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2019年发生的新冠疫情，一直深刻影响着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在人类遭遇挑战和危机的时刻，口述历史的价值越发突显。口述历史不仅能够探访尘埃落定的历史事实，也可以记录尘埃乍起的社会现象与思潮。可以说，如今口述历史的作用早已超出了记录历史这一传统范畴，而是承载着机构、团体、地域、民族甚至是国家的精神建构、文化塑造与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丁俊杰表示，“把（口述历史）这件事情做好，不仅关乎自己，实际上也关乎我们这个社会，关乎我们这个民族，（这是一件）利国利民，尤其对民族发展有利的事情。”

《口述历史国际周2021:口述历史,连接过去与未来》

材料二：

现今，在互联网引领的时代下，各种思想意识对人们的认识活动和行为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单一或相对简单的中华民族精神表现形式，已经不能满足这种社会环境下时代的发展。口述历史就是通过收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式。

进一步说，它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影像等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的一种研究历史的方式。就其基本的科学属性而言，口述历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就其科学性质来讲，口述历史首先是一种科学方法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口述历史是以普通人为主体的，不同以往的历史学论著更多的是关于权力精英的声音。口述历史不仅以现实的历史方式再现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而且为历史研究本身开辟了新的领域，同时也使得有关历史的“声音”日趋多元和逼真。口述历史的载体也随着科学技术发展而日益多样化。20世纪40年代随着电子音像技术的进步，在搁置了几千年之后，口述历史复兴于20世纪中期。此外，口述历史功能作用是多元性的。实际上，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对民间、社会资料的发掘。这也是各种研究最基本的需要，这说明了口述历史的重要性。

中华民族精神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斗争，这反映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如何运用新的表现形式，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精神，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主题。

口述历史最为显著的作用就是“保存了即将逝去的过去的声音”。历史上有许多事件，由于各方的局限性，我们不能留下书面记录，人们需要了解历史真相，必须对当事人或知情人进行口头调查并收集口头凭证。

（摘编自赵彬彬、张慧峰《以口述历史形式彰显中华民族精神》

材料三：

许多人对“口述历史是否值得相信”这一问题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这源于诸多影响口述历史可信度的因素不能被完全忽视或消除，因此研究者们应该尽力去完善和细化口述历史的研究过程。

对于那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尽管他们亲身参与到了事件的进程中，但也犹如盲人摸象一般，容易将他们看到或经历过的视为历史事实的全部，事实上谁都没有把握说自己可以掌握历史完整的真相。很多口述访谈的被访者以普通平民居多，他们的文化知识有限。一个人的知识储备会影响他对一个事件的理解深度。因此，平民的身份导致了认知能力的受限，且单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来看，他所能接触到的信息也是单一而有限的。尤其是在交通闭塞、通信初步发展的时期，普通民众能够接收到信息的渠道只有报纸、广播或电报，更遑论那些只能够通过信件才可以勉强进行信息交换的古老年代。历史是多元且复杂的。而当人们无法获取更多更全面的信息作为参考，只能基于自身的眼界去判断某个事物的时候，他的位置就决定了他的立场和角度，若只从其中一方的角度出发去看待历史事实，就很有可能出现偏差，并且降低历史真相的可信度。

口述者愿意并且可以陈述的回忆是有限且具有选择性的。经历过相同历史事件的人，如果在这个事件中他们所记忆的片段是相同或相似的，那么这段口述历史的可信度自然而然就提升了。但是，如果他们在脑海中所提取的记忆有限，忽略了某些细节之处，甚至是他们有意而为之，从而导致不同的口述者陈述相同事件时发生偏差，那么这也会极大地影响到口述历史的可信度。

访谈者在获得口述史的过程中占领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在前期的筹备、实际的访谈过程，还是后期的资料整理，访谈者的业务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段口述史的成功与否。以前的口述史大多是由访谈者在访谈过程中及时进行笔录，但难免会出现记漏或记错的情况。如今的口述访谈则可以借助更多的记录工具，如录音笔、摄像机等设备，从而更加准确而完整地记录下口述内容。

对于访谈者来说，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储备量是非常必要的，以免在访谈过程中因为自身背景知识的缺乏从而误读了口述者所表达的内容。

（摘编自黄心怡《借用新闻访谈技巧提升口述历史可信度的实践探析》）

材料一：

我们都深切地感受着文艺的重要作用，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每一个作家艺术家，都是向着天空的梦想者，为了梦想在漫长艰辛的艺术道路上跋涉。在这条道路上，那些根本的信念像星辰一样指引着我们，我把它提炼为三个至关重要的词，那就是时代、人民和创新。

体现着时代高度、描绘着时代气象的文艺作品，必定构成一个时代的精神地图。而要绘就这样的地图，作家艺术家们必须深刻认识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总书记的话深刻地揭示了柳青的力量所在，也是周立波和那一代的许多前辈作家的力量所在，那是一种将对时代的总体把握与广大的生活世界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的非凡能力。这来自他们对人民生活的熟悉和了解，同时也是因为柳青、周立波全身心地投入到党领导广大中国人民建设新社会、开辟新生活的实践探索，他们和人民心连着心，共同生活、共同前进。

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中心和方向。对人民的理解，也许再多的概括和论述，都不如来到天安门广场、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那一刻的领悟和感动。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上，铭刻着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为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伟大斗争和光辉历史。人民就是在这伟大斗争中凝聚起来创造历史的主体，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奋斗使我们深刻地、牢不可破地团结在一起，正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这是对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的重大理论创新，这表明，为了人民、走向人民，是一个从具体到总体、从总体回到具体的辩证动态过程，在人民创造历史的总体性视野中蕴含着生活的丰富性、生动性和差异性。

人民既是文艺的源泉和目的，也是文艺的根本方法，新时代的文艺铸就高峰，就是要让文艺的声音在一个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心灵中回响，让文艺讲述的故事既是“我们”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同时也是面向世界面向人类的中国故事。

大家可能都看过《只此青绿》，看过《唐宫夜宴》，还有令人惊艳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开幕式和闭幕式，全中国和全世界的观众怀着惊喜和感动沉浸于动人心弦的表演，我有时甚至会屏住呼吸，就像看着从心里长出的蓓蕾在眼前缓缓地开花。这样的艺术既熟悉又陌生，它是有根的，又是向着天空、向着现实生活绽放的，我们从中能够与悠久、深厚的传统亲切相认，但同时它又是新锐的、现代的，涌动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活力和梦想，拓展着人们想象和感受的边界。这些被广大观众称为“国潮”的作品，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有力地诠释了作为艺术实践的创新的丰富含义。

（摘编自《让中国精神的灯火在新时代的文艺高峰上闪亮》）

材料二：

习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强调，“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对此，阎肃有着很深的体会，他认为，文艺创作要“接地气”，就是要说百姓听得懂、喜欢听的“大实话”。为了倾听普通百姓的“心声”，阎肃无论走到哪里，都跟各行各业的人迅速打成一片，站岗的、扫地的、修脚的……都成为了他生活中的朋友。

战士们爱听阎肃的歌，曾询问他“为什么你的歌里面总有那么多我们没听过的新词？”阎肃乐了，他透露，自己的创作能够不断出“新”，除了靠知识的积累，还得熟悉生活，接地气，和老百姓心相通。“我看我们的前辈都是这样做的。没有人民群众，没有火热蓬勃的生活，自己坐在屋子里瞎编是没有用的，是编不出来的。”阎肃认为。

为了写出“接地气”的作品，阎肃也有过担忧，“我老想和时代同步。我今年85了，老觉得自己跟不上飞速发展的‘时代列车’，很怕突然有一天它把我给扔出去。”阎肃谈到，例如“点赞”、“吐槽”之类的网络语言，虽然一开始他不懂，但他会想去尽力“捕捉”这样新鲜的词语。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阎肃常常跟年轻人交朋友，“我喜欢和年轻人交朋友，大家有彼此心的交流，心与心的共鸣，一交流，我就从他们那得到好多好多语言、思维。”阎肃高兴地说。

（摘编自“回望文艺工作座谈会一周年”系列访谈）

①全球大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肆虐，在政府和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坚强阻击下，我国本土疫情传播已经基本得到控制，生产生活逐步恢复正常。我国之所以能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取得阶段性胜利，并坚守住这来之不易的成果，不仅是因为采取了追踪并隔离高风险人群、暂停公众集会以及限制人口流动等综合防控措施，中医药力量的全面、全程参与也是制胜的关键一环。然而抗疫成功的背后也暴露出中医药在防治新发突发传染病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例如，中医药力量应急响应不够及时、缺乏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中医传染病学专业人才与中药战略资源储备不足、中西医结合救治协调决策机制不顺畅等，这些问题和短板是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建设和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救治能力提升的“瓶颈”。因此，加强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建设势在必行。

②中医药防治急性传染病具有独特的理论认识与丰富的实践经验。从历史上看，我国是传染病多发国家。中医药正是在一次次抗疫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依靠鲜明特色与传统优势，中医药在近现代历次重大疫病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我国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得以深刻体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指出，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中医药参与救治确诊病例的占比达到92%，湖北省确诊病例中医药使用率和总有效率超过90%。研究发现，中医药在治疗新冠肺炎疾病全过程中均发挥了独特优势。因此，加强重大突发卫生事件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的建设，提升中医药防治重大疫病服务能力，将使我国在面对未来新发突发传染病时更加从容。

③许多原有传染病包括病毒性肝炎、肺结核、梅毒、艾滋病等仍广泛存在；由于环境改变、人口流动、耐药菌的增加以及不明病原微生物的产生，导致部分原本已被控制的急慢性传染病防治出现困难。在新时代背景下，人类医学将面临如何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以及如何有效控制已有传染病和耐药菌感染等重大挑战。中医药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与治疗手段，面对新发实发传染病时，在现代医学有效药物和疫苗未研发成功之前，中医药可提供独具特色、行之有效的治疗策略、方药、技术，具有快速反应、快速救治、疗效显著的优势。

④“生命至上、人民至上”是我国制度优势的充分体现，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传染病对人类的威胁是严重的、长期的，而中医药是人类抗疫的重要武器。实践证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必须要有中医药参与，中西医并重快速介入是提高收诊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的基础，是成功战胜重大疫情的关键。加强中医药防治新发突发传染病应急防控体系建设，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医药在现代科技背景下服务健康的能力，同时符合健康中国的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因此，加强中医药防治新发突发传染病应急防控体系建设，是传承中医药防控新发突发传染病经验精华的体现，也是创新中医药应对重大疫情防控机制的体现。

选自仝小林等《加强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建设的思考》，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