，却也发现很多不相同的地方。最明显的，《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凡事紧张。所以大成至圣能够以“君子坦荡荡”的风格，避免“小人常戚戚”的态度去保持他的悠闲。孔子令门人言志，只有曾皙最得他的赞许。而曾皙所说的，大致等于我们今天的郊游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与这种态度截然相对的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主张。孔子还说饭菜不做好，这样不吃那样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却毫不忌讳地提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

孔子没有直接地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论语》之中，“仁”之一字，出现了66次，没有两个地方的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曾斩钉截铁地说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70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在的由自我产生。所以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圣贤。

孔子对“礼”非常尊重。孔子虽然称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反对颜渊厚葬；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虽不值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他见了梁襄王，出来就说：“望之不似人君。”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孔子生活于春秋时代的末期。孟子则是战国时代的前中段。在春秋的时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全败坏。以前各小国各自为政，里面主持国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担任下级军官的士，全部世袭，一切都按成规，也就是说，一切都接受“礼”的约束之原则已不再适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义出之。纵使叛逆篡位也还要邀请与自己利害相关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这时的战事还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离散。针对这些条件，孔子对当日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示着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恢复。

孟子有时候被人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使他知道，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人准备伐燕，他说燕可伐。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另立族中贤人。他曾和梁惠王说过“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矩了。孟子开始游说的时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苏秦、张仪提倡合纵连横之季。战国七雄，已经准备长期间的大厮杀。所以这时已不再是春秋时代竞技式的战争了。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这段话可能反映着当日各国备战的情节，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日国君草菅民命的一种控诉。

(摘编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文能穷人”辨

甘正气

①钱锺书在《围城》里写了一个舞文弄墨的大才子董斜川，他原任捷克中国公使馆军事参赞，但“不去讲武，倒批评上司和同事们文理不通，因此内调”，对他的命运，作者有一句“判词”：“文能穷人，所以他官运不好。”默存先生一锤定音：董斜川官场不得志的原因就是喜欢文学、爱好写作。“文能穷人”一语惊醒读书人。大师的戏谑被奉为真理，很多人常常将其挂在嘴边，作为不读书的金灿灿借口和敲打文学爱好者的沉甸甸“大棒”。事实却正好相反。

②读书写作并非命途多舛的原因，而恰恰是其结果。是“穷人能文”，而不是“文能穷人”。读书写作是“穷人”所能选择的最廉价的消遣。简而言之，就是穷得只能读书写作了，而不是读书写作使人变穷。

③出生钟鼎之家，锦衣玉食的人，他的爱好也是烧钱的，花几亿买个鸡缸杯泡茶喝，也是小事一桩，根本不用到读书写作中找寻乐趣。生活在底层的呢？房贷要还，车子要慢慢存钱买，孩子上学的钱要预备。在这样的境况下，爱好也因陋就简，一本《经典常谈》会让他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一套《古文观止》他能消磨一个炎热的夏天。

④其实，读点书，还能有转机。博雅能文，妙笔生花，是一般人转穷为贵、化穷为达的终南捷径，读书改变命运，知识铸就人生，自古而然。靠科举实现人生转折的例子不胜枚举，相如一赋值千金，文也能富人，因写作而致富的人也不计其数，大仲马、杰克·伦敦、郑渊洁、郭敬明等，都是富豪。

⑤可是，为什么单单文人给人“穷困”的印象就那么深呢？

⑥靠读书而“有学有术”后来位极人臣、既富且贵的也不少，但与古今圣贤相往来的读书人多了一点风骨与气节，少了一点圆滑与世故，不喜欢揣摩上意，不屑于溜须拍马，更不会损公肥私、巧取豪夺，死守俸禄，难得大富，这是给人“穷”印象的原因之一。

⑦谁都有不顺，人都有牢骚，但一般人诉苦哭穷往往都停留在口头上，说完烟消云散，不留把柄。文人能写，心情不佳不仅要说出来，还要写下来，不仅要把自己的苦楚写下来，还要大肆渲染，语不惊人死不休，达到催人泪下的效果，这样一来，白纸黑字，有了“穷”的铁证，于是再也摘不掉“文能穷人”这顶铁帽子了，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⑧要说的是，“文”与“穷”没有必然联系，“文能穷人”在逻辑上是不严的，既不是事实，也不是真理，还是少提为妙，不要吓退了一些未来的爱书人。

（选自2015年第9期《书屋》）

材料一：

马克思说过，文化的本质是自然的人化。而人的本质是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与这种社会性相适应，人类的经济活动具有历史性和群体性。一方面，人类追求富裕的活动总是在继承前人已有文明成果的前提下进行。我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理念，有“损有余以补不足”的箴言。另一方面，人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总需要凭借一定的中介来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而，无论是处理古与今，还是人文与自然，或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中介，从本质上说都属于文化的范畴。

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课题，前人没有实现过，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没有达到过。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这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理解：一是以“以人为本”为出发点与立足点，通过调整社会收入分配关系、促进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协调发展，为社会的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公平合理的生存环境和条件。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高度综合协调的发展状态，其中以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为核心基础，以民主政治与生态环境为必要保障。三是共同富裕高度契合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核心理念是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我国共同富裕的内涵由显形层、保障层与核心层三个层次构成：显形层是不但做大“蛋糕”。还要分好“蛋糕”，扎实推进，逐步实现；保障层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五位体的高度协调发展；核心层是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这三个层次构成统一的有机整体，充分体现着我国共同富裕内涵的整体性、综合性和完整性，体现了文化的本质属性。

（摘编自顾伯冲《共同富裕的文化基因及当代实践 》）

材料二：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少数人富裕而多数人贫穷的社会是两极分化的社会，两极分化的社会是不公平不正义的社会。促进共同富裕就是要消除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因此，共同富裕具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伦理意义。

社会公平正义是在社会财富、益处的分配过程中既要顾及公平又要关注正义进而达到均衡、适宜状态的价值尺度，要求每一个公民在财富和益处的分配上都能被一视同仁、得所当得。公平正义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范畴，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必然具有不同的公平正义观，世界上不存在所谓永恒的、绝对的公平正义。公平正义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生产方式、政治制度以及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是人们经济关系和财产关系处于合理化状态的反映。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主要具有四个维度：权利平等，机会均等，规则公正，结果公平。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与共同富裕互为目的。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首先体现为区域发展不平衡，这就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或一部分地区通过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先富起来，然后借助先富者的示范力量或其经济实力，带动和帮助越来越多的人和地区富起来，最终达到所有区域共同富裕；其次体现为不同阶层收入水平差距明显，这就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所有区域、全体人民都富裕才是共同富裕，也才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党和政府在带领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采取的这些措施恰恰是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但并非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两者具有质的区别。平均主义是一种伦理思想，它主张社会财富在所有人之间平均分配，提倡利益享有上一人一份、人人相同。历史上曾出现过原始社会平均主义，法国卢梭提出的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平均主义，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平均主义等。平均主义虽然具有共同享有的意味，但与公平正义相悖，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而平均主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是相抵触的，是经济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绊脚石；二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在私有制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企图在私有制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三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既考虑社会上每个人的付出，也考虑每个人的获得，既考虑每个人享有的权利，也考虑每个人担负的义务，注重付出与获得对等，权利与义务相称，同时共同富裕还充分关注和考量机会、规则、过程等复杂要素，而平均主义并没有考虑每个人的付出，也不考虑制度等复杂条件，从而显得不公平。因此，共同富裕在性质上区别于平均主义，而与公平正义取得一致。两者互为依托，相辅相成。没有共同富裕谈不上公平正义，没有公平正义也不可能共同富裕。

（摘编自龚天平《共同富裕的伦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