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专利权

狄更斯

我的名字叫约翰。学的是打铁的行当。打十九岁那年起，人家看见我没几根头发，就一直管我叫“老约翰”了。现时我已经五十六岁了，头发并不比上面提到的十九岁的时候多，可也不比那时候少，因此，这方面也就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好说明。

我发明过一种螺丝，挣了二十镑，这笔钱我这会儿还在用。整整有二十年工夫，我都在断断续续地搞一样发明，边搞边改进。上一个圣诞节前夜十点钟，我终于完成了这个发明。完成之后，我喊我妻子进来看一看。这时候，我跟我妻子站在机器模型旁边，眼泪簌簌地落到它身上。我把凡是能节省下来的钱都统统用在模型上了。我想自己去申请专利。

我的姻兄弟，西布罗密奇的乔治·贝雷临死的时候遗留给我的妻子、他的姊妹一百二十八镑零十个先令的英格兰银行股票。我和我妻子一直没有动用过这笔钱。我们俩都同意拿这个发明去申请专利。我的朋友威廉·布彻替我写了一封信给伦敦的汤姆斯·乔哀。我乘“四等车”上了伦敦，在汤姆斯·乔哀那里租了一间为期一个礼拜的房子。

汤姆斯·乔哀说要申请专利，第一步得向维多利亚女王提交一份申请书。我在靠近司法院法官楼的桑扫普顿大楼里找到了一位推事，在他那儿提出了陈述书，付了十八便士。他叫我拿着陈述书和申请书到白厅的内务部去，把这两份东西留在那里请内务大臣签署，缴付了两镑两先令又六便士。六天后，大臣签好了字，又叫我拿到首席检察官公署去打一份调查报告。我照他说的去办了，缴付了四镑四先令。

我临时住在汤姆斯·乔哀那里，租期已经延长了一个礼拜，这会儿五天又过去了。首席检察官写了一份所谓例行调查报告，打发我带着这份东西到内务部去。内务部根据它搞了个复本，他们把它叫作执照。为了这张执照，我付出了七镑十三先令六便士。这张执照又要送到女王面前去签署，女王签署完毕，再发还下来，内务大臣又签了一次。

我现在已经在汤姆斯·乔哀那里住到了第三个礼拜了，费用挺大，我只好处处节俭过日子。我感到自己都有点泄气了。

在林肯旅社的专利局里，他们替我的发明搞了一份“女王法令草案”的东西，还准备了一份“法令提要”。就为这份东西，我付了五镑十先令六便士。专利局又正式誊写两份法令文本，一份送印章局，另一份送掌玺大臣衙门。这道手续下来，我付了一镑七先令六便士，外加印花税三镑。这个局里的誊写员誊写了女王法令准备送呈签署，我付了他一镑一先令，再加印花税一镑十先令。接下来，我把女王法令再送到首席检察官那儿签署。我去取的时候，付了五镑多。拿回来后，又送给内务大臣。他再转呈女王，女王又签署了一次。这道手续我又付了七镑十六先令六便士。到现在，我待在汤姆斯·乔哀那儿已经超过了一个月。我都不大有耐心了，钱袋也掏得差不多了。

女王法令还得送到设在河滨大道上桑莫塞特公馆的印章局去——印花商店也在那里。印章局的书记搞了一份“供掌玺大臣签署的印章局法令”，我付了他四镑七先令。掌玺大臣的书记又准备了一份“供大法官签署的掌玺大臣法令”，我付给他四镑两先令。“掌玺法令”转到了办理专利的书记手里，誊写好后，我付了他五镑七先令八便士。在此同时，我又付了这件专利的印花税，一整笔三十镑。接着又缴了一笔“专利置匣费”，共九镑零七便士。各位，同样置办专利的匣子，要是到汤姆斯·乔哀那里，他只要收取十八个便士。接着，我缴付了两镑两先令的“大法官财务助理费”。再接下来，我又缴了七镑十三先令的“保管文件夹书记费”。再接着，缴付了十先令的“保管文件夹协理书记费”。再接下来，又重新给大法官付了一镑十一先令六便士。最后，还缴付了十先令六便士的“掌玺大臣助理及封烫火漆助理费”。到这时，我已经在汤姆斯·乔哀那里待了六个礼拜了。这件获得顺利通过的发明已经花掉了我九十六镑七先令十八便士。这还仅仅在国内有效。要是带出联合王国的境界，我就要再花上三百镑。

（有删改）

穷人的专利权

［英］狄更斯

我出生在伦敦附近，当过学徒，学的是打铁的行当。满师之后就在伯明翰一家工厂做工。我的名字叫约翰，已经五十六岁了。

要是我说自己向来有创造发明的癖好，这话也不算是自吹自擂。整整有二十年工夫，我都在断断续续地搞一样发明，边搞边改进。上一个圣诞节前夜十点钟，我终于完成了这个发明。

我有一位名叫威廉·布彻的朋友，经常听他说，工人之所以到处碰壁，就是因为要奉养长期以来形成的那些多如牛毛的衙门，就是因为咱们得遵从官场的那些敝习陋规，还得缴付一些根本就不应当缴付的费用去养活那些衙门的人。

回头再来说说我的机器模型，那是在圣诞节前夜十点钟完成的。我把凡是能节省下来的钱统统都用在模型上了。碰上时运不济，模型也就只好搁在一旁，一连几个月也不会去碰它。我还把它统统拆卸开来，加以改进，再重新做好，这样不知道开过多少回，最后才成了上面所说的模型的样子。

关于这个模型，威廉和我作了一次长谈。他说：“你打算拿它怎么办？”我说：“想开个专利。”威廉这才说给我听，有关专利的法律简直是坑死人的玩意儿，他说：“要是在取得专利之前你就把发明的东西公之于众，那么，别人随时都会窃走你艰苦劳动的成果。约翰，你要么干一桩亏本买卖，事先就请好一批合伙人出来承担申请专利的大量费用，要么你就让人给弄得晕头转向，到处碰壁，夹在好几批合伙人中间又是讨价还价，又是摆弄你发明的玩意儿。这么一来，你的发明很可能就一个不当心让人给弄走。”我对威廉·布彻说，你想的挺怪的，我想自己去申请专利。

我的妻兄，临死的时候遗留给我的妻子一百二十八镑零十个先令的英格兰银行股票。我们甚至都打算用掉这笔钱去申请专利。威廉替我写了一封信给伦敦的汤姆斯。汤姆斯是个木匠，他住在伦敦，我在汤姆斯那里租了一间为期一个礼拜的房子。

汤姆斯说，要申请专利，第一步得提交一份申请书。威廉也是这么说，而且还帮我起了草稿，申请书上还要附上一份给大法官助理的陈述书，费了一番周折以后，我在司法院法官办公的大楼里找到了一位助理，在他那儿提交了陈述书，付了十八便士。他叫我拿着陈述书和申请书到白厅的内务部去，把这两份东西留在那里请内务大臣签署，缴付了两镑两先令六便士。大臣签好了字，又叫我拿到首席检察官公署去打一份调查报告。我照他说的去办了，缴付了四镑四先令。

我临时住在汤姆斯那里，租期已经展延了一个礼拜。首席检察官写了一份所谓例行调查报告，打发我带着这份东西到内务部去。内务部根据它搞了个复本，他们把它叫做执照。为了这张执照，我付出了七镑十三先令六便士。这张执照又要送到女王面前去签署，女王签署完毕，再发还下来，内务大臣又签了一次。我到部里去拜访的时候，里面的一位绅士先生把执照往我面前一掷，说：“现在你拿着它到设在林肯旅社的专利局去。”我现在已经在汤姆斯那里住到了第三个礼拜了，费用挺大，我只好处处节俭过日子。我感到自己都有点泄气了。

在林肯旅社的专利局里，他们替我的发明搞了一份“女王法令草袋”的东西，还准备了一份“法令提要”。就为这份东西，我付了五镑十先令六便士。专利局又“正式誊写两份法令文本，一份送印章局，另一份送掌玺大臣衙门”。这道手续下来，我付了一镑七先令六便士，外加印花税三镑。这个局里的誊写员誊写了女王法令准备送呈签署，我付了他一镑一先令。再加印花税一镑十先令。接下来，我把女王法令再送到首席检察官那儿签署。我去取的时候，付了五镑多。拿回来后，又送给内务大臣，他再转呈女王。女王又签署了一次。这道手续我又付了七镑十六先令六便士。到现在，我呆在汤姆斯那儿已经超过了一个月。我都不大有耐心了，钱袋也掏得差不多了。

我已经在汤姆斯那又呆了六个礼拜了。这件获得顺利通过的发明已经花掉了我九十六镑七先令十八便士。这还仅仅在国内有效，要是带出王国的境界，我就要再花上三百镑。

如今，我对世事已有足够了解，因而几乎对任何事物都不再引以为怪了。不过像我这样小小年纪就如此轻易地遭人遗弃，即使是现在，也不免使我感到有点儿吃惊。好端端一个极有才华、观察力强、聪明热情、敏感机灵的孩子，突然身心两伤，可居然没有人出来为他说一句话，我觉得这实在是咄咄怪事，没有一个人出来为我说一句话，于是在我十岁那年，我就成了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里的一名小童工了。

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坐落在河边，位于黑衣修士区。那地方经过后来的改建，现在已经变了样了。当年那儿是一条狭窄的街道，街道尽头的一座房子，就是这家货行。街道曲曲弯弯直达河边，尽头处有几级台阶，供人们上船下船之用。货行的房子又破又旧，有个自用的小码头和码头相连，涨潮时是一片水，退潮时是一片泥。这座房子真正是老鼠横行的地方。它那些镶有护墙板的房间，我敢说，经过上百年的尘污烟熏，已经分辨不出是什么颜色了；它的地板和楼梯都已腐烂；地下室里，成群的灰色大老鼠东奔西窜，吱吱乱叫；这儿到处是污垢和腐臭：凡此种种，在我的心里，已不是多年前的事，而是此时此刻眼前的情景了。它们全都出现在我的眼前，就跟当年那倒霉的日子里，我颤抖的手被昆宁先生握着，第一次置身其间时见到的完全一样。

在我如此荣幸地开始独自谋生的第一天早上，童工中年纪最大的那个奉命前来教我怎样干活儿。他叫米克·沃克，身上系一条破围裙，头上戴一顶纸帽子。他告诉我，他父亲是个船夫，在伦敦市长就职日，曾戴着黑色天鹅绒帽子参加步行仪仗队。他还告诉我，我们的主要伙伴是另一个男孩，在给我介绍时，我觉得他的名字很古怪，叫粉白·土豆。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并不是这个孩子起初的名字，而是货行里的人给他取的诨名，因为他面色灰白，像煮熟的土豆般粉白。粉白的父亲是个运水夫，还兼做消防队员，以此受雇于一家大剧院。

我竟沦落到跟这样一班人为伍，内心隐藏的痛苦，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我把这些天天在一起的伙伴跟我幸福的孩提时代的那些伙伴作了比较——我觉得，想成为一个有学问、有名望的人的希望，已在我胸中破灭了。

帐房里的钟已指向12点30分，大家都准备去吃饭了。这时，昆宁先生敲了敲窗子，打手势要我进帐房。我进去了，发现那儿还有一个胖墩墩的中年男子，他身穿褐色外套、黑色马裤、黑色皮鞋，脑袋又大又亮，没有头发，光秃得像个鸡蛋，他的大脸盘完全对着我。他的衣服破旧，但装了一条颇为神气的衬衣硬领。他手里拿着一根很有气派的手杖，手杖上系有一对已褪色的大穗子，他外套的前襟还挂着一副有柄的单片眼镜——我后来发现，这只是用作装饰的，因为他难得用来看东西，即使他用来看了，也是什么都看不见的。

“这位，”那个陌生人说，语调中带有一种屈尊俯就的口气，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装成文雅的气派，给我印象很深，“就是科波菲尔少爷了。你好吗，先生？”

我说我很好，希望他也好。其实，我心里非常局促不安，可是当时我不便多诉苦。

……

到了晚上约定的时间，米考伯先生又来了。我洗了手和脸，以便向他的文雅表示更多的敬意，接着我们便朝我们的家走去。

到达温泽里的住宅后（我发现，这住宅像他一样破破烂烂，但也跟他一样尽可能装出体面的样子），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太太。她正坐在小客厅里（楼上的房间里全都空空的，一件家具也没有，成天拉上窗帘，挡住邻居的耳目），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在喂奶。

我的房间就在屋顶的后部，是个闷气的小阁楼，房间里家具很少。

“没结婚之前，跟我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当时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不得不招个房客来住。不过，既然米考伯先生有困难，所有个人情感上的好恶，也就只好让步。”

“眼下米考伯先生的困难，几乎要把我们给压垮了，”米考伯太太说，“到底是否能渡过这些难关，我不知道。当我跟爸爸妈妈一起过日子时我真的不懂，我现在用的‘困难’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不过经验能让人懂得一切——正像爸爸时常说的那样。”

可怜的米考伯太太！

上门来的人，只有债主。有个满脸污垢的男人，我猜他是个鞋匠，经常在早上7点就挤进过道，朝楼上的米考伯先生大喊大叫：“喂，你给我下来！你还没出门，这你知道。快还我们钱，听到没有？你别想躲着，这你知道，那太不要脸了。要是我是你，我绝不会这样不要脸面。快还我们钱，听到没有？你反正得还我们钱，你听到了没有？喂，你给我下来！”

他这样骂了一通后，仍旧得不到回答，火气就更大了，于是就骂出“骗子”“强盗”这些字眼来。连这些字眼也不起作用时，他就跑到街对面，对着三楼的窗子大声叫骂，他知道米考伯先生住在哪一层。遇到这种时候，米考伯先生真是又伤心，又羞愧，甚至悲惨得不能自制，用一把剃刀做出抹脖子的动作来，可是半个小时不到，他就特别用心地擦亮自己的皮鞋，然后哼着一支曲子，摆出比平时更加高贵的架势，走出门去了。

米考伯太太也同样能屈能伸。我曾看到，她在3点钟时为缴税的事急得死去活来，可是到了4点钟，她就吃起炸羊排，喝起热麦酒来了（这是典当掉两把银茶匙后买来的）。有一次，她家刚被法院强制执行，没收了财产，6点钟，我见她躺在壁炉前，头发散乱，披在脸上，可是就在这天晚上，她一面在厨房的炉子旁炸牛排，一面告诉我她爸妈以及经常来往的朋友们的事。我从未见过她的兴致有比那天晚上更好的了。

（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