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虽然乡愁有独特的意义，但它并不是中华民族或者中华文明独有的现象。可以说，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个体，只要有历史、有记忆，都有乡愁。比如我们读古希腊文学，读到《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其中的奥德修斯返乡，其实就是回归他的故乡或者说解决他的乡愁问题。这也铸成了西方文学艺术从古希腊延续数千年的主题，即返乡主题。可见，乡愁是一种跨文化现象，甚至是人类文明的普遍现象，并不为传统中国所独有。

但是，也必须认识到，中国传统文明赋予乡愁这种情感经验的独特性。就中国上古文明的连续性来讲，起码自距今6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开始，已经有了一个明晰的开端，这一开端就是农耕。这种文明建构的基本关系是人和土地的关系。在这样一种关系里，土地是人赖以生存的最重要财富，它是不可移动的。与此比较，游牧或商业民族的财富，马驼牛羊或金银细软，要么是可移动的，要么是便携式的，均不会对人的居处形成恒久的制约。人们常说商人没有故乡，游牧民族的故乡观念也相对薄弱，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生存没有受到来自土地的巨大约束。相反，农耕民族是受土地约束的。过去，社会学家费孝通说传统中国是乡土中国，就是看到了农耕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孕育的乡土观念，对中国人形成了强大而持久的约束。也就是说，中国式乡愁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土地的坚固和不可动摇，赋予了乡愁同样坚固和不可动摇的性质。

但是，当人体验乡愁的时候，显然是把自己置身于故乡之外的，是把故乡作为一个反观、反思或者是眺望的对象。这意味着，在中国，虽然传统农耕生活将人固着于土地，但一个悖论仍然存在，即人只有离开故乡才能构成思乡的前提。据此，当我们观察中国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很多文人骚客喜欢写关于乡愁的诗篇，几乎所有的田园诗都是关乎乡愁的，但是，诗人笔下的故乡和田园，和他们实际生活的乡村并不一样，它掺入了太多美化和理想的成分。所以，我认为，无非因为乡村只代表了他的童年记忆，是他置身都市喧嚣时对故乡的一种情感回望。由此展示的只是一个想象的乡村，而不是乡村的实存。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生活在乡村之中仍然能够写出田园诗的诗人。比如陶渊明，他既是一位田园诗意的表达者，同时又是乡居生活的实践者，但是事实上，他的生活过得并不美好，他根本无法靠农业劳动养活自己和他的家庭，更难以借此过上体面的生活。陶渊明曾经写过一首《乞食》诗，谈到自己去邻居家要饭的情景，即“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由此，我们必须理解乡愁问题有典型的理想性质。或者用美学的词语来讲，即便我们对童年时代有丰富的记忆，这个记忆也不是对往昔生活的真实复现，而是一种审美记忆或者诗性记忆，它夸饰了原乡本不具有的美丽。

对中国传统文人来讲，虽然他们很容易让自己沉浸于乡愁之中，但也并没有妨碍对当下现实的理性思考。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从陶渊明那里吸取了教训，虽然不断追忆田园之美，事实上却并不愿意真正生活于乡村之中。当然，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一种既满足都市化欲望又抚慰乡愁的变通方法仍然是存在的，这就是在实际生活的都市之内营造乡居，即园林。园林对于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意义，往往就在于完成了乡居理想向都市的置换或挪移。也就是说，他们情感上回望乡村，理性上又拒绝回归乡村，变通的方法就是将作为回望对象的乡村直接搬到城里。就此而言，园林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文人解决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一个伟大发明。它把存在于记忆或空间远方的乡愁，借助园林置入当下生活，使乡愁对象如在目前。在此，所谓的乡愁，最终就以园林这种物化的形式被表现成了传统文化中的“城中村”。据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中国园林营造，之所以在隋唐以后进入文人园林主导的时代，原因之一则是对乡村的回望主导了士人的情感世界。

（摘编自刘成纪《中国文化艺术中的乡愁》）

材料二：

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谈乡愁，就是从文学地理空间来谈乡愁。所谓乡愁，就是流动或迁徙在异地的人们对于家乡的一种回忆式的情绪体验，包括对亲情、友谊、爱情的回忆，对家乡的自然山水与人文景观的回忆，对个人成长经历的回忆等。乡愁是时间的一种积淀，它需要具体的空间来承载，乡愁随着游子所处时空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内容。因此，乡愁两个突出的特点是：时间感和空间感。例如余光中的《乡愁》写了四个时间段的乡愁：“小时候”“长大后”“后来”“现在”，每个时间段都有两个不同的空间，一共是八个空间。时间意识与空间意识互相生发，时间概念与空间概念互为依存。没有时间，空间就是虚泛的。反之亦然。

乡愁形成的原因很多。或是独在异乡。如唐人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诗描述的是一个人背井离乡，独处一个异质空间的情景，因此就特别思念家乡的亲人，佳节尤甚。或是归期难定。如唐人李商隐的《夜雨寄北》，这首诗所描述的比王维那一首还要凄凉：不仅背井离乡，而且归期难定。或是家乡变了。如汉乐府《十五从军征》，这首诗所描述的情景是：从军六十五载，好不容易回到故乡，但故乡已经面目全非了，亲人都不在了，自己仍然没有归宿感。

可见乡愁形成的原因，一是由于空间阻隔，人们难以由异地回到家乡；二是由于时间流逝，人们即使回到家乡，也无法由现实的空间回到记忆中的空间。第一个原因是空间阻隔，第二个原因是空间异质。

国外也有学者讲到乡愁形成的原因。例如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就在《自然地理学》中讲道：“据说山区的空气是乡愁，特别是瑞士人乡愁的原因，因为瑞士人如果来到别的国家，特别是在听到其民族歌曲时，就变得郁郁寡欢，甚至当人们不允许他们返回故乡时因此而死。”康德的话表明，乡愁是人类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情绪体验。乡愁形成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是概括地讲，都是由于时间作用下的空间阻隔与空间异质。

（摘编自曾大兴《文学地理学视野中的乡愁》）

云南民族体育文化源于人民的劳动和生产，发展于特定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经济基础,随着社会的变迁，人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一些传统的体育文化因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而逐渐被破坏，乃至消失。传统的一些体育运动项目也随着生活环境、自然环境的变化处于濒临灭绝或退化变异的状况。

从目前来看，云南民族体育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不成熟、学科体系不健全、基本概念表述不全面、传统运动项目的挖掘和保护不科学、特色体育文化村寨开发不合理等问题制约了云南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导致了民族体育文化越来越不受到重视，人民传承的意识越来越淡薄，人民在参与体育活动时过于追求现代化的运动项目，阻碍了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同时人民在传承云南民族体育文化过程中缺乏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性，很多人眼中只看到了外国西方体育运动项目的优越性，在参与体育运动中过多地选择西方体育运动项目，缺乏对民族体育文化的认识，缺乏对民族体育文化内涵、价值的理解，导致民族体育文化在发展、传承中失去了原有的体育文化价值，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和土壤。.

云南从古至今就以她的“美丽、丰饶、神奇”显现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成为世界人民向往的天堂。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云南省更应该加强旅游业的发展，扩大旅游业的规模，与沿边地区加强旅游合作，特别是结合各民族的体育文化节，制定各民族的民族体育文化“活动周”、民族体育文化宣传月"。如借助傣族“泼水节”的赛龙船、放高升，白族“三月街”的赛马，纳西族的东巴跳等等这些极具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与周边国家、地区、民族加强交流。在各民族体育文化活动的时候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民共同参加民族体育盛事。同时在民族体育盛事中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文化产品，如瑶族的绣球、毽子，佤族的木鼓、鸡棕陀螺等，这些民族体育用品可以制作成民族体育文化产品，这样在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了很好的传播和发展。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云南省应抓好机遇，大力向沿边国家、地区宣传云南省少数民族运动会，展现云南民族体育的“丰富多彩、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风貌，同时也成为云南体育旅游业的一个新的亮点，为云南旅游事业注入新的活力，推动云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传播、发展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一带一路”建设是幸福路、必由路，云南是重点门户，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可以说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敲门砖，是搭建政治互信、文化互通的桥梁。因此，云南省应加快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创新，开展文化交流、旅游资源开发和品牌塑造研究，通过多种渠道打开云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通往世界的大门，让全世界都认知与了解到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髓。

(摘编自金南何茂玉林聪《“一带一路”背景下云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