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荒见葱茏

路大荒是蒲松龄的同乡。他7岁入邻家私塾，拜在蒲松龄后裔蒲国政门下，后又转投名儒王东生。这两位老师都对蒲松龄存有极深的敬仰之心，蒲国政多讲《聊斋》渊源，王东生则藏有许多蒲松龄的手稿。少年路大荒浸润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不自觉间就奠定了他一生的追求方向。

青年时期，路大荒便立志潜心于聊斋文集诗稿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只要获悉哪里有聊斋文稿，他必定积极谋求。为了搜集到遗稿，他常常奔波于淄川城乡，远访章丘、济南，求亲问友，辗转反复。

他节衣缩食，不惜重金购买蒲松龄的手稿，因此家中拥有的蒲氏著作越来越多。这其中，以蒲松龄手抄的《祭文》最为珍贵。路大荒初见此书，不由欣喜若狂，立即将所有积蓄取出购买。后来他在文章中回忆道：“然在闻号令角声之中，资斧告罄之时，尚恋之一书．人间尚存如我之痴耶乎!然能聊慰所嗜，何顾世人之笑讪也。”由路大荒注释、编辑的《聊斋志异外书磨难曲》和《聊斋全集》(四册)先詹在日本和国内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37年l2月，济南、淄川相继沦陷。路大荒南下杭州学习航空技术，后又返乡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日军得知路大荒藏有大量珍贵的蒲氏手稿，欲行抢夺。事先得到消息的路大荒背起手稿躲进了深山。日军一怒之下，放火烧掉了他家的房屋，并在淄川城四处张贴捉拿他的告示。路大荒辗转来到济南，隐居在大明湖边的秋柳园街。秋柳园街比邻曲水亭街．他安寄于此，乐在访书。l938年的一天，他在曲水亭街上的一家书店发现了一套《聊斋文集》(六册)，大喜过望，但因囊中羞涩当无力购买，只好设法将书借回家中，连夜在灯下抄录。治学拓荒，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正是这种几十年不改初衷的执着，成就了路大荒“网罗三百载，集聊斋之大成”的美名。

新中国成立了，路大荒欣喜万分。政府十分注重文物与文化遗产的整理、抢救和保护工作，这更加激发了路大荒的研究热情。1953年，山东省整理蒲松龄著作编辑委员会成立，路大荒担任副主任。他亲自带领研究人员，或深入淄川在乡间广泛征集蒲松龄的著作版本、手稿、佚文和遗物，修葺整理蒲氏故居，或远赴北京、上海、广州、沈阳等地，查询点滴资料，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62年，在中外众多专家学者的多年支持下，一部更大规模的《蒲松龄集》问世。这部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蒲松龄集》，凝聚了路大荒的毕生心血，总共收集了聊斋文稿l20余万字，奠定了路大荒“蒲学”研究第一人的学术地位。学界认为，《蒲松龄集》是“蒲学”的基石，在“蒲学”发展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是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喜爱蒲松龄小说的人，饰演聊斋剧目的人，还有“蒲学”研究的后来者，都十分感念路大荒，正是由于他艰苦卓绝地收集、研究、整理蒲松龄的著作，读者得以捧卷饱赏，学者得以利用钻研。与此同时，路大荒把最心爱的《聊斋文集》手稿一并捐献给了国家，并出版了《蒲松龄年谱》和《聊斋俚曲集》等著作，实现了他的“蒲学”人生。

路大荒天资聪颖，悟性极高，在“蒲学"以外的诸多领域也有很深的造诣。如绘画，曾赢得张大千、黄宾虹、陈半丁等名家的赞许。尽管博学，但他始终清醒地知道，该深挖哪口井。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天才，深知真正厚实博大的学问，必然要经过极大的努力才可获得。为此，他读书、治学、从艺从不敢懈怠，无论是默存自守，还是荣名加身，他都宠辱不惊，专心于学术。在他人生的最后五年，由于患有脑中风后遗症，身体活动受限，经常卧床，但仍然不忘“蒲学"研究。他曾让孙女打开事先藏好的《蒲松龄集》，告诉她某页某段还有些必须修正的问题要记下来，并叮嘱她，此书以后如能再版，一定要把这些问题改过来。学问做到完全忘我的境界，令读书人叹服。

路大荒是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纯正的人文学者，他的身上闪烁着令我们亲近的精神气质和思想光芒。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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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青年时期，正值国内军阀混战。当时邓恩铭的叔父邓国谨是淄川县长，他劝告爷爷说：“人生行为如黄河流水奔泻千里，决之东则东流，决之西则西流，若受制约可流入大海，希望你对事业有所抉择，好自为之。”爷爷深有感悟，从此潜心于聊斋文集诗稿的搜集研究中去。

(选自路应和《怀念我的爷爷路大荒》，有删改)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祖国山河沦陷，生灵涂炭。杨绛和钱锺书人在国外，心在国内。他们时刻思念着祖国，思念着亲人。他们面对国破家亡的情势，寝食难安。他们恨不能长了翅膀，快点飞回亲人的身旁。

上海已沦陷——这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八一三”抗战结束。国民党军队撒离上海，日本侵略者进驻上海造成的。上海沦陷后，日寇在其所占领的南市．闸北、虹口、杨浦、浦东等地到处设立关卡，沿苏州河各桥口更是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许多地段被日军辟为军事警戒区。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其余部分和法租界。因英、关、法等国是中立国而未被日军占领，但是处于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故有“孤岛”之称。

一九三八年九月，法国邮船阿多士11号正驶向中国。杨绛和钱锺书告别了法国的友人，与女儿钱瑗一起，乘坐在这艘轮船上。在回国的路程中，杨绛带着女儿到上海省视父亲。船到上海，她由钱锺书的弟弟和另一亲戚接到钱家。钱锺书赴北京清华大学工作。

杨绛对自己的父亲有了更深的了解，她的女儿圆圆亦受到外祖父的万般宠爱，请看以下杨绛的追忆：

父亲在上海的朋友渐渐减少。他一次到公园散步回家说，传杨某（父亲自指）眼睛瞎掉了。我吃惊问怎会有这种谣言。原来父亲碰到一个新做了汉奸的熟人。没招呼他。那人生气．骂我父亲眼里无人。有一次我问父亲，某人为什么好久不来。父亲说他“没脸来了”。因为他也“下海”了。可是抗战的那几年，我父亲心情还是很愉快的，因为愈是在艰苦中，愈见到自己孩子对他的心意。他身边还有许多疼爱的孙儿女——

父亲不许称“外孙”或“外孙女”，他说，没什么“内孙”“外孙”。他也不爱“外公”之称。我的女儿是父亲偏宠的孙女之一，父亲教她称自己为“公”而不许称“外公”。缺憾是母亲不在了，而这又是唯一的安慰。母亲可以不用再操心或劳累。有时碰到些事，父亲不在意，母亲料想不会高兴，父亲就说，幸亏母亲不在了。

有一天，钱锺书回来满面愁容，说是他的爹爹来信，叫他到湖南蓝田去，当英文系主任，同时又可以侍奉父亲。原来早些时候，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应他的老友廖世承的恳请，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钱锺书来沪探亲期间。他父亲频发函电，称自己老病，要几子也去蓝田教书。以便照料自己。恰好师院院长廖世承来上海，他反复劝说钱锺书去当英文系主任，一边伺候父亲，一边授课，公私兼顾。

杨绛认为清华这份工作不易得。他工作未满一年，凭什么也不该换工作。钱锺书并不愿丢弃清华的工作。但是他妈妈、他叔父、他的弟弟妹妹等全都主张他去。他也觉得应当去。杨绛却觉得怎么也不应当去，他应该向家人讲讲不去的道理。

杨绛和钱锺书在出国的轮船上曾吵过一架。原因只为一个法文"bon”的读音。她说他的口音带乡音。他不服，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杨绛也尽力伤他。然后她请同船一位能说英语的法国夫人公断。夫人说杨绛对，钱锺书错。杨绛虽然赢了，却觉得无趣，很不开心。钱锺书输了，当然也不开心。

常言道：“小夫妻船头上相骂。船杪上讲和。”他们觉得吵架很无聊，争来争去，改变不了读音的定规。他们讲定．以后不妨各持异议，不必求同。但此后几年。他们并没有各持异议。遏事两人一商量，就决定了，也不是全依他。也不是全依杨绛。他们没有争吵的必要。可是这回杨绛却觉得应该争执。

杨绛等钱锺书去了钱家，就一一告诉了自己爸爸．指望听爸爸怎么说。可是她爸爸听了脸上漠无表情，一言不发。杨绛是个乖女儿。爸爸的沉默启她深思。她想，一个人的出去就是一辈子的大事，当由自己抉择。别人只能陈说别人的道理，不该干预。尤其不该强迫他反抗父母。她记起他们夫妇早先制定的约定，决计保留自己的见解，不勉强他。

一九三九年秋，杨绛的弟弟从国外回国。这时，杨家已在苏州灵岩山“绣谷公墓”购得一块墓地，她父亲带着杨绛姐妹和弟弟一起回苏州，安葬母亲。

（摘自罗银胜（杨绛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