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

孙犁

清晨，高粱叶、黑豆叶滴落着夜里凝结的露水，田野看来是安静的。可是就在那高粱地里豆棵下面，掩藏着无数的妇女，睡着无数的孩子。他们的嘴干渴极了，吸着豆叶上的露水。如果是大风天，妇女们就把孩子藏到怀里，仄下身去叫自己的背遮着。风一停，大家相看，都成了土鬼。如果是在雨里，人们就把被子披起来，立在那里，身上流着水，打着冷颤，牙齿得得响，像一阵风声。

浅花的肚子越发沉重了，她也得跟着人们奔跑，忍饥挨饿受惊吓。她担心自己的生命，还要处处留神肚里那个小生命。像这样整天逃难，连个炕席的边儿也摸不着，难道就把孩子添在这潮湿的大洼里吗？

浅花心里明白，现在她不能去麻烦丈夫新卯，他现在正忙得连自己的命也不顾。只有她一个人知道新卯藏在小菜园里，每天下午情况缓和了，浅花还得偷偷给他送饭去。

和丈夫在一块儿的还有一个年轻人，浅花不认识。从浅花眼里看过去，丈夫和这个外路人很亲热。外路人说什么，丈夫很听从。

这天，浅花又用布包了一团饭，揣在怀里，在四外没有人走动的时候，跑进了对面的高粱地，从一人来高密密的高粱里钻过去，走到自家的菜园。高粱地里是那样的闷热，一到了井边，她感觉到难得的舒畅和凉快。

这小小的菜园，就做了新卯和那个陌生人退守的“山寨”。他们在井台上安好了辘辘，还带了一把锄头，将枪掖在背后的腰里，这样远远看去，他们是两个安分的农夫，大大的良民。虽然村子广大的土地都因为战争荒了，这小小的菜园却拾掇得异常出色。太阳光强烈地照着，园子里散发着黑豆花和泥土潮热的香甜味道。几畦甜瓜快熟了，懒懒地躺在太阳光下面。

人还没有露面，这沉重凸胀的大肚子先露了出来。新卯嘴唇动了动，不知道因为是喜爱还是心痛。

“那边没事吗？”他问。

浅花说：“没有。”

新卯和那人吃着饭，浅花坐在一边用褂子襟扇着汗，那个人问：

“这几天有人回家去睡觉了？”

“家去的不少了，鬼子修了楼，不常出来，人们就不愿再在地里受罪了。”浅花说。

“青年人有家去的吗？”那人着急地问。

“没有。”新卯说，“我早下了通知。”

那个人很快地吃完饭，站起身来，望望浅花的肚子笑着说：“大嫂子，快了吧，还差多少日子？”

浅花红了脸，看着丈夫。那人又问新卯，新卯说：

“谁闹清了她们那个！”

“你这个丈夫！”那个人说，“要关心她们么！我考虑了这个问题，在家里生产不好，就到这洞里来吧，我们搬到上面来睡，保护着你，你说好不好？”

浅花笑着说：“那不成了耗子吗？”

“都是鬼子闹的么！”那个人忿忿地说。

新卯吃完了饭，跑去摘了几个熟透了的大甜瓜，塞到浅花怀里。

浅花回到家里，心里犹豫着，她不愿去扰乱丈夫，又在家里睡了。

这一晚上，敌人包围了他们。满街红灯火仗，敌人把睡在家里的人都赶到街上去，男男女女哆里哆嗦走到街上，慌张地结着扣子提上鞋。

敌人指名要新卯，人们都说他不在家，早跑了。敌人在人群里乱抽乱打，要人们指出新卯家的人，人们说他一家子都跑了。那些女人们，跌坐在地上，身子使劲往下缩，由前面的人把自己压在下面。在灯影里，她们尽量把脸转到暗处，用手摸着地下的泥土涂在脸上。

敌人把能找到的东西放在人们的手里，把一张铁犁放在一个老头手里，把一块门扇放在一个老婆手……命令高高举起，不准动摇。他们在周围散步、吸烟、详细观看。

浅花托着一个石砘子，肚子里已经很难受，高举着这样沉重的东西，她觉得她的肠子快断了。脊背上流着冷汗，一阵头晕，她栽倒了。敌入用皮鞋踢她，叫她再高举起那东西来。

夜深了，就是敌人也有些困乏，可是人们还得挣扎着高举着那些东西。

灯光照着人们，照在敌人的刺刀上，也照在浅花的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流着冷汗。她知道自己就要死了，眼里冒着金星。在眼前飞，飞，又落下，又飞起来。

谁来解救？

一群青年人在新卯的小菜园集合了，由那外路人带领，潜入了村庄，趴在房上瞄准敌人脑袋射击。

敌人一阵慌乱，撤离了村庄。他们把倒在地下的浅花抬到园子里去。

不久，她就在洞里生产了。

洞里是阴冷的、潮湿的，那是三丈深的地下，没有一点光，大地上的风也吹不到这里面来。一个女孩子在这里降生了，母亲给她取了个名，叫“藏”。

在外面的大地里，风还是吹着，太阳还是照着，豆花谢了结了实，瓜儿熟了落了蒂。人们为了未来的光明，正在田野里进行着斗争。

（有删改）

麦收

孙犁

1939年，冀中解放区小麦黄梢的时候。

二梅在街上来回地吹着笛子。青年妇女们一个一个从自家大门里走出来。她们站在那新刷写上晋察冀边区“双十纲领”的高房下面的大槐树树阴里。她们简直是挤在一块儿，手里的铲镐碰得叮当乱响，还夹着清脆的说笑声。队伍站得整整齐齐，风吹动树枝筛下的阳光，在她们的头上、衣服上游动，染成各色各样的花。二梅站在队前问：“你们拿着家伙干什么呀？”“挖沟！”大家一齐大声地回答。

“对了。驻在咱村的队伍，今天下午去打击敌人，这是为了保护咱们的麦子。我们也不能落后，我们把接村路挖通！”二梅用高粱秆分好段，用铁铲划上印，说：“来吧，两个人挖一段，一把铁铲一把镐。”

队上的指导员从一块麦地里走出来，后面跟着个背大枪的矮个子通讯员。在村里住长了，他认识二梅。他说：“部长领导得好，真积极！”二梅也直起身子笑着说：“指导员，我们弄好了路，你们抓不住鬼子，叫他们冲过来，我们可批评你！”指导员说：“好，好，好。你听枪响吧！”指导员穿进另一块麦地，他的衣服和麦子一个颜色，麦穗打到他腰里。那个通讯员却淹没在麦地里了，只有那黑黝黝的枪口露在外头。不久，这枪口也消失不见了，一只布谷鸟像是受了惊，慌慌张张地从东边飞过来，一声连着一声叫着：“莫黄莫割——莫黄莫割！”

“嘎勾——”东边响了一声枪。妇女们拖着铁镐和铲从道沟里跳上来，向东边张望。枪声响得越来越密，越来越急，也越来越近了。二梅的脸有些青白。东边卷起了一团烟，罩住了金黄的麦子。机枪声、炮声，好像压低了那里的麦子。炮弹炸碎我们的土地，土地飞到半天空，那里面有多少炸碎了的金黄的麦穗！二梅知道这是敌人的炮，在那里作战的同志们是不是受了伤呢？她喊道：“我们不要在这里傻站着了，快回家抬担架，预备鸡蛋和水！”

当她们抬了几副担架回来，枪声停了，那一团烟也远了。但是枪声很响很急，二梅知道这是我们的军队追赶敌人了。她们很快向那里跑去。我们的军队把敌人赶回窝里，才停下来。二梅她们抬回受伤的指导员和他那矮矮的通讯员。这两个同志去夺敌人的重机枪，受了伤。她们把夺来的重机枪也放在一副担架上，还空着一副担架。她们回来，路过二梅家的地边，爷爷正靠在一个捆了牛腰粗的大麦个上等候，他担心他的孩子，眼望着东边的路。二梅说笑着回来了，看见爷爷，她说：“把麦个放在担架上，我们给你抬回去！”老头子听了孙女儿的话，真的把麦个放在担架上，飞快地往村里去了。

第一副担架上是指导员，第二副担架上是通讯员，第三副担架上是重机枪，第四副担架上是麦子。老头子跟在后面，打着火抽着烟。太阳已经有一半落到远远的西山里去了，在它上面是一团团千变万化的云彩——那在老人眼里，是一只虎，一只豹，一匹飞马，一只老鹰。

晚上，奶奶又把饭放在那里，小桌上却有了白面饼。爷爷回来，二梅回来。奶奶说：“你今儿个更有功了，奶奶给你烙了白面饼，快点吃！”二梅说：“有功的是人家队伍上的人，有功的是指导员和通讯员，人家夺了敌人一挺重机枪，受了伤，先慰劳他们吧！”二梅带了自家的饼还有别人家的鸡蛋到指导员那里去，指导员和通讯员的伤口全包扎好了，躺在院当中月亮地里的软床上。

田野里是收割麦子和打场的声音，风吹来薄薄的小麦的香味。二梅和她的两个小组长站在受伤人的床前，念着妇救会的慰问信。二梅又念了她自己的慰问信。她念着，她述说自己原是这样一个孩子，从小没了娘，在野地里，春天挑野菜，秋天拾庄稼，冬天割柴草，风吹着，雨打着，长到十五岁。八路军来了，是正好的年岁，赶上了正好的年岁。这样她就不再走奶奶的路，娘的路。一条完全崭新的路，在她眼前打开了。她的声音是那么庄严、热情和诚恳，感动得受了伤的人硬支起身来，严肃地听着。

(选自《孙犁作品精编》，有删改)

吴召儿

孙犁

我们机关搬到三将台，是个秋天，枣儿正红，芦苇正吐花。我们来了一群人，不管牛棚马圈全住上，当天就劈柴做饭，上山唱歌，一下就和老乡生活在一块儿了。

我组织民校妇女识字班，课程第一是唱歌，歌唱会了，剩下的时间就碰球。山沟的青年妇女们，碰起球来，真是热烈，整个村子被欢笑声浮了起来。

一天，我翻着点名册，随便叫了个名字：“吴召儿！”

我听见嗤的一声笑了。抬头一看，在人群末尾，靠着一根白杨木柱子，站起一个女孩。她正在背后掩藏一件什么东西，好像是个假手榴弹，坐在一处的女孩子们望着她笑。她红着脸转过身来，笑着问我：“念书吗？”

“对！你念念头一段，声音大点儿。大家注意！”

她端正地立起来，两手捧着书，低下头去，就念开了，书念得非常熟快动听。就是她这认真的念书态度和声音，不知怎的一下就印进了我的记忆。下课回来，走过那条小河，我听到了只有在阜平才能听见的那激动的水流的声响，听到在这山草衰白柿叶霜红的山地，还没有飞走的一只黄鹂的叫唤。

十一月“反扫荡”。我当了一个小组长，我们的向导老不来。我跑到村长家里去找，村长散披着黑羊皮袄，见我就笑着说：“男的分配完了，给你找了一个女的！”

“女的就女的吧，在哪里呀?”我说。

一个女孩子跑出来，穿着一件红棉袄，一个新鲜的白色挂包，斜在她的腰里，装着三颗手榴弹。

“真是，”村长也在抱怨，“这是‘反扫荡’呀，又不是到区里验操，也要换换衣裳！红的目标大呀！”

“尽是夜间活动，红不红怕什么呀，我没有别的衣服，就是这一件。”女孩子笑着，“走吧，同志！”说着就跑下坡去。

在路上，她走得很快，我跑上前去问她：“我们先到哪里？”

“先到神仙山！”她回过头来一笑，这时我才认出她就是那个吴召儿。

“到了神仙山，我有亲戚。”她说，“我姑住在山上，她家的倭瓜又大又甜。今天晚上，我们到了，我叫她给你们熬着吃个饱吧！”

天黑的时候，我们才到了神仙山的脚下。她爬得很快，走一截就坐在石头上望着我们笑，像是在这乱石山中，突然开出一朵红花，浮起一片彩云来。

北斗星转下山去，我们才到了她的姑家。

“这都是我们的同志。”吴召儿大声对她姑说，“快给他们点火做饭吧！”老婆子拿了一根麻秸，在灯上取着火，就往锅里添水。吴召儿和她姑有说不完的话。

“你爹给你买的新袄？”姑问。

“他哪里有钱？是我给军队上纳鞋底换的。”

第二天，我们在这高山顶上休息了一天。

以后每天黎明，吴召儿就把我唤醒，一同到那大黑山的顶上去放哨。山顶不好爬，又危险，她先爬到上面，再把我拉上去。山顶上有一丈见方的一块平石，长年承受雨水，被冲洗得光亮又滑润。我们坐在那平石上，月亮和星星都落到下面去，我们觉得飘忽不定，像活在天空里。

这一夜下起大雨来，雨下得那样暴。在这样高的山上，我们觉得不是在下雨，倒像是沉落在波浪滔天的海洋里。风狂吹着，那块大平石也像要被风吹走。

吴召儿紧拉着我爬到大石的下面，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在那里铺好了一层软软的白草。听到四下里山洪暴发的声音，雨水像瀑布一样，从平石上流下，我们像钻进了水帘洞。

一清早放晴，我们就看见从邓家店起，一路的村庄，都在着火冒烟。我们看见敌人像一条虫，在山脊梁上往这里爬行。一路不断响枪，那是各村伏在山沟里的游击组。吴召儿说：“今年，敌人不敢走山沟了，怕游击队。可是走山梁，你就算保险了？兔崽子们！”

敌人的目标，显然是在这个山上。吴召儿把身上的手榴弹全拉开弦，跳起来说：“你去集合人，我去截兔崽子们。”她在那乱石堆中，跳上跳下奔着敌人的进路跑去。

我喊：“红棉袄不行啊！”

“我要伪装起来！”吴召儿笑着，一转眼的工夫，她已经把棉袄翻过来。棉袄是白里子，这样一来，她就活像一只逃散的黑头的小白山羊了。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啊！

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

当我们集合起来，从后山上跑下，来不及脱鞋袜，就跳入山下那条激荡的大河的时候,听到了吴召儿在山前连续投击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不知她现在怎样了。我能断定，她的生活和历史会在我们这一代生活里放光的。

1949年11月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