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一：

马宝川是谁？

陆军第16集团军某特战旅政委，国字脸，粗嗓门，中等身材，腰板墩直。

乍一看，他和中国军队许许多多的旅政委似乎没两样。可翻开他的档案，你会大吃一惊：4年前，他竟然就已经是某摩步师政委！

为啥“降了职”？原来，3年前，部队编制体制调整改革，某摩步师撤编改旅，马宝川从师政委一夜之间变成了旅政委。

任职命令中，还有11名团职干部由主官变为副职，上百名干部轮换工作岗位。

此时，大家眼睛都盯着马宝川，想看“这座火山何时爆发”。

然而，马宝川的表现，出乎意料。

当旅政委第一天，出操训练，他第一个站到排头；第一次民主生活会，他第一个对自己“开炮”；第一次训练考核，他第一个上场；第一次施工，他跟官兵一起抬沙子……

第一次考核，马宝川让全旅官兵目瞪口呆：漫天风雪中，他竟然在810米狙击考核场上，用5发子弹击中5个人头把，打破全旅纪录！

一个政治主官何以在训练场上拼命？马宝川有自己的理解：“特战旅作为未来战场新型作战力量，无论军事干部还是政治工作干部，都是打仗型干部。只有笔杆子、枪杆子都硬，政治工作干部的腰杆子才硬！”

高山滑雪训练，马宝川每天坚持第一个到场。3年下来，他练出了3公里越野滑雪13分53秒的成绩。

练高山滑雪不易，练跳伞和潜水更难，不仅对身体、心理素质要求高，而且危险性大。马宝川依然第一个上——

接连两次高空跳伞，他都在全旅第一个实跳，创下了全旅职务最高、年龄最大跳伞的纪录。全旅组织潜水训练，他和战士们一样，每天背负上百斤的潜水装置，背上的皮晒掉了一层又一层，先后完成10余个课目的考核。

马宝川让人吃惊的还不是一年连破4项全旅训练纪录，而是他在集团军“勇士一号”工程重大实践课题研究攻关中荣获一等奖，是所有获奖人中唯一的政治工作干部。

这些成果，不仅让官兵惊奇，更在他们中间产生了极大的励志效应。前不久，在旅特种兵等级认证考核中，全旅官兵通过率高达96.3%，全旅政治工作干部人人都掌握伞降、滑降、潜水、狙击、攀登等主要特种作战技能，全部通过特种兵等级认证考核……

（摘自《马宝川不一般》，《解放军报》2017年1月9日）

文本二：

两年前，由于工作成绩突出、综合素质优秀，阎欣被调整到该特战旅任旅长。虽然有着多年特种部队的工作经验，可这一次他心里还是有些不一样的感觉。

原来，他听说该特战旅政委是由原某师政委马宝川高职低配担任的。在全旅，马宝川职务最高、年龄最大、兵龄最长。阎欣在某特种大队当大队长时，马宝川已是原沈阳军区政治部某部副部长了，还几次到大队来检查指导工作。

如今要去一起搭班子了，工作起来能不能放开手脚？带着几分疑虑上任，阎欣很快发现，觉得有压力的并非他一人——

第一次到高山滑雪训练场，副旅长向马宝川报告：“首长同志，特战一营正在组织高山滑雪训练……”

不仅副旅长这样，其他党委常委有时也习惯性地叫马宝川“首长”。和马宝川走在一起，大家总是自觉地把他围在中间……

阎欣对这些细节很理解：副旅长是马宝川以前“手下”的团长，班子里甚至还有他当师政委时的科长、营长，以前进他办公室都要喊报告、敬礼……

可让阎欣和其他人都没想到的是，面对这些“特殊待遇”，马宝川特别警惕。党委会上，他主动提出这个问题：“大家对我这么客气，是因为你们还是拿我当师政委看待。”

随即，马宝川主动“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和班子成员“约法三章”：重大问题面前、集体决议面前，谁也不当“老大”，谁也不能搞变通，日常生活谁也不能搞特殊，遇事必须经过集体讨论，先民主后集中。末了，他还向大家表态：“我是党委书记，大家看我咋做就行。”

让阎欣印象深刻的是，工作中，马宝川很少对他说“到我办公室来一趟”。相反，机关干部经常看到政委在旅长办公室“商量事”。刚开始，阎欣有些不好意思：“政委，有事打个电话，我到你办公室去。”马宝川哈哈一笑：“到谁的屋都一样。”

马宝川也常到各副职办公室去“溜达”，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就和大家交流一些工作上的想法。对此，几名副职深有感触：“这看起来是日常小事，却是政委对我们的一种尊重。”

（摘自《跟曾经的领导搭班子，这关系该咋处》，《解放军报》2018年1月16日）

中国的生育政策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始终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完善,一直处于动态调整的“进行时”。上世纪 70 年代,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缓解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我国开始 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提倡少生优生。1980 年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 年在党的“十二大”上,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一孩政策被严格执行,违者将受到惩处。

生育有计划,但计划并非一成不变。进入新世纪,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重大转折性变化。尽管 人口基数大的基本国情未根本改变,但生育率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人口老龄化、独生子女 家庭数量增长等人口结构性问题也正日益成为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生育率已有20 多年低于实现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多年处于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中国人民大学人 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说。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减少,年轻劳动力出现急剧萎 缩,同时养老负担加大。在此背景之下,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 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2015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进一步 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该政策从 2016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我国计生政策 进入全面二孩时代。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称,与单独二孩相比,全面二孩是一个进步,但还远远不够。根据中国的 性别比和女婴存活率,每对夫妇需要生育至少 2.2 个孩子才能达到更替水平。全面放开二孩之后, 即使全国所有夫妇都生育   2 个孩子,生育率也只有 2.0,低于更替水平。何况,近年来的生育意愿调 查结果显示,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只有大约 1.8 个孩子。再加上有些夫妇虽然想生孩子,但患了 不孕不育症(中国人口协会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不孕不育患者占育龄人口的 12.5%)而不能生, 因此,即使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中国的实际生育率仍然会远远低于更替水平。

媒体调查显示,全面放开二孩后,大家还是有很多担忧的。超过五成的被调查者最担心二孩的 教育问题,21%的被调查者表示担心生育二孩后,现有的医疗卫生体制不能提供充分的保障,还有不 少被调查者对现行的养老金体制和就业难问题表示了担心……但更值得注意的一个数据是,绝大部分被调查者(67%)认为一个完美的家庭中,“两个孩子”是 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说明,公众为不生二孩所选择的理由经过了“斤斤计较”的计算,但从人 性和情感角度,他们大多数仍然认可二孩的价值;只是在现实面前,人性被迫让位于计算。因此,如 何通过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改革,让“想生”变成“敢生”,全面二孩政策才有可能真正落地。

另外,从欧洲各国及韩国、新加坡及台湾地区的生育政策来看,政府补贴鼓励生育也扭转不了 人口数量减少的大趋势。因此,简单把人口当作一种国家资源来进行管理,效率确实不高。要使人 口政策改革更有效率,需要转变思路,即不以计划经济的思维看待人口,不将人口作为一种资源来 进行管理和干预,而是使生孩子成为“家庭”的自主权利。

长期以来,社会上一些企业招收女员工,就有‘已婚已育优先考虑’的潜规则。放开二孩政策后,更多女性要生育、抚养两个孩子,这将可能进一步加剧女性在职场中的相对弱势和待遇不公,造 成女性就业中断和收入下降。因此,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进一步延长生育假,同时加大财政投入, 保障生育保险可运行,并给予企业税费减免以补偿其因女员工产假而增加的成本,这样才能切实保 障女性的生育权、就业权和休息权,防止个别企业可能出现的对生育二孩女职工的歧视和差别待 遇。针对全面放开二孩后可生育二孩家庭生育意愿并没有得到明显扭转的状况,除加大对生育二孩 的宣传力度之外,还应根据实际情况逐步、适时出台对新出生孩子家庭,特别是生育二孩家庭的奖 励政策。生育政策调整后,无人看孩儿、入托入学难等也是二孩家庭很快面临的问题;因此,政府应 提前做好幼儿园和小学的规划和配套工作,加大财政投入,将学前教育(3-6 岁)纳入义务教育,同时 大力兴办日托(0-2 岁),让普通家庭能够享受便利、平价而优质的日托和学前教育服务,以缓解二孩 家庭的压力。另外,抚育二孩所增加的家庭支出,对于中低收入家庭将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在对生育 进行财政补贴、奖励之外,政府还应采取适当的措施,如实行税前扣除、按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计 税等办法,增加生育二孩家庭的收入。总之,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考虑做好相关 配套工作,才能把好事办好。

对全面放开二孩,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或表示担忧。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 恩富就固执地认为,中国应该推行更为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 胎,奖励无胎”,并认为用放开二孩来解决老龄化问题不可取。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 翟振武曾给出数据:我国现有独生子女家庭 1.5 亿多户,按照 70%将生育两孩计算,未来有近一亿的 孩子出生,且多数家庭会选择在四五年之内生二孩。这样的结果是,一年新增约 2500 万人口,原来 还有每年 1600 万,这就是每年有 4000 多万人口出生。“这比上世纪 60 年代出生率最高的时候每年 出生 2900 万还要多。这会导致人口到 2030 年后突破 15 亿,而我国的人口战略目标是不超过 15 亿。”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全面放开二孩虽有可能带来人口红利,但也必然意味着国家要面对人口增长 带来的诸多问题,我国的环境承受能力、财务支出、公共福利体系都将面临挑战。而且,人口不足也不一定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放眼发达国家,人口增长基本为负的不 在少数,而靠人口去带动国家发展的情况屈指可数。因此,提高国民素质,提高社会生产力,完善社 会服务和保障体系,真正实现“幼有所养,壮有所用,劳有所得,老有所依”,解除劳动力人群的后顾 之忧,以激发个人和社会创造价值的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益,可能是比增加人口更有效的途径。

材料一：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从筹备、建设到通车，历时15年，是中国第一例集桥、双人工岛、隧道为一体的跨海通道。港珠澳大桥经过伶仃洋海域中最繁忙的主航道，该航道目前达到10万吨级通航等级，远期30万吨油轮可以通行。如果在此建造桥梁，必然是跨径很大、净空很高、桥塔耸立的悬索桥梁。但同时该处临近香港国际机场，对航空领域的建筑物高度有着严格的限定。所以，隧道成为唯一可行的方案。为了实现桥梁与隧道之间的转换，故在隧道两端修建人工岛。于是，形成了港珠澳大桥的桥岛隧相结合的建设方式。

“超级工程”背后有“超级创新”。港珠澳大桥建设难度极大，铺设了世界上最难、最长、最深的海底公路沉管隧道。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层出不穷，仅专利就达400项之多，填补了多个领域的空白。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4日)

材料二：日本《每日新闻》23日评论称，港珠澳大桥开通是大湾区发展的里程碑式事件，大湾区经济圈将超过纽约经济圈和东京经济圈，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

美国《华尔街日报》23日的报道提到，大湾区进一步整合面临诸多复杂情况，例如相异的法律和税收制度，中国内地的资本账户仍相对封闭，而香港和澳门是自由港，各自拥有自己的货币且没有资本管控。报道还特意关注一个问题：在香港和澳门，机动车都靠左行驶，而在中国内地则是靠右通行，如何解决?

英国广播公司23日载文道，中国开通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但需要吗?此前，他们更是在网站刊长文列出一大串港珠澳大桥在香港的“争议”——逾千亿港元的拨款、实质效益疑问、工伤事故、建筑质量、环保等。

美国彭博新闻社网站23日报道，又一个将香港拉入中国内地怀抱的项目完成，该项目将曾作为欧洲前哨的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内地联结起来。这个项目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宏伟计划的一部分，它将粤港澳大湾区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可与美国硅谷抗衡的高科技中心。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8年10月24日)

材料三：港珠澳大桥建设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桥通车后，将大大缩短香港、珠海、澳门三地的时空距离，从香港到珠海、澳门驱车仅需30分钟的车程。通车前，如果陆路往来三地，只能绕道东莞虎门大桥，车程在3小时左右；水路乘高速客轮也要1个小时。从社会经济发展层面而言，大桥的通车将提升珠海等三地人员和生产资料的流动效率，加深香港与珠江西岸的联系，为香港与珠江西岸城市群的产业合作提供交通便利，为港澳经济发展提供更便利的腹地空间，并由此促进港珠澳产业的互动交流和升级。也就是说，港珠澳大桥对于港珠澳大湾区、泛珠三角区域乃至“一带一路”的建设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前夕，大桥总设计师孟凡超接受香港媒体专访时表示，港珠澳大桥对大湾区经济增长有重大的支撑作用，会为区内产生几十万亿经济效益，经济价值远超大桥本身1000多亿元港币的投资，因此他对大桥收回成本很有信心。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