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俭”作为一个道德伦理范畴，产生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尽管各家各派学术见解不同，治国方略各异，但在财货的消费方面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对传统俭德的崇尚。和其他道德范畴一样，俭德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展。

自商初到春秋，经过八九百年的岁月，崇尚“俭”德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春秋战国时的儒、墨、道、法诸家，在不同程度上都主张尚俭，孔子对于“礼”是非常重视的，但他认为“与其奢也，宁俭”。老子说他有三宝，其中之一即为“俭”；认为“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去奢”“去泰”就是要俭。墨子认为“节则昌，淫侠则亡”，儒家搞的礼、乐那一套都不合俭的要求，法家对于俭德也是提倡的，《管子》中多处强调应当去奢、节俭，“适身行义，俭约恭敬，其唯无福，祸亦不来”，上述引证足以表明，尚俭作为一种美德在先秦已传遍华夏大地。

尚俭作为一种美德，自公元前十六、十五世纪流传至今而不衰，不仅仅是因为它有经济价值，还因为它包含着多方面的教育功能，历史上虽然没有人从教育学的角度明确指出这一点，没有人明确详细地论述“俭”的教育功能，但人们从经验中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俭”是教育子女的一种手段。几千年来，有见识的长辈总是教育其子女要节俭，这些长辈从经验中看到，富家人的子弟，只有尚俭才能成才，家道才能不衰，一味娇惯孩子，只能使其成为败家子。穷苦人家迫于生计，不得不节俭。这种俭虽然是被迫的，但它同样能起到教育的作用。因此，不论是富有之家，还是贫穷之家，只要是有见识的，总是要以“俭”治家的，如果仅是为了节用而不是为了育人，那么“俭”德是难以流传几千年的。

明确指出有教育人的作用、把“俭”用于育人的，是诸葛亮。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意思是说品德高尚的人是通过节制物欲使其内心宁静来培养其品德的，一个人对于物质享乐如果不能有节制，就不可能纯洁其志向；内心总有强烈的物欲干扰，就不可能有远大的志向。他提出的“俭以养德”的命题，把尚俭的价值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伊尹、周公、孔子、老子、墨子等提出了尚俭的思想，在他们的倡导下，“俭”这一美德被人们接受，但是“俭”与“德”之间的关系没有被明确揭示出来。可以说前人只认识到“俭”本身是美德，而没有发现“俭”有更多的教育功能，伊尹、周公倡“俭”是为了维护政权统治，孔子倡“俭”是为了维护礼、不违礼，老子倡“俭”是为了实现“道”，墨子倡“俭”是为了节用。只有诸葛亮不仅把“俭”视为美德，还明确把“俭”视为一种教育手段，认为实行节俭是为了涵养道德。这就把“俭”的价值，从“俭”是美德提升到了“俭”是美德之母的高度。“俭”与德育、“俭”与人生的追求、“俭”与人的精神生活之间的联连，被注意到了。自此之后，历朝历代都有人自觉不自觉地把“俭”与培养人的品德相连，有人讲“俭以养性”，有人讲“俭以养廉”，历史上众多的家训中几乎都有倡“俭”的内容。节俭在客观上成了一种普遍的育人的手段，因为人们明白：一家之中只要厉行节俭，子孙即使成不了大器，也不至于成为败家子。

（摘编自任怀国《说“俭”》）

材料二

崇俭抑奢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古往今来，占主流地位的学术观点和社会舆论都认为节俭是美德，奢侈不可取。“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节俭不仅对个人身心健康有益，而且对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以至关系国家兴亡，正所谓“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形成“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时代新风，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加强宣传教育，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帮助人们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勤俭节约的意义和作用，真正认识奢侈消费的危害。第二，形成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模式，无论是个人还是单位，在消费过程中都应做到节能、节水、节材，反对铺张浪费，反对污染环境。第三，不断提高消费水平和质量。节俭是针对奢侈消费而言的，崇俭抑奢绝不是否定正常消费、为节俭而节俭，而是提倡科学消费、文明消费、理性消费。要在反对铺张浪费的同时，不断提高消费水平、优化消费结构、提高消费质量，进而以科学消费，文明消费、理性消费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第四，提高消费者素质，在不断提高人们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的同时，开展必要的消费教育和培训，引导消费者进行科学消费、文明消费、理性消费，自觉提高消费的文化含量，排斥奢侈消费和炫耀消费。

（摘编自尹世杰《崇俭抑奢的当代意义》）

敦煌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自西汉以来，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长期在敦煌传播，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汉唐时代丝绸之路的持续繁荣，又为敦煌带来了中外文化交融的机遇。敦煌莫高窟从公元366年开始营建，持续了1000多年，保存了历朝历代的艺术成就。敦煌文化反映了多元文化融汇交流的历史进程，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精神。

今天，进入新时代，面临新受众，敦煌文化如何更好地面向社会，适应当下，打造时代新坐标，是敦煌研究一直在思考的命题。2020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莫高窟等石窟不得不停止对外开放，为了让广大群众在家也能体验、欣赏敦煌艺术，敦煌研究院利用数字资源，推出了“云游敦煌”微信小程序“‘数字敦煌’精品线路游”“敦煌文化数字创意”“精品展览”等一系列线上“云展览”活动，有效推动了文物数字化，为新时代更好地传承敦煌文化提供了新思路。

“云游敦煌”让用户可以“云”参观敦煌艺术，利用腾讯云的技术优势，可以看到敦煌石窟艺术的细节，仿佛进入真实洞窟。敦煌研究院希望通过这种“科技+文化”的方式，让千年传统文化“飞”入更多寻常百姓家，与大众产生互动。除了“云游敦煌”小程序、“数字敦煌”等一系列线上“云展览”，敦煌研究院还尝试用音乐、游戏、文创产品等形式，结合数字科技融合线上线下，让古老的敦煌文化释放新的活力，让文物“活”起来，走进人们的生活，使其成为引领时代风尚、构筑时代美学、满足美好生活的新动能。举例来说，我们前段时间推出的“大盛敦煌艺术大展”，以“沉浸式”的线下艺术展览，让观者跳出“浏览式”观展方式，成为展览的参与者甚至主角。这种观展视角的转换，也获得了年轻人在社交网络的点赞。

线上数字化展览和线下展览是相辅相成的，可以“比翼齐飞”。前者加速了信息传播，用户也能够打破时空界限，以更低的成本观展。同时拥有线上和线下两个展览渠道，能够取得信息发布更广、内容传递更深、互动形式更多、展览效果更持久的效果。对持续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都有所启发。

文物数字化同时也为文物保护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敦煌研究院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提出“数字敦煌”构想，旨在利用计算机技术和数字图像技术，实现敦煌石窟文物的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数字敦煌”资源库平台的建立，更为促进敦煌石窟的科学保护和数据资源合理有序的利用创造了条件。近年来，我们还与腾讯公司发起敦煌“数字供养人”计划，通过智慧锦囊、敦煌诗巾等一系列备受用户喜爱的创意项目，推动传统文化与大众尤其是年轻人产生更多交集。未来我们将继续探索科技与文化的结合，利用创新手段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文化共享。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既给文博界带来挑战，也推动我们进一步广泛运用人工智能、虚拟漫游等新技术，借助5G和云计算带来的高速率的传输，进一步构建线上线下相融通的传播体系，多渠道传播敦煌文化蕴含的人文精神和时代价值，用匠心呵护遗产，以文化滋养社会。

（摘编自赵声良《打造敦煌文化时代新坐标》）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土气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手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