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红烧肉

陈振林

A

她进到房间来的时候，头上还披着盖头。

盖头红红的，是一块大红颜色的绸缎。盖头是娘在三年前用十个鸡蛋向一个远房表姐换来的，然后，在那个飘着细雨的下午，娘在红盖头的对角绣上了一对粉红的鸳鸯。

她知道他就坐在靠近大柜子的大红椅子上。她的眼睛其实也是看得到眼前的路的，红盖头一闪一闪，那眼前的路就闪在了眼前。她想溜到大红的床边去，却停住了脚步，坐在了另一把大红的椅子上。

同样大红的条桌上，放着一碗红烧肉。

她想吃，她爱吃红烧肉。她不敢说出来。哪个刚嫁进家门的新媳妇会抢着吃自己爱吃的菜呢！她的嘴角轻轻地笑了笑。

“你叫王秀娟。”他说，声音不大，瓮声瓮气地。

“嗯。”她说。

“我二十二岁，你二十岁。”他又说，声音大了一些。

“嗯。”她又说，和刚才的回答一样。

“你的生日是三月初九。”他又开始说。

“你是我爱人，我要对你好！”他又加了一句。

她没有回应，嘴角笑了一下。她是见过他一次的，一年前在他邻居的院子里，看到他正挑着一担砖头帮着邻居盖房。他的臂膀上的肉，绷得紧紧的，像有使不完的力。

“来，我们一起吃一碗红烧肉。”他说，将椅子向她拉近了一些，轻揭去了她头上大红的盖头，“这是我偷偷从厨房里拿来的，我知道你爱吃红烧肉咧。”

她听了听外边屋子里的声音，知道客人们都已经散去了，就将大红椅子拉了拉。两人靠着条桌，他拿起了筷子，稳稳地夹了一块红烧肉，送到了她的嘴边。他在她耳边说：“我们要生三个儿子……”

B

她进到房间来的时候，脸上仍然戴着口罩。

她的手里，提着保温饭盒。她洗了洗手，打开保温饭盒，里边是满满的一碗红烧肉。她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网上订不了餐。这一斤多肉，是她早上四点多去找一个老邻居匀的。老邻居知道她是为他准备的红烧肉，从自家本不多的两斤多肉里分给了她一多半。临走，老邻居忍不住还是问了句：“他确诊了新冠肺炎，有二十多天了，应该恢复得差不多了吧！”

她木然地点了点头，然后走开了。除了点头，还能怎么回答呢？从他六十八岁开始，到今天他已经患阿尔茨海默病十一年了。不想，他怎么却患上了新冠肺炎，也不知道怎么传染上的。昨天晚上十点多了，他拉过了她，说：“我想吃碗红烧肉。”声音很小，但是她听得清。今天早上五点多，她提着匀到的肉回到家，做好了一碗红烧肉，装进了保温饭盒。她从医院回家，再从家里到医院，只能步行，往返居然走了两个多小时。

她知道他睡着了。上午几个小时，他都可以昏昏沉沉地睡着，这早就是他患病之后的习惯。她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看着他睡着的样子，又想起了家中的三个儿子。大儿子在这座城里的另一个区里，听说也被隔离了。二儿子在北方的一个小城上班，又离婚了，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最小的儿子也有四十岁了，六年没有回家了，也不知道在哪儿呢。她的老年手机上，其实存了三个儿子的电话，但是她不想打电话给他们。打了电话，又有什么作用呢？

“你叫王秀娟。”他说。声音不大，瓮声瓮气地。她知道他醒了。

“嗯。”她说。

“我二十二岁，你二十岁。”他又说，声音大了一些。

“嗯。”她又说，和刚才的回答一样。

“你的生日是三月初九。”他又开始说。

她知道，他又开始他的习惯性问答了。这些年来，好多个吃过晚饭以后的傍晚，他就会拉着她的手，这样和她一句一句地说话，像用录音机播放一样。

“你是我爱人，我要对你好！你的红盖头，我收着咧，在那个最高最高的箱子的最底层……”他又开始说红盖头了，声音很微弱。五十七年前，他揭下她大红的盖头，就收着了。她知道他放在那箱子的最底层。

“来，我们一起吃碗红烧肉。”说着，他想要直起身子。但他是起不来的，已经开始挂吊瓶了。她将椅子拉近了一些，端起饭盒，拿起筷子，稳稳地夹了一块红烧肉，送到了他的嘴边……

两天之后，他安详地走了。她看了看时间，下午一点十分。他最后的一句话还是那句话：“你叫王秀娟……”她看着他，他像安静地睡着了。她没有哭，安静地坐在床边。

（有删改）

百合花（节选）

茹志鹃

一会儿，我们的炮响了，天空划过几颗红色的信号弹，攻击开始了。不久，断断续续的有几个伤员下来，包扎所的空气立即紧张起来。

本子，去登记他们的姓名、单位，轻伤的问问，重伤的就得拉开他们的符号，或是翻看他们的衣襟。我拉开一个重彩号的符号时，“通讯员”三个字使我突然打了个寒战，心跳起来。我定了下神才看到符号上写着×营的字样。啊！不是，我的同乡他是团部的通讯员。但我又莫名其妙的想问问谁，战地上会不会漏掉伤员。通讯员在战斗时，除了送信，还干什么——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这些没意思的问题。

战斗开始后的几十分钟里，一切顺利，伤员一次次带下来的消息，都是我们突破第一道鹿寨，第二道铁丝网，占领敌人前沿工事打进街了。但到这里，消息忽然停顿了，下来的伤员只是简单的回答说“在打”，或是“在巷战”。但从他们满身泥泞，极度疲乏的神色上，甚至从那些似乎刚从泥里掘出来的担架上，大家明白，前面在进行着一场什么样的战斗。

包扎所的担架不够了，好几个重彩号不能及时送后方医院，耽搁下来。我不能解除他们任何痛苦，只得带着那些妇女，给他们拭脸洗手，能吃得了的喂他们吃一点，带着背包的，就给他们换一件干净衣裳，有些还得解开他们的衣服，给他们拭洗身上的污泥血迹。

做这种工作，我当然没什么，可那些妇女又羞又怕，就是放不开手来，大家都要抢着去烧锅，特别是那新媳妇。我跟她说了半天，她才红了脸，同意了，不过只答应做我的下手。

前面的枪声，已响得稀落了。感觉上似乎天快亮了，其实还只是半夜。外边月亮很明，也比平日悬得高。前面又下来一个重伤员。屋里铺位都满了，我就把这位重伤员安排在屋檐下的那块门板上。担架员把伤员抬上门板，但还围在床边不肯走。一个上了年纪的担架员，大概把我当做医生了，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说：“大夫，你可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治好这位同志呀！你治好他，我……我们全体担架队员给你挂匾！……”他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其他的几个担架员也都睁大了眼盯着我，似乎我点一点头，这伤员就立即会好了似的。我心想给他们解释一下，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短促的“啊”了一声。我急拨开他们上前一看，我看见了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详的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

“这都是为了我们……”那个担架员负罪的说道，“我们十多副担架挤在一个小巷子里，准备往前运动，这位同志走在我们后面，可谁知道反动派不知从哪个屋顶上撂下颗手榴弹来，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着烟乱转，这时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上……”

新媳妇又短促的“啊”了一声。我强忍着眼泪，给那些担架员说了些话，打发他们走了。我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这位高大而又年轻的小通讯员无声地躺在那里……我猛然醒悟的跳起身，磕磕绊绊的跑去找医生，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旁边。

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的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不要缝了。”

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地缝。我想拉开她，我想推开这沉重的氛围，我想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的笑。但我无意中碰到了身边一个什么东西，伸手一摸，是他给我开的饭，两个干硬的馒头……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的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的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的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气汹汹的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青春之歌（节选）

杨沫

道静从严重的创伤中苏醒过来了。她微微睁开眼睛呻吟一下，脑子里朦胧地、混沌地浮现出各种梦幻似的景象。

一个温柔亲切的声音轻轻地飘到她耳边：

“醒过来啦？真叫人急坏啦。”

道静向送过声音的那面侧过头去，在黯黑的发着霉臭的囚房里，就着铁窗外透过来的薄暗的微光，她看见她旁边的床上躺着一个苍白而消瘦的女人。

“我还活着吗？你是……”

那个女人一见道静能够讲话了，且不答应她，却冲着窗外用力喊道：

“来人！来人啊！这屋里受伤的人醒过来啦！”她冲着窗外喊罢了，这才回过头来对道静带着鼓动的热情低声说：“叫他们来给你治疗——我们要争取活下去！”

道静目不转晴地凝视着那张苍白、热情的脸。这时，她才看出，这是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年纪约莫二十六七岁。她的脸色苍白而带光泽，仿佛大理石似的；一双眼睛又黑又大，在黯淡的囚房中，宝石似的闪着晶莹的光。

“希腊女神……”一霎间，道静的脑子里竟闪过这个与现实非常不调和的字眼。她衰弱、疼痛得动也不能动，只能勉强对这个同屋难友轻轻说道：“谢谢！不要治啦——反正活不了……”

看守打开门上的铁锁进来了，那同屋的女人躺在她旁边的床上还在热情地注视着她；狱医拿着一个小药箱站在她床前，他看着道静，对那个女人说：

“这次也许不至于再昏迷了。放心！她的身体还挺不错呵……”他回过头又对道静笑了笑，“他们叫我给你治，我就治吧。没有伤到骨头，你会很快好起来的。”

又过了半天，喝了一点稀米汤，道静年轻的生命真的复活了。她望着她床边的年轻女人，凝视着她美丽的脸庞，忽然好奇地想到：“她是个什么人呢？共产党员吗？”

“好，不要紧啦！多吃点东西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年轻女人对她轻轻笑道。屋里另外还有一个也受了刑伤的女学生，这个女人就对她们两个絮絮地说着。她似乎有病，躺在冰硬的木板床上，动也不能动，但她却用眼睛和嘴巴不停地照顾着道静和那个小女学生。囚室外的小走廊里，时常可以听到她低微的喊声：“看守，来呀！她们要喝水！

“来呀！看守！看守！”

“看守，”她对走进来的女看守说，“你们该给这位受重刑的弄点东西吃。”看见端进来的是一块发黑的窝头、一碗漂着几片黄菜叶的臭菜汤，她皱着眉说：“这怎么能吃呢，你想法弄点好些的——我们以后不会忘记你的！”

那位瘦瘦的女看守说来也奇怪，她似乎很听这个女人的话，她支使她，她差不多都能瞒过其他警卫和看守照着去办。

小女学生，约莫有十五六岁，细长脸，长得机灵而清秀。她受刑不太重，还能勉强下地走几步。但是她被恐怖吓住了，一句话不说，成天躺在木板床上哭。夜间道静听见她在睡梦里惊悸地喊道：

“妈妈！妈妈！我怕，怕呀！……”

这时候，那个女人还没有睡觉，她伸出手拉住女孩子的手，在黑夜中轻声说道：

“疼吗？我猜你一定是想家、想妈妈，对吗？……不要哭啦！小妹妹，哭，一点用也没有的。”她喘口气，歇歇，听见小姑娘不哭了，又接着说下去，“我十五岁的时候，那年在上海，也被捕过一次。那时我吓得哭呀，哭呀，哭起没完。可是我越哭反动派就越打我，越吓唬我；后来我一赌气，就一声也不哭了。我就向我同牢的大姐姐们学——跟反动派斗争，跟他们讲理。这些反动家伙们都是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欺。等我一厉害起来，他们反倒不打我了……”说到这里，她轻声地笑了，道静和那个女孩子也笑了。

“你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被捕？”第二天晚上，卫兵查过夜之后，那个女人这样低声问道静。

“我不知道为什么。”道静衰弱地低声回答。“我是个失学的学生，我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共产党——也许就为这个把我捕来的吧。我还不是个党员，可是我希望为党、为人类最崇高的事业献出我的生命。——我想这个日子是到了。我什么也不想，就准备这最后的时刻。”

那个女人静静地听着道静的话，神情变得冷峻而严肃。半晌，她才慢慢地仰起头，在昏暗的灯光下凝视着道静说：

“不要以为被捕就是你生命的终点，就一定是死。不是的！共产主义者到任何地方——包括在监狱里都要做工作，也都可以工作的。我们要工作到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口气。我们要亲眼看到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快乐地迎接这个日子。”说到这里，她看看道静又侧过头去看看小女学生，黑眼睛里突然闪耀着幸福的光彩。道静听着，吃惊地望着她。啊，多么美丽的大眼睛呵，那里面荡漾着多么深邃的智慧和摄人灵魂的美呵！道静忽然觉得心里是这样温暖、这样舒畅，好像一下子飞到了自由的世界。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