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人类历史上，大概没有哪个地域、哪个族群的人，比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人们更喜欢筑城了。“无邑不城”,只要是人扎堆的地方就得围起来。学术界也一般把“无邑不城”作为中国古代都城的一个显著特色来加以强调：“城墙是构成都城的基本要素，没有‘城墙’的都城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如果我们说，从二里头文化诞生到汉代，在这两千余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城（都邑）是没有城墙的，甚至可以说是不设防的，你相信吗?“大都无城”,就是我们对汉代及其以前中国古代都城形态的概括。

要讲清这个问题，就要先了解城市这个概念。城市是一种区别于乡村的聚落形态，出现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国家与前国家社会的关键区分点。古代城市往往是区域或社会组织的中心，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都城就是这类城市的重中之重。可见城市的本质特征中并不包含城墙，有没有城墙是从空间布局、从有无防御设施角度来说的，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城墙。考古学所观察到的现象是，在中国城市发展的早期阶段，并非所有的城市都有防御设施（城墙）,“大都无城”概念的提出，正是出于这样的观察。

我们试着勾画出中国古都的一个框架。都邑几乎是伴随着国家出现的，是国家的权力中心。来自最早的国家都邑二里头至曾魏邺城前近2000年的时间里，都城空间构造的主流，是都邑不设防，有宫城而无外城墙，这种现象在二里头、殷墟、周原、丰镐、洛邑、秦咸阳、西汉长安和东汉洛阳等一系到都邑中有清晰的显现。这与国家强盛的国势、军事和外交优势、作为“移民城市”的居民成分复杂化、对都城所处自然条件的充分利用等，都有一定的关联。在这一早期中国都邑布局的观察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二里头时代的到来，这是“大都无城”传统的肇始。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中间的宫城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形状，特别像现在的紫禁城，其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如果将二里头时代的聚落形态与该地更早的龙山时代做比较，最大的变化是中心聚落面积的大幅度提升，由龙山时代的十余万至数十余万平方米，扩大至300万平方米。但在逾半世纪的田野工作中，我们却一直没有发现圈围起整个二里头都邑聚落的防御设施，仅知在边缘地带分布着不相连属的沟状遗迹，应具有区划的作用。由此可以推知，进入二里头时代，聚落内部社会层级间的区隔得到强化，而与此同时，对外防御设施则相对弱化。究其原因，不能不考虑到都邑内的居民。二里头可能是最早集聚了周边人口的中心城市，其人口由众多小规模的、彼此不相关联的血亲集团所组成，这种特征又与其后的殷墟和西周时代的都邑颇为相近。可以说，“大都无城”是最早的“中国”初兴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大都无城”的一个例外是战国时期。春秋时，大部分城市依然是没有城墙的。如晋都新田就没有外城墙，而东周王城的战国城墙的两侧都发现了春秋大墓和车马坑，说明春秋时东周王城也根本没有城墙，到了战国时期才出现了城围，也就是有了防御设施。这种特点在战国时代韩都新郑体现得更为明显。韩人放弃了难以防守的双洎河南区域，而以双洎河与黄水河的宽深河谷为天然屏障，沿双洎河北岸另筑了一道城墙；同时加宽、加高了新郑的北、东城墙，沿城墙内侧修筑道路，形成“环涂”。如此种种，都凸显了强烈的军事防御色彩。可以看出，到了战国时期，都城普遍修筑城墙，是社会矛盾尖锐、列国对峙兼并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战国的这种情况并不属于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都城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环节。在将近2000年的时间里，只有几百年的时间是有城墙的，这以后很快又回到了“大都无城”的状态。

再看看秦国的都城咸阳，我们发掘了这么多年，根本没有找到城墙的痕迹，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它不可能有城墙了。文献记载曾经两次有狼群进入秦咸阳城里，狼群如果能进去，恐怕没有严丝合缝的城墙防守。咸阳北坂上有非常大的宫区，仿照六国宫殿的大型建筑在考古学上都被证实了，但就是没有大城圈。依战国时秦国和秦始皇那种气魄，一直是向外扩张的，所以根本没有筑城的必要。连阿房宫一带都是整个都邑的一部分，法天、象地、象北斗，如此巍巍大气，还需要用土围子围起来？再往后看看汉长安城。我们所发现的汉长安城城圈只是内城，因为城外还有大量的手工业和商业遗迹，构成首都圈的概念，有帝国之都的气势。可见，越是国力强盛，就越有这样的文化自信。《左传》中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国力强盛，又何必要城呢？这和我们现在说人民子弟兵是钢铁长城是一个道理。

如今，北京城成了一个新的“大都无城”,上海也从清代的小城圈到现在变成了完全的“大都无城”——国际化大都城。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墙的或有或无伴随着整个城市演变的过程，“大都无城”是其中一个波澜壮阔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许宏《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农耕词汇是一类独特的语言资源，与农具、环境和农业耕作方式等农业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现代工业社会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使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社会语境下，农耕词汇并未完全消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迸发出新的活力。一方面，播种、栽培、嫁接、灌溉、施肥、耕耘等常用农耕词汇，在使用与传播的过程中纷纷发生语义泛化现象，融入了汉语的基本思维习惯，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部分农耕词汇不仅自然融入大众话语之中，还现身于新闻话语、学术话语等专业话语中，并在与这些专业话语的良性互动中显示出无可比拟的表达优势。

一、一类农耕词汇与农事生产活动有关，如耕、割、播、藏、锄等。“耕”指用犁翻松填土以备播种。“深耕”是土壤耕作的最基本措施，播种、插秧等农事活动之前必先犁田，上翻深层土壤，下盖浅层土壤，耙地等耕作劳动必须以深耕为基础。中国自古就有“深耕浅种”“深耕细作”等表达。在当今社会生活中，“深耕”一词的使用愈加广泛，与其相关的新闻话语表达越来越常见，如“深耕国内市场”“深耕本土文化”“深耕数十载”等。

另一类农耕词汇与耕地类的农业生产工具有关，如耙、犁、磨等。“耙”原为名词，指由竹、木质长柄及铁、竹或木制梳齿耙头构成的用于平地、接草、搜剔土块、摊翻物料、聚拢谷物等活动的手工农具，后引申为动词，指用耙子平整土地，或聚拢、摊开谷物和柴草等。“耙梳”一词在“耙”的基础上构成，字面上表达了使用耙子这种农具进行平土、掉谷等特定农业生产活动，实指整理、梳理。当前学术话语中，“耙梳史料”“耙梳文献”“耙梳历史”等表达出现的频率逐步升高。

上述语言现象与农耕词汇在形成、发展和使用过程中呈现的特征密切相关。农耕词汇的形成与发展充分体现了语言的体认性。语言学家王寅在其语言学理论“体认语言学”中，主张语言来自对现实世界的“体”（互动体验）和“认”（认知加工），强调“体验”，凸显身体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中国人在“体认”实践中认知世界，创造并使用语言，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图景。这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生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一方面，身体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体验，促进了语言和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深耕”“耙梳”等源自农耕生产的词汇，生动勾勒出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的热闹场面，鲜活再现了忙碌的农耕劳动场景：人们充分调动身体资源，手脚协同配合，熟练地使用农业工具平整土地、翻松土壤。与此同时，长期的农耕生产活动使人们建立起对以土地为代表的大自然的深厚感情，孕育出独特的中华农耕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思想及人类能够抗衡大自然的“人定胜天”观念。

另一方面，语言与文化对各种身体经验作出忠实记录，并在身体与世界的互动体验中不断丰富完善，也反过来对身体施加重要影响。“寒耕暑耘”“精耕细作”等根植于农业生产的农耕语言，切实指导着人与自然打交道的农耕生产实践，引领人们在掌握时节交替变化和万物生长规律的基础上养育万物。“天人合一”“人定胜天”等以语言形式流传下来的文化观念，将天、地、人和谐统一起来，成为农业实践的参照系。这些语言文化观念深刻影响着以身体为中介的农事活动。它们不仅间接调节身体的物理性机能，还通过不断重构人们对身体与世界的认知，调节身体的社会性机能，让人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造世界、使用语言和创造文化。

农耕词汇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体认性，赋予此类表达强大的情境性、瞬时性与生动性，展现出优秀的语言表现力。

（摘编自胡雯《农耕词汇在当代语境焕发生机》）

材料二：

语言发展究其根本有三个方面的推动力：一是体认对象的发展变化，二是认知主体认知能力的提升，三是前两方面之间的互动对语言表达的需求。

体认对象不是静态不变的，而是随时空发生动态的同质或异质的改变。体认对象处于同质时，物理属性如形状、颜色、大小等可能会发生变化。例如地理环境的变化使“橘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于是对同一事物体验的深度得以增加。异质的改变涉及物质世界中新旧事物的更替，同样为主体提供了丰富的体验场景。譬如电脑和网络的发明使体认对象拓展到虚拟世界，拓宽了体验的广度。另外，身体不仅处于物质世界中，也存在于社会世界里，语言的发展与作为体认对象的社会密切相关。社会制度更替、全球化进程等社会因素也会丰富人们的体验，并产生以社会世界为依托的复杂概念。

认知能力的提升使认知主体对于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所获经验的心理投射能力增强，对语言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除了受益于丰富的体验，主体的认知能力还受到生理条件的制约，且与物质世界中体认工具的优化相辅相成。譬如，原始人类所获的感觉信息仅停留在物质世界中肉眼可见的表层，感知还受限于躯体的空间移动。但现代人发明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拓宽了自身原有的视觉范围，虚拟现实技术使主体对事物的识解也不再局限于当前所处的空间位置。这些体认工具辅助主体扩展对体认对象的体验和认知边界。

体认对象和认知主体的发展拓宽，加深了两者之间的互动，新生概念不断涌现，语言表达的需求不断增加，由此促进了语言的发展。语言的发展既依赖于物质世界、社会世界和心理世界体验的丰富化，也受制于主体躯体和认知能力的改变，更受二者互动的影响。反过来，语言作为思维和知识的载体，为人类的进化创造条件，最后不仅扩大了客体的体验范围，而且帮助主体突破躯体体验和认知的极限，为语言系统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摘编自林正军张存《体认语言观阐发》）

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是我国古代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和技巧。即按照一定的义例，通过选择特定称谓或在叙述时使用某些字眼，是非分明而又简约、含蓄的表明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道德评判，以达到征实和劝惩的目的。它以合乎礼法作为标准，既包括不隐晦事实真相，居事“直书”的一面，也包括“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曲笔”的一面。

春秋笔法作为中国历史叙述的一个传统，来源于据传为孔子所编纂的《春秋》。左丘明把它概括为“微而显，智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意思是，《春秋》的记述，用词细密而意思显明，文字简约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诫邪恶而褒奖善良。《汉书·艺文志》记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集，《春秋》则开启了私人著史的先例。它从当时的伦理道德出发，以定名分、明等级作为评判人物和事件的标准，“褒贬劝惩，各有义例”，有时一字暗含褒贬，由此形成了所谓“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左传》，继承和发扬了这一精神，在叙事中敢于直言不讳，往往以“礼也”“非礼也”来评判人物或其行为，表现了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它的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书中不少地方揭示了权势者暴虐淫侈的行为，表彰了许多忠于职守、正直和具有远见的政治家，反映出儒家的政治理想。

《春秋》中对“郑伯克段于鄢”一事的记载，集中体现了“春秋笔法”的特点。对此《左传》解释：“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意思是说，由于段未遵守做弟弟的本分，所以就没有用“弟”这一称谓。而由于他们像两国君主一样交战，所以郑伯对段的胜利也就称之为“克”。称“郑伯”，不称“庄公”，则是讥刺他没有尽到教育兄弟之职责。同时除掉共叔段是郑伯的本意，共叔段也是被赶走的，不是主动出奔的，所以也不言其“奔”，同样有责难庄公的意思。由此可见《春秋》用笔之精细，而《左传》也继承了这一叙事的特点。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权臣往往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以礼义为标准的历史叙述笔法，已失去了它的威严。坚持这一原则，有时可能招来杀身之祸。齐国太史就曾因直书权臣崔杼的“弑君”之罪，兄弟三人接连被杀。董狐冒着风险写下“赵盾弑其君”，因此孔子称赞他，后人推崇他，正是表彰其坚持原则的刚直精神。这种精神为后世正直史官所继承，成为我国古代最崇高的史德传统。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其史学评论著作《史通》中，对中国史学“奋笔直书，彰善贬恶”的优良传统做了深入的论述，在他看来，“直书”就是要善恶必书，不虚美，也不隐恶。他称赞了历史上那些“仗义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的史家，认为正是他们敢于“记功司过，彰善瘅恶”的精神，体现了历史的公正无私。

（选编自人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中国文化经典研谈·教师用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