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①文化模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个民族、一个社区社会会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保持着同一种生存方式，即使生活的实际内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式上却保持着原来的样子。而且，新的生活内容也被“纳入”了旧的模式，并被赋予了“旧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总是在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中看到“反复”和“重现”。

②文化的稳定性通过文化传递来维持。一种文化特质一经产生，就要被人模仿、利用，这就是传递。文化传递包括纵向和横向两种，即世代相传和相互传播。世代相传，是一个文化模式得以形成和保持的机制，文化的稳定性也因此而获得。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把文化模式理解为传统，文化模式就是一个民族或其他各种社会群体世代保持下来的特定传统，而文化模式的稳定性就体现为传统的持久性。

③传统不是我们想抛弃就可以抛弃的。真正的传统，不是一种学说、一种理论、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心理结构、一种民族性格。人们不可能像对待某种自身的“异物”那样对待它，更不可能像对待旧衣服那样将它任意换掉。

④传统不是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围绕一定主题的一系列变体。通过每一代人创造性的活动，传统得以发展和改变，所谓稳定只是相对的。但是，虽然每一代人都会对前人传递下来的信仰和行为方式有所修改和创新，但模式化的东西却很难改变。传统的保持过程是一个在传递中创新、在创新中传递的过程。传统惯性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从未停止过。我们虽然生活在今天，并创造着明天，却又总是“在过去的掌心中”。

⑤传统是使文化模式保持其稳定性的一种力量，但这种力量本身也是被决定的。文化传统的保持首先与一个群体世代处于同一生存环境有关。由于受同样的环境条件的制约，一个民族群体或一个社区社会往往会因为缺乏改变其社会结构和精神生活的动力，而在传统上显示出一种不变的态势。改变传统的动力来自群体社会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一旦一个群体社会与环境不能保持有效的互动，传统的稳定性就会被打破，文化模式就会发生变迁。

⑥这意味着文化改变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有来自外界的干扰。生存环境的改变，是这种干扰最基本的形态。从古至今，人类文化变迁的速度一直以一种恒定增加的速率发展着，这说明，外界干扰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之所以在同一生态环境中文化传统会保持持久的稳定性，是因为文化总是一定社会群体为应付他们所处环境中的问题和挑战以求得生存和发展而创造出来的，如果问题和挑战是相似的，解决问题和应对挑战的方式也是可以继续沿用的。不管怎样，环境的相对一致性对于文化传统的保持，至少是一种重要条件。

⑦文化的稳定性也是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造成的。一个社会文化模式的发展与其经济结构的变化、政治制度和政治关系的改变，始终都保持着有差异的同一。这种差异就表现在：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在根本上与这个社会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合；而一个社会的文化模式，虽然与该社会的生产力有关，并且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相联系，但这种关联相对比较特别。一方面，生产力及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对文化模式的影响由于间接性而显得迟缓和不确定：另一方面，文化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塑模了一个社会的生产发展样式、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原则框架等等。总之，我们特殊的生存方式以及相应的社会形态是由我们的文化模式所塑造的，然而，也正是由于我们作为这种生存方式生生不息的担当者和传递者，文化模式才得以保持其稳定性。

⑧文化的稳定性是与群体成员自发反应的一致性相联系的。在一个价值单一的内向型封闭社会中，所有人往往都以同一方式对外部世界作出反应，这种反应不是理性自觉的，而是一种自发的本能，也就是所谓文化本能。当一个群体成员的这种自发反应保持着一致性时，个人或者某种来自外部的力量要想冲破文化习俗是很难的，而文化就由此获得了一种稳固性。如果是在一个多种价值并存的复杂社会，自发行为改变的可能性会高许多。

材料二：

《周易·家人·彖辞》说“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这是男女居处隔离规范的思想基础。后世的思想家在论述男女关系时，每每流露出这一思想痕迹。《内则》说：“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男不入，女不出。”这大致说出了男女的不同活动范围。古人还经常引用《周易》来论证这个理论。《左传·昭公元年》：“近女室，疾如蛊……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从一些细微的地方，如饮食、洗浴等也可以看出两性的隔离，《内则》说，“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男子入内，不啸不指，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另外，由居处的隔离推延至言论上的隔离，如“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外言不入于梱，内言不出于梱”，它指男子事务不让女子知道，这与早期社会中常见的“男子会社”可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那里，为了保守属于男子的秘密，女子很自然地就被排斥在外了。

性别隔离还表现为男女“授受不亲”。这一原则最先见于《孟子·离娄上》，《礼记·坊记》则从礼制的层面对“男女授受不亲”作了规范。前面我们在谈到两性初期教育时，已经知道“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坊记》所说还可以看到这一原则在现实中的强大束缚力和贯穿两性始终的精神，其中说：“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与同席而坐。”这是就常时、常事而言，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礼制又有特殊的规定。《坊记》就说：“礼，非祭，男女不交爵。”《内则》所言与之相类：“非祭非丧，不相授器。”从《内则》所记女子的教育中我们看到，女子可以“观于祭祀”，可以“礼相助奠”。也正是在祭祀时，男女才有合法接触的可能。非礼即为越礼。

男女之防，著于叔嫂。礼书中特别对叔嫂之间的接触作了明确而严格的规定。如《礼记·杂记》：“嫂不抚叔，叔不抚嫂。”《礼记·曲礼》：“叔嫂不通问。”《礼记·奔丧》：“无服而为位者，唯嫂叔。”考《仪礼·丧服》，家庭同辈成员如兄弟、兄弟姊妹、娣姒之间，死后皆有相应服制，唯叔嫂无服。古代人死大殓，哭者必以手抚尸，而《杂记》所说是人虽死，彼此不得接触。淳于髡与孟子的问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男女之“授受不亲”。《孟子·离娄上》中，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权者，权衡也，权而得中。在遵循礼制精神的同时，可以对礼的某些教条作出变通，这在孟子看来，并非越礼之举。但淳于髡与孟子的对话正好说明了在正常的情况下，“男女授受不亲”的礼制还是应该遵循的。可见，这种观念在当时来说，仍然对两性的接触有着规范作用。

(摘编自肖发荣《“男女有别”观念探源》)

材料三：

OswaldSpengler在《西方陆沉论》里曾说西洋曾有两种文化模式，一种他称作阿波罗式的(Apollonian)，一种他称作浮士德式的(Faustian)。阿波罗式的文化认定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是人连维持它的力量都没有，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

男女生理上的分化是为了生育，生育却又规定了男女的结合。这一种结合基于异，并非基于同。在相异的基础上去求充分了解，是困难的，是阻碍重重的，是需要不断地在创造中求统一，是浮士德式的企图。浮士德式的企图也是无穷止的，因为最后的统一是不会完成的，这不过是一个求同的过程。不但这样，男女的共同生活，愈向着深处发展，相异的程度也愈是深，求同的阻碍也愈是强大，用来克服这阻碍的创造力也更需强大，在浮士德的立场说，生命力也因之愈强，生活的意义也因之愈深。

把浮士德式的两性恋爱看成是进入生育关系的手段是不对的。恋爱是一项探险，是对未知的摸索。这和友谊不同，友谊是可以停止在某种程度上的了解，恋爱却是不停止的，是追求。这种企图并不以实用为目的，是生活经验的创造，也可以说是生命意义的创造。浮士德式是感情的象征，是把感情的激动，不断的变，作为生命的主脉。恋爱是不断地克服阻碍，也是不断地发现阻碍，要得到的是这一个过程，而不是这过程的结果。……阿波罗式强调男女间的关系必须有一种安排，使他们之间不发生激动性的感情。男女只在行为上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的事业，他们不向对方希望心理上的契洽。

在社会结构上，因之发生了同性间的组合。中国乡土社会里，家族代替了家庭，以家族为基本社群，是同性原则较异性原则为重要的表示。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男女有别》)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古希腊的柏拉图曾试图给“美”下一个永恒完整的定义：“美是有用的”“美是恰当的”“美乃视觉和听觉所生的快感”等。一次次对美的概念的界定，乍看恰当，再品又觉片面，经反复推敲又一再推翻，周而复始，最终柏拉图找不出准确的语言定义“美”，只能无奈地概括为：“美是难的。”

美究竟是什么？美是客观的吗？关于美，不应悬置在一个孤立静止的语境中谈其本质、属性及内在关系，更不能机械地认定“美是客观的”或者“审美是主观的”，否则永远跳不出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定式和理论模式。

美在感知中，亦在情景中。美乃人类对世界的意象感知。美在感知中，毕加索曾说：“我是依我所想来画对象，而不是依我所见来画的。”这便是美在“意”中。美亦在“情景”中，正如庄子所言：“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人与“情景”互生互存，交融亲和，“情景”并非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在，而人也非独立于宇宙之外的所谓主体。因此，当人与天、地融为一体时，在恰当的“情景”中，美即闪现出来，这便是美在“象”中。可见，美具有“意”和“象”的双向性，当美在意象之中流动并闪现，艺术家便进入“物我两忘”的创作之境。

艺术作品的价值贵在情感，而审美价值存在于——人、艺术作品和宇宙——艺术三要素之中，当三者在一个共同的维度，且美在意象之中流动并引发情感共鸣，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才真正得以实现。“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郑板桥的“三竹说”反映了艺术创造中人、自然和作品之间的这种审美互动，美的闪现，美的感知，美的捕捉，美的体悟，皆在“物化”的意象中完成，并且通过艺术家之手，以笔墨的形式落实到纸面上。当美在“意”中，美是流动的、不确定的、难以捕捉的，它需要艺术家和宇宙的情感交流和精神感应，将抽象之美在意念中不断强化，通过艺术家个人的审美行为，将无形之“美”落实成“象”，使之成为有形之态。

判断艺术作品审美价值的标准是错综复杂的。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存在层次上的差异，有高低之分，有雅俗之别。标准难以统一并不会弱化审美的重要性。法国美学家杜夫海纳说：“审美经验揭示了人类与世界的最深刻和最亲密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立足中国文化，以中华美学传统为核心，汲取中西美学精华，让中华美学精神在今天释放其巨大的包容力和生命力，既应和时代的呼唤，也契合国人美好的精神需求。

（摘编自王可《美在意象》）

材料二：

在很长时间里，象可以说是弥补语言局限性的一个替代方式。所谓言不尽意，故立象以尽意。《系辞》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这里有一个逻辑环节，就是“立象以尽意”，是因为言不尽意所造成的缺陷难以克服，故采用此道。那么象就是超越语言的局限性的一个重要形式，或者说象是为了超越语言而存在的。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在王弼的意、象、言结构中，意是表达的对象，意自身无法显现，须借象来表达；而象又是需要语言的帮助作用得以显现的。言是象的媒介，象是意的媒介。这里存在着两层超越，一是由象对言的超越，一是由意对象的超越，即所谓得象忘言，得意忘象。言和象都是捕鱼之筌，都是需要抛弃的媒介。

要表意，为何不直接以言去表达，在言和意之间插入一个象的层次？虽然它是就特殊的对象——意象而言的，但在中国哲学中具有独特的意义。象的特殊媒介地位因此被突出了出来。和语言相比，语言是界定的，但象却可以象征，具有很强的暗示性。如钱锺书所说：“象虽一著，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就像《系辞传》所说的“象也者，像此者也”，以极简单的符号，希图在极其有限的符号形式中，概括天下一切可见的事、不可见的事、可感的理、不可感的理，而中国美学的立象尽意、象外之象等学说，也确立了象在展现无限世界意义方面的特殊功能。

（摘编自朱良志《中国美学十五讲》）

红烛

闻一多

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

红烛啊！这样红的烛！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

红烛啊！既制了，便烧着！烧吧！烧吧！烧破世人的梦，烧沸世人的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红烛啊！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灰心流泪你的果，创造光明你的因。

红烛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学习国文就是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字。语言人人能说，文字在小学阶段已经学习了好几年，为什么到了中学阶段还要学习？这是因为平常说的语言往往是任意的，不免有粗疏的弊病；有这弊病，便算不得能够尽量运用语言；必须去掉粗疏的弊病，进到精粹的境界，才算能够尽量运用语言。文字和语言一样，内容有深浅的不同，形式有精粗的差别，小学阶段学习的只是些浅的和粗的罢了，如果即此为止，还算不得能够尽量运用文字；必须对于深的和精的也能对付，能驾驭，才算能够尽量运用文字。

语言文字的学习，就理解方面说，是得到一种知识；就运用方面说，是养成一种习惯。这两方面必须联成一贯，就是说，理解是必要的，但是理解之后必须能够运用；知识是必要的，但是这种知识必须成为习惯。语言文字的学习，出发点在“知”，而终极点在“行”；到能够“行”的地步，才算具有这种生活的能力。

要从国文科得到阅读和写作的知识，养成阅读和写作的习惯，阅读是“吸收”的事情，从阅读，咱们可以领受人家的经验，接触人家的心情；写作是“发表”的事情，从写作，咱们可以显示自己的经验，吐露自己的心情。在人群中间，经验的授受和心情的交通是最切要的，所以阅读和写作两项也最切要，这两项的知识和习惯，其他学科是不负授予和训练的责任的，这是国文科的专责。

知识不能凭空得到，习惯不能凭空养成，必须有所凭借，那凭借就是国文教材。国文教材中排列着一篇篇的文章，使学生试着去理解它们，理解不了的，由教师给予帮助（教师不教学生先自设法理解，而只是一篇篇讲给学生听，这并非最妥当的帮助）；从这里，学生得到了阅读的知识。更使学生试着去揣摩它们，思虑要怎样地结构和表达，才正确而精密，揣摩不出的，由教师给予帮助；从这里，学生得到了写作的知识，如果不试着去理解，试着去揣摩，只是茫然地今天读篇来自清的《背影》，明天读一篇《史记》的《信陵君列传》，那是得不到什么阅读和写作的知识的，国文课也就白上了。

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单凭一部国文教材，是不够的。要养成一种习惯，必须经过反复的历练。必须在国文教材以外再看其他的书，越多越好，应该用研读国文教材得来的知识，去对付其他的书，这才是反复的历练。

现在有许多学生，除了教材以外，不再接触什么书，这是不对的。为养成阅读的习惯，非多读不可；同时为充实自己的生活，也非多读不可。只要你存心读书，完全可以就自己所好，就各科学习上的需要，就解决某项问题的需要，从各处找到书来读，这是应该而且必须做的。

写作的历练在于多作，应该用从阅读中得到的写作知识，认真地作。写作，和阅读比较起来，尤其偏于技术方面。凡是技术，没有不需要反复历练的。为养成写作的习惯，非多作不可：同时为适应生产的需要，也非多作不可。作日记，作读书笔记，作记叙生活经验的文章，作抒发内部情思的文章，凡遇有需要写作的机会，决不放过，这也是应该而且必须作的。

（摘编自叶圣陶《略谈学习国文》）

材料二：

在以八股取士的时代，很多人读书就是为了写文章，应科考。许多读书人专门找“闱墨”“墨卷”来读，揣摩人家是怎样中了举人、进士的，以便自己去模仿，找到捷径。如果今天还以为读就是为了写，试问：读报纸的通讯是不是为了当记者呢？读小说是不是为了当作家呢？很少需要写文章的人还读不读书呢？这道理不是很明白吗？读书可以提高思想认识，增长见闻。对任何人来说，读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不能认为只要识了字就会读，读，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读得好，更不简单。人与人之间，读的能力是大有高低之分的。在语文教学中，训练读的能力，本身是个目的。一个人理解得好，理解得快，记得牢，说明他读的能力高。

写，当然也是目的。读与写既要配合，又要分别处理，不能混为一谈，分、合之间，关系要处理好。有内在联系的两个事物，把它们截然分割开来，认为互不相干，因然不对；把各有特点的事物不加区别，纳入一个模子里，也不行。互有关联的事物，应当结合处理，但是结合要适当，否则，不适当的“结合”会造成互相牵制，互相干扰，当合者合，当分者分，分中有合，合中有分，读与写的关系怕也要做如是观。

写作水平的提高，要靠多方面的配合，如观察力的提高，思想的提高，知识的积累，语言的不断丰富，等等。这些都同读有联系。读可以促进写，“读书破方卷，下笔如有神”，说的就是多读对写的帮助。反过来，写也可以促进读，自己有了写的体会，自然就提高了理解、欣赏的能力。语言训练首先是技能的训练，提高技能要靠反复实践，必须有一定的量，少了不行。但是，也应该有个限度。

（摘编自张志公《关于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