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情

舒乙^①

①“慈母”这个词讲得通，对“慈父”这个词我老觉着别扭。依我看，上一代中国男人不大能和这个词挂上钩，他们大都严厉有余而慈爱不足。我的父亲老舍，既不是典型的慈父，也不是那种严厉得令孩子见而生畏的人，所以是个复杂的父亲。

②我不知道，一个人的记忆力最早是几岁产生的。就我自己而言，我的第一个记忆是一岁多有的。那是在青岛，门外来了个老道，什么也不要，只问有小孩没有。于是，父亲把我抱出去。看见了我，老道说到十四号那天往小胖子左手腕上系一圈红线，就可以消灾避难。我被老道的样子吓得哇哇大哭，由此便产生了我的第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忆。使我遗憾终身的是，在我的第一个记忆里，竟没有父亲的形象。我记住的只是可怕的老道和那扇大铁门。

③我童年时代的记忆中第一次真正出现父亲，是在我两岁的时候，在济南齐鲁大学常柏路的房子里。不过，说起来有点泄气，这次记忆中的父亲正在撒尿。母亲带我到便所去撒尿，尿不出，父亲走了进来，做示范，母亲说：“小乙，尿泡泡，爸也尿泡泡，你看，你们俩一样！”于是，我第一次看见了父亲，而且明白了，我和他一样。

④在我两岁零三个月的时候，父亲离开济南南下武汉，加入到抗战洪流中。再见到父亲时，我已经八岁。一见面，我觉得父亲很苍老。他刚割完盲肠，腰直不起来，站在那里两只手一齐压在手杖上。我怯生生地喊他一声“爸”，他抬起一只手臂，摸摸我的头，叫我“小乙”。对他，对我，爷儿俩彼此都是陌生的。他当时严重贫血，整天抱怨头昏，但还是天天不离书桌，写《四世同堂》。他很少到重庆去，最高兴的时候是朋友来北碚看望他。只有这个时候他的话才多，变得非常健谈，而且往往是一张嘴就是一串笑话，逗得大家前仰后合。渐渐地，我把听他说话当成了一种最有吸引力的事，总是静静地在一边旁听，还免不了跟着傻笑。父亲从不赶我走，还常常指着我不无亲切地叫我“傻小子”。他对孩子们的功课和成绩毫无兴趣，一次也没问过，也没辅导过，采取了一种绝对超然的放任自流的态度。他表示赞同的，在我当时看来，几乎都是和玩有关的事情，比如他十分欣赏我对书画有兴趣，对唱歌有兴趣，对参加学生会的社会活动有兴趣。他很爱带我去访朋友，坐茶馆，上澡堂子。走在路上，总是他拄着手杖在前面，我紧紧地跟在后面，他从不拉我的手，也不和我说话。我个子矮，跟在他后面，看见的总是他的腿和脚，还有那双磨歪了后跟的旧皮鞋。就这样，跟着他的脚印，我走了两年多，直到他去了美国。现在，一闭眼，我还能看见那双歪歪的鞋跟。我愿跟着它走到天涯海角，不必担心，不必说话，不必思索，却能知道整个世界。

⑤再见到父亲时，我已经是十五岁的少年了，是个初三学生。他给我从美国带回来的礼物是一盒矿石标本，里面有二十多块可爱的小石头，闪着各种异样的光彩，每一块都有学名，还有简单的说明。

⑥我奇怪地发现，此时此刻的父亲已经把我当成了一个独立的人，采取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大人对大人的平等态度。他见到我，不再叫“小乙”，而称呼“舒乙”，而且伸出手来和我握手，好像彼此是朋友一样。他的手很软，很秀气，手掌很红，握着他伸过来的手，我的心充满了惊奇，顿时感到自己长大了，不再是他的小小的“傻小子”了。高中毕业后，我通过了留学苏联的考试，父亲很高兴。五年里，他三次到苏联去开会，都专程到列宁格勒去看我。他没有给我写过信，但是常常得意地对朋友们说：儿子是学理工的，学的是由木头里炼酒精！

⑦虽然父亲诚心诚意地把我当成大人和朋友对待，还常常和我讨论一些严肃的问题，我反而常常强烈地感觉到，在他的内心里我还是他的小孩子。有一次，我要去东北出差，临行前向他告别，他很关切地问车票带了吗，我说带好了，他说：“拿给我瞧瞧！”直到我由口袋中掏出车票，他才放心了。接着又问：“你带了几根皮带？”我说：“一根。”他说：“不成，要两根！”“干嘛要两根？”他说：“万一那根断了呢，非抓瞎不可！来，把我这根也拿上。”父亲的这两个问题，让我笑了一路。

⑧对我的恋爱婚事，父亲同样采取了超然的态度，表示完全尊重孩子的选择。他送给我们一幅亲笔写的大条幅，红纸上八个大字“勤俭持家，健康是福”，下署“老舍”。这是继矿石标本之后他送给我的第二份礼物，以后，一直挂在我的床前。可惜，后来红卫兵把它撕成两半，扔在地上乱踩，等他们走后，我从地上将它们拣起藏好，保存至今，虽然残破不堪，却是我的最珍贵的宝贝。

⑨直到前几年，我才从他的文章中发现，父亲对孩子教育竟有许多独特的见解，生前他并没有对我们直接说过，可是他做了，全做了，做得很漂亮。我终于懂得了爱的价值。

⑩父亲死后，我一个人曾在太平湖畔陪伴他度过了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作爱回报给他。

⑪我很悲伤，我也很幸运。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文本一：

没有太阳的角落

史铁生

过去，我们的角落是另一副模样：斑驳的墙，低矮的屋顶，屋顶挂满灰尘结成的网……铁子说这儿避风，克俭说这儿暖和。我呢？只想离窗户远一点，从那儿可以看见一所大学的楼房和好几家正式工厂的烟囱。这儿是整个“五七”生产组最不受人重视的技术角。

清晨、晌午或傍晚，你会在这幽深的小巷中看见我们。我们三个结队而行，最怕碰见天真稚气的孩子。“妈妈你看哟！”我们都低下头。“叔叔们受了伤，腿坏了，所以……”铁子把手摇车摇得飞快，我和克俭也想走快些，但是不行。“瘸子吗？”孩子问。母亲的巴掌像是打在我们心上。这最难办，孩子无知，母亲好心。我们忍着伤痛，付出比常人更大的气力，为的是独立，为的是回到正常人的行列里来，为的是用双手改变我们的形象——残废。

我们有时哼着歌走在小巷深处：

今天像往日一样/我流浪到深夜/我在黑暗中行走/闭上了我的两眼……

春风乍起，吹绿柳条的时节，她来了。“我叫王雪，坐在这儿行吗？”她走进了我们的角落。“当然。”“只要你乐意。”“有什么不行的？”我们每人一句，都是冷冰冰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腔调。克俭在我耳边嘀咕了一句，不外乎“德性”“臭酸相儿”一类的评语。铁子冷酷的目光在眼镜后面闪了几下，低下头去。这是一种防御，以攻为守式的防御。防御什么呢？

春雨蒙蒙，天空里闪过一道电光，搅动了三颗枯萎的心。我们的角落从早到晚萦回着歌声：《菩提树》《命运》《茫茫大草原》……先是轻轻地哼，后是低声地唱。我偷眼去看王雪，发现铁子和克俭也在偷偷看她。王雪随着我们歌声的节奏轻轻晃着头，两个小辫一个弯了一个直，一个直了一个又弯。我们的歌声更响亮了：

老人河，啊，老人河/你知道一切/但总是沉默……

“你们干嘛光唱这些让人伤心的歌？”王雪忽然说。“你爱听什么？”克俭说。他的脸红了一下。王雪清了一下喉咙唱起来：

我们一天到晚在一起把稻草晒干/她在那边我在这边/两人相距很近很近……

王雪轻轻地唱，随着欢快的节拍摆着小辫。我们三个干脆停下了手里的活，愣愣地看着她，心中的防御工事已经拆除了，眼前出现了一泓春水，轻轻拍打着寂寥的堤岸。她长得多美！怎么说呢？她的心写在脸上，她看得起我们。

正像歌中唱的那样，我们从早到晚在一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唱起那些欢乐的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都用长辈似的口吻和她说话：“王雪，晚上回家走大街，别走那些小胡同。”“王雪，你该学外语。事在人为，别怕难。”“王雪，不然你就学小提琴。只要下功夫，路是人走出来的。”“王雪，你就得这么对待生活，你和我们不一样。”……

如今想来，真是一段珍贵的记忆。

“我是说，王雪这下可以考大学了。”“真的！可她行么？”我的眼睛一亮：“对！你可以帮帮她的数学和物理。”“你可以帮帮她的语文，主要是作文。”“真的！”

那天起，每天晚上，蟋蟀在门外“曜曜”地叫，我们的角落里亮着灯光。

铁子和王雪趴在桌上，点呀线呀，log呀，sin呀，画呀，算呀。我呢？给她讲语法、主题、构思和“之乎者也”，还给她写了七八篇范文。唯有克俭一声不响地坐在门外，给我们一壶壶地烧开水，偶尔听见我们的笑声，他才探进头来羡慕似的笑笑。蓝色的火苗舔着壶底，发出“呜呜”的低吟，克俭的眼睛里有火光也有苦闷。我们说的他都不懂，他其实连小学都没有上完呀。

我拄着拐杖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你家也许有点什么用得着的书吧？”他没有回答。他准因为帮不上王雪而心里难受呢。第二天，他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一本《绝对辨音力》，急急忙忙一瘸一拐地跑来交给王雪，竟连里面讲的是什么都没来得及看。那是一本外国小说。好心的王雪竭力表现出喜出望外的样子，说她特别爱看这样的书。

多么恬静、柔和的灯光呀。那还是在童年，妈妈下班回来在我脖子上亲吻的时候，我看见过的。黑漆漆的四周为什么不能都点亮这样的灯光呢？

王雪去考大学前有一夜，我们唱起了《灯光》：

有位年轻的姑娘/送战士去打仗/他们黑夜里告别/在那台阶前……

（有删改）

文本二：

重病之时，寒冷的冬天里有过一个奇迹——我在梦中学会了一支歌。梦中，一群男孩和女孩齐声地唱：“生生露生雪，生生雪生水，我们友谊，幸福长存。”莫名其妙的歌词，闻所未闻的曲调，醒来竟还会唱，现在也还会。四周虚暗，瑞雪霏霏。这奇妙的歌，不知是何征兆。

懂些医道的人说好——“生生”，是说你还要活下去；“生水”嘛，肾主水，你不是肾坏了吗？那是说你的生命之水枯而未竭，或可再度丰沛。

是吗？不有些牵强？不过我更满意后两句：我们友谊，幸福长存。

那群如真似幻的孩子，在我昏黑的梦里翩然不去。那清明畅朗的歌确如生命之水，在我僵冷的身体里悠然荡漾。妻子没日没夜地守护着我，任何时候睁开眼，都见她在我身旁。我看她，也像那群孩子中的一个。

我说：“这一回，恐怕真是要结束了。”她说：“不会。”

我真的又活过来。太阳重又真实。昼夜更迭，重又确凿。我把梦里的情景告诉妻子，她反倒脆弱起来，待我把那支歌唱给她听，她已是泪水涟涟。

（节选自史铁生《重病之时》）

一团美玉似的敦煌

阿来

对我来说，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地方，那样反复阅读在心，又从未身临其境。不是没有机会，而总是觉得要再做准备，再做些准备。这个地方，就是敦煌。这次因为不能推辞的活动，不得不上路了。

今年又重读唐代的边塞诗与凉州词，读斯坦因和伯希和的考古记录，读林则徐和谢彬的西行日记。其间敦煌这个地名，是最吸引我的字眼。当然，还有那些传法和求法路上中西僧人的行迹。

还有那么多不同民族的身影在这条曾经的国际大通道上出现过，那么多不同的语言在这个时空中响起过。他们彼此刀兵相向，用那些语言嘶喊；他们交易，用那些语言讨价还价；他们和亲通婚，用那些语言歌唱。他们传播并接纳彼此的文化……

有记载说，张骞通西域发现中亚的汗血宝马时，发现一种马嗜食的草料，就是中国没有的苜蓿。于是，他从大宛国带回苜蓿种子，还有如今广泛种植的葡萄。这些植物已然改变了中国大地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飞机下降，敦煌在望。我从舷窗俯瞰，看见过去称为南山的祁连，积雪的山峰，绵延的山脉。雪水顺着清晰的沟岔流下，有些流进了绿洲。这时，我想到的不是敦煌那些著名景点，只是专注地眺望着雪山水浇灌的绿洲。最迫切的愿望就是要亲手触摸到融雪水滋润的绿色，要到绿树环绕、田畴整饬的绿洲上走走看看。

一下飞机，我就走向绿洲。我看到了田野里的葡萄园，看到了刚过花期的苜蓿草。两千年过去，它们已经从汉代皇家宫苑中种植的西方异草，逸生为寻常的野生植物。

敦煌此地，即便不从复杂的历史、文化、语言寻找入口，就是从一株野草闲花、一种看似寻常的植物入手，其蕴含也是如此丰富。我走过一些麦地、一些瓜田、一些果园，灌溉这片绿洲的渠水在白杨树阴凉下哗哗流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西域的植物经过敦煌东来中国。中国的植物也借由丝绸之路，经过敦煌去了世界。美国人劳费尔著的《伊朗中国编》就说道，中国的桃和杏就是借由这个通道传到了外国。劳费尔说：“尽管出产野杏树的地带从突厥斯坦一直延伸到逊加里亚，蒙古东南部和喜马拉雅山，但中国人从古代起就最先种植这种果树，这却是一件历史事实。”

晚上，在酒店吃着醒酒的瓜，又想起这些汁液甘甜的果实的来历，想起它们对不同自然条件与文化习惯的适应，想起因此而起的品种改良与增加。更想起它们的流布，敦煌都是一个绕不开的中转站，是一个国际性的文明集散地、文化中转站。

这里发生的故事，不止有不同族群间的流血冲突，不只是不同文化在生存竞争中一较高下，还有交往、交流、交融。交融是最终的结果。

第一个敦煌之夜，我把一些涌入脑海的零碎想法记在纸上。

马可·波罗曾经写下他在中国见到的造纸方法：“取下某一种树的皮，其实就是桑树，叶子是喂蚕用的。这种树非常多，到处都是，所取下来的是树里面的木质与外面厚皮之间的白色薄皮，把这薄皮制成很像纸张的东西，但却是黑色的。纸张造好时，便裁成大小不同的块。”马可•波罗记载的纸，不是普通的纸，而是用于制造纸币的纸。

其实在更早的唐代，敦煌这个地方就开始造纸了。敦煌文书里就有多则涉及到造纸匠人的记载。

短暂的两天多时间，我要离开敦煌了。下午四点，飞机起飞。这一回，我只看着那片绿洲，那些蓬勃生长的树，那些围绕着村庄的田畴，水渠和道路将田野擘划出规则的图案。飞机向东飞去，而太阳正在沉向西方的地平线，终于，地面的绿色消失了，消失在西斜的太阳放出的万道金光中。

如此，敦煌在我心中已是一个绿意葱茏的具体存在。

在与中原隔绝的归义军时期，为表达对故国的忠心与向化，敦煌常遣人向唐，向五代诸国，向宋进献美玉。那时用的一个关于玉的计量单位是团。公元924年，“沙州曹议金进玉三团”。932年“沙州进玉三十六团”。965年，“甘州回鹘可汗，于阗国王及瓜州皆遣使朝宋，献玉五百团”。

当敦煌渐渐从视线中消失时，我依然注视着绿洲上的绿，任凭那绿意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遥远。这时的敦煌，在我眼前幻化成一块美玉，绿意漾动，悬挂在黝黑、赤红、金黄的色块相互交织的大戈壁胸前。敦煌就是那些东来西去的植物染绿的最美的美玉一团！

再见，敦煌！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