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在拉萨

李迪

我采访期间落脚的梨子寨，几乎家家都开了农家乐。我走在街上，默念着一个个充满喜庆、温馨意味的店名：幸福人家，姐妹饭店，阿雅民宿……真切地感受到十八洞村旅游业的兴旺。

一个极不寻常的店名映入眼帘，让我很是好奇。

走进店里的时候，一位大妈在洗小鱼。见我进来，她忙停下手里的活儿，用毛巾擦着手：您想吃点儿什么？

我说，饭已经吃过了，想跟您聊聊。

跟我聊聊？哦，想起来了。您住在阿雅家，是来写十八洞村的。

我笑了，我们的谈话自此开始——

我这个人向来心大，爱说“没的事”。不管遇到多大的难，一句“没的事”就过去了。可是，那一年发生的事，却让我接不住了。

我问，什么事？

不是一件，是三件！

先是我家的一百多只羊一夜之间全死了。这是我家的命根子啊，就指着卖羊过日子呢。羊是得病死的，只能埋了。那天天都黑了，我还守着埋羊的地儿，不想回家。每天赶羊上山，它们一路吃着草，每一声叫，都是那么暖人。谁能想到，一夜之间就都没了！

接着老杨病了。在床上一躺几个月，吃喝拉撒全靠我。看病，吃药，打针。大夫说，整场病下来要四五个疗程，准备钱吧。我喂老杨吃饭，他两眼转着泪，说，羊没了，我病了，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啊！我说，没的事，有我在，这日子就能过下去。一个粑粑掰两半儿，给你大的。

家里有三头耕牛，我偷偷卖了一头。

老杨还在病中，第三件事跟着来了。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是我日夜盼望的——我的独生儿子英华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要去上海读书。这是寨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乡亲们都来祝贺，我却笑不起来。

英华读书我是最上心的了。我们这辈人没好好上过学，孩子一定不能再耽误了。以往卖羊的钱，除了过日子就是供他读书。英华很懂事，成绩一直是第一名，还当了班长。知道家里困难，从不乱花钱。

英华考上了大学，我愁得睡不着。最后，我偷偷把两头牛都卖了。

英华知道了，拉住我，眼泪当时就下来了。我说，没的事，你放心去上大学，妈有办法。

耕地的季节到了，没有了牛，我买了一台便宜的手扶旋耕机。这铁家伙本地人叫铁牛，一百五六十斤重。我弄不到山上去，就把它的部件拆开，一个一个装进背篓，分几次背上山。装不进背篓的大块儿，就扛在肩上往山上爬。

终于运完了所有的零部件。我顾不上歇息，抹抹汗，一件一件组装起来。一试，通通通！行啦！

我边听边想象那情景。一个老妇，一台铁牛，一面山坡。通通通！通通通！震耳的机耕声响彻山谷……

唉，到底年纪不饶人了。干了不一会儿，腰酸胳膊疼，汗珠也淌进眼里，要耕的地却还没有尽头。我一屁股坐在田埂上，眼泪就流下来了。

牛没了，羊没了，老伴儿在床上，儿子在远方。

想到这些，我放声大哭。我要在山上把眼泪哭干，回家就不能再哭了。

哭累了，我又把铁牛拆开，用背篓背下山。我早出晚归，背着铁牛上山，下山，终于把地耕完了。

风里。雨里。泥里。水里。我不知道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后来，十八洞村开发旅游了。水泥路进村了，水电上山了，手机能收微信了。公家把青石板路铺到家门前，又给装修了房子，改造了卫浴，村子焕然一新。农家乐开起来，游客像采花的蜜蜂一样飞来了。

在村委会的帮助下，我家也摆上桌椅，开起了餐馆。我再也不用上山耕地，坐在家里就挣钱了。老杨的病也好起来，能给我打下手了。

英华说话就要毕业了，我几次在梦中听见儿子回家的脚步声，急忙穿衣起来，开门一看，满天的星。

有一天，我接到儿子的电话，他说，妈，我不回家了，毕业后要去西藏支教。

我一惊，半天说不出话。

妈，请你们原谅我！现在咱家和十八洞村的人都脱贫了，生活都过好了。可咱不能忘记，国家还有很多贫困的地方需要支援。学校招募援藏支教志愿者，我第一个报了名……我辗转反侧，一夜没睡。

第二天一早，拨通了英华的手机。孩子，妈想通了。政府帮咱十八洞村脱了贫，咱不能光想着自己。十八洞村的人，心要像十八洞一样大！没的事，家里有妈在，你放心去吧！

英华到西藏后，分在拉萨一家儿童教育学校，教那些还没到上学年龄的娃娃。拉萨海拔高，刚开始不适应，头疼，没觉。现在跟当地人一样了。不但走路不打晃儿，都可以跑步了。一去的时候，语言不通。有个孩子说要上厕所，他听不懂。孩子一急，把自己的裤子拉下来比划。现在，他已经教会了孩子们说汉语，自己也学会藏语了……

说到这儿，我看见她的眼圈儿红了。

唉，英华今年都小三十了，我们老两口惦着他的婚事。刚开始急得不行，现在也想通了。婚事就随他自己去吧，或许找个藏族姑娘，身体健康，两个人恩爱，我们也高兴！

她站起身，走到晒台的青石板上。每天送走最后一拨客人，她总要站在那儿，遥望远方的山。

山的那头就是拉萨。

我想去拉萨看看他，也不知道我这把老骨头行不行……

我不由得又看看她家的店名，那是刻在一大块厚木板上的——爱在拉萨。

（节选自《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有删改）

文本一：

新的信念（节选）

丁玲

儿子们带回一个不平常的消息：有人要来找她谈话了。这一定是老太婆的行为引起的。金姑担心地握着奶奶的手，奶奶安慰她。

“孙女儿，不要怕！你想还有人比鬼子更凶的给我罪受么？世界上最难受的事也尝过了，就是下地狱也不怕了，还怕什么？”

消息总有一点使人不安，她一生中从来就没有过什么人来拜访。但这一夜并没有妨碍她的睡眠，她不大在乎这些。

第二天果真来了两个妇女，一个穿件同她一式的短衣，另一个穿一身军装，头发都剪了，都很年轻。老太婆不客气地把她们请到屋子里。

“您不认识我，我可老早就认识您了，我听过您两次演讲呢。”

“演讲”这词她不懂，她不高兴地“唔”了一声。

“听说您到过日本鬼子那里，您说的都是您亲眼看见的啰？”

老太婆的颜色变和气了，她想：“呵！原来是打听消息的。”她就又滔滔不绝地述说起来了。

她们耐心地听着，等有了空隙才插话：“唉，我们跟您一个心思呢，我们也恨死了鬼子，只想多邀些人去当兵，好替同胞报仇，只是我们没你会说话。你加入我们的会吧。我们这会就是讲这些道理给别人听，还做一些打日本鬼子的事……”

老太婆不等听完便喊她的孙女儿：“金姑，她们是来邀我们入会的，你说好不好呢？”但她并不听回答，转头向客人说道：“我不懂那些，你们要我，我就入，我也不怕你们骗我，我三个儿子有两个上了游击队，一个入了农会，我再入一个会也没有什么。不过，我入了，我孙女儿也得入。”

妇女会自从有了老太婆，组织马上扩大了，她天天四处邀人，别人看见她也在里边，一邀便答应了。于是她们开始做很多工作。老太婆在精神与体力上都似乎年轻了一些。

她们要开一个大会，庆祝游击队三个月来的胜利，同时又是三八妇女节。这天，老太婆领着西柳村几十个妇女去开会。有些抱着孩子，有些牵着孩子，她们已经不是老谈孩子，她们欢喜谈自己所负担的工作。一大帮子人一道走，也不觉得困乏。

会场里已经到了不少人，有很多认识的，她们老远就招呼她。一种新的感觉稍稍使她有一阵不安，似乎是羞惭，实际还是得意。人慢慢增多，老太婆看见人们像潮水一样涌来，呵，原来她们有这么多人啊！

开会了，有人在上边演讲。老太婆注意地听，没有一句废话，谁能够听了这些话不被感动，忍得住不管国家事情呢？

后来他们要她上台，她听到这样的邀请，说不出的羞愧和为难。她颤巍巍地在一阵掌声中走上台。只看见密密杂杂的人头，挤到了远处的墙根，那些脸全仰望着她。

“我是一个被日本鬼子糟蹋了的老婆子，你们看……”她勒起袖子，听到台下传来一阵怜惜的声音，“你们就怕了么，这算得了什么……”她残酷地描述她受辱的情形，不顾惜自己的痛苦，也不顾人家心伤，她巡回望着那些人的脸，全是一些苦脸呀！于是她叫着：“你们别怜惜我，你们怜惜你们自己，保护你们自己。你们今天以为只有我可怜，要是你们不起来堵住鬼子……天呀！我不要看你们同我一样受苦。我到底老了，可是，你们都年轻呀！难道你们是为了受罪，为了给鬼子欺侮才投生的么？”

千百个声音痛苦地响应她：“我们要活，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国家！”

她负载了那千百个声音的痛楚，感到被什么压住了似的。她只有一个思想，她愿意为了这些人的生命幸福而牺牲自己。

“我爱你们，像爱我的儿子一样，我愿意为你们去死；但鬼子并不是只要我一个，他还要你们，要很多很多的地方。你们只有自己救自己，你们要活，就得想法活呀！……我的儿子，以前连出门我也舍不得，现在可都上了游击队呀！在游击队里说不定有一天会被打死的，但不上就死得更快呀！只要你们活着，把鬼子赶跑，我就死个把儿子也上算，我会记得他的，你们也会记得他的，他是为了大家呀……”

她的话像一个开了闸的泉源，脑子也不懂得停顿。

她的激昂慢慢地衰弱下来，她站不稳，嗓子嘶哑了，叫不出声音来。可是台下不断地鼓掌，他们要听她说话。

人头的海随着声音的波涛摆动着，像大海上的巨浪，最后，老太婆用尽力气叫出了六个字：“我们要干到底！”

于是更大的声音，像暴风雨中潮水打在岸上似地回答她。

她倒在来扶她的人肩上，凝视着台下热烈的骚动。她感觉到了什么是伟大，她慢慢地将目光从人头上往上移，在广漠的蓝天上，她看见了光明。眼泪模糊了视线，然而这光明，确是在她的信念中坚强地竖立起来了。

一九三九年春天，于延安马列学院

（有删改）

文本二：

西行漫记：一九三八年中译本序（节选）

【美】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值得一提的，是通过红军的经验所供到的一种客观信念，就是有组织的民众——尤其是农民大众——是革命游击战争中不可征服的力量。我记起毛泽东向我说过一句话，因为毛所预测的许多事，现在已变成真实的历史，所以我把这句话再重述一遍。他说：“红军，由于他自己的斗争，从军阀手里，争得自由，而成了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反日义勇军从日本侵略者的手里夺得行动自由，也同样地武装了自己。中国人民如果加以训练，武装，组织，他们也会变成不可征服的伟大力量的。”

毛泽东再三重复地说，为了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自己起来，完成统一，抱定抗战决心，是十分必要的。其他一切都要由这统一和决心来决定。只有中国人民自己能够使中国打胜；也只有中国人自己会使中国失败。

一九三八·一·二十四   上海

（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张师傅的行为艺术

肖遥

我爸张师傅年轻时有个怪癖，就是讨厌一切装饰品。那个年代并不提倡佩戴饰品，衣服上除了纽扣，再没有别的。可是，张师傅连纽扣也讨厌，在我的印象里，张师傅只穿厂里发的那种拉链工作服，简单方便。

张师傅会给孩子们订杂志，买很多小人书。我们最喜欢的是小人书上的古装美女，临摹她们的项链、耳环、发簪。画这些的时候，因为匮乏与渴望，我们简直想象力爆棚。画着画着，摘两朵地雷花，挂在耳朵上当耳环，照着镜子臭美几分钟。几分钟后，要么地雷花掉了，要么张师傅瞪着眼睛气呼呼地出现了。

在那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人们崇尚简朴实用。尽管张师傅的审美观有时代因素，但这并不影响他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我们小的时候，一个春光明媚的周末，张师傅把一盆扁竹花放在窗台上，撑起画板，铺开纸笔，开始画画。院子里种了很多花，他偏偏就选了一盆扁竹花。清晨，扁竹花还是一个花苞，等他终于画出轮廓的时候，再一抬头，花瓣已经张开了，等他染好颜色的时候，花已经完全盛开了，还伸出一丛鹅黄的花蕊。也怪周围邻居们，这个过来看看，那个过来瞅瞅，还搭讪几句“张师傅还会画画啊”。张师傅就跟他们吹几句牛，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张贴的电影海报、校报的插画都是我画的。”这么说着，抬头一看，眼前的花和手中画的花又不一样了，只好重起一张草稿……那天，那盆花，张师傅画了十几遍。

那时候，家里的米缸是用废报纸捣碎化成纸浆糊的，其他人家的米缸外面贴的都是从报纸、杂志上剪下来的画，只有我家的米缸上贴着张师傅画的画。看到我家米缸上的画，邻居们请张师傅给他们画。因为那次遭遇了扁竹花的戏弄，张师傅在邻居们的鼓舞下拓展了“戏路”，开始画山水画。画的是他带我们春游路上看到的山山水水。和传统山水画中点景的亭台楼阁不同，张师傅画的山水画里点景的是电线杆或拖拉机。越来越多的邻居请张师傅画米缸，于是，我们那栋楼上的邻居都用上了有着拖拉机和电线杆的山水画的米缸。

张师傅从大山沟调回城里以后，生活节奏变快，就再也没有时间画画，直到我和姐姐相继大学毕业，张师傅退休。退休后10年间，张师傅自己办了个小型的机械加工厂。那些年，机械行业整体衰退，逐步让位于信息产业。所以，张师傅其实一直在一个夕阳产业里奋力挣扎。厂子除了安置一些下岗职工，缴了些税，基本没挣钱。而且比起从前在单位做总工程师的时候，张师傅办工厂的那10年操心多了。他这个厂长，平时就和工人们一起干活，看谁手慢些他就自己上手，看谁车零件出错率高他就自己动手，看扫院子的扫得不干净他也抄起扫把自己扫，久而久之，他其实就是工厂里领头干活的勤快的老头儿。

我对我姐说，张师傅如果退休后不办工厂，而是继续画画，如今他也成画家了。这样说其实挺功利的，因为张师傅当年就是热爱办工厂，就好像如今的许多年轻人想开一间咖啡屋一样。那种心心念念，可能就是现代人寻寻觅觅的自我。想来，自我未必就非要冲着时代逆流而上，或者和现状背道而驰；自我，不过是通过完成自己热爱的事而成全的——通过走过的路、翻过的山、克服的困难，生长出一个新的更丰满、更完整的我，就像“办工厂”这件事对张师傅的成全。

张师傅60岁铺开宣纸画画的时候，和他同龄的学院派画家已经开始画逸笔山水和文人画了。张师傅学习能力超强，飞快地掌握了画画需要的所有技法，然而，他的画里好像总缺了些什么。他画的花鸟画太蓬勃、太甜腻了，就好像画家画的是清茶，他画的却是一杯白糖水。可是，现在谁还喝白糖水呢？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张师傅的画显然阳气过于充沛了。

如今张师傅画的山水已然没有了电线杆和拖拉机，但是他画的山，一看就不是那种清清静静像住着神仙的所在，也不是学院派画家笔下的枯棚茅舍，而是山风呼啸、层林尽染，中间还开着几户农家乐的山。因为从来没有出世之心，所以他的画烟火气很浓。人家画的是云烟，他画的是炊烟，即便临摹，他也能把“云深不知处”临摹成“白云生处有人家”。

张师傅对生活始终保持着机警和热情，所以不论游戏规则如何变化，他都能快速适应。如果非要说欠缺，他可能一直欠缺艺术家所谓的那种与现实的纠结、对抗、叫板。他从来不愁肠百结，所以他的画里也没有那种萧索孤寂。生活对张师傅来说，就是一辆战车，他驾驭着这辆车，或者被这辆车拖着，身不由己也罢，呼啸前行也罢，根本来不及悲悲切切。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当口儿，张师傅正在临摹齐白石的公鸡。齐白石画的是农村里那种扑扇着翅膀、贼精贼精的鸡，张师傅画出来的却像一个精神抖擞、整装待发的厂长。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