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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文本细读”是被普遍使用的批评方法。往久远了追溯，中国古代的诗文评话语系统大都可以算作“文本细读”。从批评模式上看，这些批评实践虽然有着不同的文本聚焦点，但都可以统称为“文本批评”。王先需、胡亚敏主编的《文学批评导引》中写道：“‘文本批评’指一种立足文本、分析和阐释文学文本各要素的批评方法，文本成为这一批评的出发点和归宿。”受这一批评范式的影响，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在总体上经历了一次大的转型：在此之前，文学批评主要奉行的是社会历史批评，批评家主要关注的是作品与社会人生的关系、作品蕴藏的现实意义。后来，批评家越来越关注文本内部研究，作品被看作独立存在的世界。对文本全部内容的阅读、阐释、评判，才是批评的首要职责。这一转型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本批评”模式及其所采用的细读法经常遭受的质疑是：割裂文本与外部的联系是不合理的。美国文论家韦勒克作为英美新批评的后期代表人物，对此亦有反思。他在《批评的诸种概念》中写道：“我曾将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称为‘内部的’研究，将对作品同作者思想、社会等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称为‘外部的’研究。但是，这种区分并不意味着应忽略甚至是蔑视渊源关系的研究，也并不是说内在的研究不过是形式主义或不相干的唯美主义。”这就是说，韦勒克把文学研究与批评分成“内部的”研究与“外部的”研究两种形态，而二者又是潜在地、深刻地联系着的，内部研究要顾及外部关系，外部研究要隐含内在的文本。文学文本是作家在特定的时代、环境、心理下创造出来的，必然带上写作者的主体性特点，与作者所处的时代、社会有着或隐或现的联系。尽管“文如其人”未必是绝对真理，也常常有“文”与“人”不一致甚至矛盾的时候，但“以文证人”或“以人证文”，依然是有效的文学研究路径。在细读式批评中，联系作家本人、社会背景，对深入、准确地理解文本，是有益而无害的。

事物的发展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人们意识到“文本批评”模式存在的问题之后，就纷纷跑到接受美学、意识形态批评、文化批评的怀抱中去。他们在分析文学作品时，不太关注文本自身的内在逻辑，而是更加关注其中暗含的“倾向性”。这时候，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对作品自身逻辑的细读，在批评实践中受到忽略了。这是我们在当下呼吁重建文学性、加强文本细读的一个重要背景。因此，在批评实践中，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需要双向运动，形成一种互动、互生的立体运行。只有这样，批评家才可能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作品。

文本细读以文本研究为基础，又融入了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分析学等方法，似乎更吻合读者的口味。它以“内部批评”为中心，又承袭了既往的社会历史批评，成为一种兼容并蓄的细读式批评。这正如陈晓明所说：“试图从小说艺术、思想特质以及历史语境三个维度来展开对文本的解读，由此来突显当代中国小说的艺术变革所创造的新型的文学经验。”细读法首先对文本内部研究有用，但也适用于外部研究。之所以我们关注外部的某个因素，是因为文本内部有一定的“触发点”，正是这一点引导评论家去进行相关的外部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细读法可以很好地连起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

因此，好的文学批评，对于解读对象，既要“入乎其内”——精读作品，又要“出乎其外”——跳出作品，即从个别、特殊走向普遍、共性。坚持以作品为本体、为核心、为“属地”，批评可以引入社会、人生，引入作家、读者等维度，但须在文本相关的范畴内，不能话题无边、“喧宾夺主”。理想的做法是，在解读文本的进程中，渗透或者暗示出外在的部分和必要的背景来，而不损害对文本的关注和解读。优秀的、杰出的文学作品往往是对世界与人的隐喻、象征，要通过细读找到文本内外诸多因素的复杂关联。因此，文本解读要跳出作品中的有形时空，努力进入文本中蕴含的无形境界——形而上王国。

这其实需要批评家有更丰富的知识、学养和出色的感觉、才华。一个批评家要懂得多种文体的艺术规律。当下很多评论家介入文学创作，这是很好的事情。这样的评论家在细读、批评作品时，才容易深入肌理、细部、空白处，进而达到对整个作品的宏观把握。由于打通了创作与批评，他们的思维也不局限于作品，他们往往更关注广阔的社会人生。这其实也有助于推动文学批评的发展。在批评实践中，还需要评论家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细读式批评，着力的是对文本的剖析、阐释，批评家的判断、评价，就包含在述评中。你不能把一般作品说成是优秀作品，把优秀作品拔高到伟大作品，坚持艺术标准是至关重要的。这使人想到马克思、恩格斯对斐·拉萨尔历史剧本《济金根》的评价。他们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剧本，认为故事情节让人“惊叹不已”“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都高明”，另一方面坚持“最坦率”的批评，指出了剧中人物身上的“席勒式”的概念化倾向。由此，他们还升华出一系列文学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对经典作家的批评实践，值得我们很好地研习与借鉴。

（摘编自段崇轩《用细读法贯通文学的内外部研究》）

材料一：

不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中坚力量，并不否定古代文化传统中蕴含的优秀因素，更不是将之全盘推倒。鲁迅早在1907年就在主张迎受“世界之思潮”的同时，说要“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要另开新路而不失古代文化的根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人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的独立，不怕攻击、嘲骂，勇猛批判古代文化传统中的封建专制主义及与此相连的观念的种种危害。在他们的“反传统”斗争中，恰恰生动体现出古代传统文化中最可贵的因素，说明他们身上流着本民族固有的健康血液。在他们身上，古代大批志士仁人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包括儒家所具有的“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烈地表现出来。

对于原始儒家孔子，他们也大多肯定其历史地位和现代之价值。李大钊就表示，孔子“确足为其时代之哲圣，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他认为“孔子之说，今日有其真价，吾人亦绝不敢蔑视，惟取孔子以助益自我之修养，俾孔子为我之孔子可也”，只要不作为偶像来禁锢国民的思想，“孔子固有之精华”“将发扬光大之”。陈独秀说“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他在1915年发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发难之作《敬告青年》中提出的“六义”中，说到“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一条时，就提到“孔墨”，显然认为孔子是具有进取精神的。他肯定“儒术孔道，非无优点”，他反孔道，主要是反对独尊儒学，“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和“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鲁迅也从未断然否定过孔子本人。

儒家传统中的尊长爱幼、重视维系家庭关系和兄弟朋友互相扶助等道德品质，在很多人的实际生活中体现出来，如鲁迅敬养母亲，顾全家庭兄弟亲情， 比一般声称服膺儒家道德的人做得还好。胡适虽不满母亲为他定下的婚姻，但为了对得起早年守寡把自己辛苦养育成人的母亲，没有违背母亲的意愿，结了婚；鲁迅也是这样。也就是说，当时虽常常笼统地说反对“三纲五常”，实际上他们主要反对三纲的伦理规范，对道德层面的五常并不一概否定。

他们更尊重中国古代学术的价值。其中很多人还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决不轻视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他们只是反对复古、守旧，要求用现代的科学精神进行整理和分析。鲁迅的小说创作，一面自觉接受优秀外国文学的影响，深切表现人的心灵，真实反映社会现实，同时又出色地运用与展现中国古代作品民间艺术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他赞赏陶元庆的绘画 “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其实他自己的文学写作也是如此。

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坚决反对、彻底否定古代文化传统中出自后世儒家建立在严格区分尊卑贵贱的“三纲”伦理原则基础上的专制主义，而这是完全正确的。对于这种专制主义确实“断然不能相容”。前些年国内外都有一些学者说“五四”割断了中国文化传统，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源远流长的传统是不可能割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无意割断，它只是力图割断其中的专制主义思想传统，并不是全部。而由于专制主义思想是古代文化传统中的核心部分，因而五四新文化开创出与古代文化传统大为不同的新文化传统，迎来了与漫长的帝制时代有本质区别的伟大的新时代，即如李大钊当年所说的“新纪元”。事实上，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及与之紧密相连的群众性的“五四”爱国运动，为坚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和一些民主党派，做了思想、组织和干部上的准备， 也才有了后来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

（选自王铁仙《两种中国文化传统：区分、辩证与融通》，有删改）

材料二：

王元化在20世纪90年代反思新文化运动激进主义时，认为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的《中国人之自觉》中提出的以下观点值得肯定，即对以往的思想要区分两个层面：超越时代的“思想的根本精神”和思想受派生其时代所支配的具体观念，应当学习前者体现的智慧，而后者往往随着时代变迁而过时。他指出新文化运动反孔批儒的失误或者说片面性，在于只抓住了后者而忽视了挖掘前者，因而只承认孔子儒学的历史价值而否认其现代价值。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对儒学的前一层面不能说丝毫没有认识，如陈独秀在批孔的同时指出：“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乃为世界实践道德家所同遵。”但应当说王元化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上述反孔批儒的三个方面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确是从后一层面展开的。不过，只有深入揭示后者，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前者。这在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梁漱溟身上就有所体现。他这样评价陈独秀上述的“猛勇”攻击孔教的话：“陈君这段话也可以说是痛快之至，在当时只有他看的如此之清楚！”由此他也“清楚”地认到：孔家礼法“数千年以来使吾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威权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性不得伸展，社会性亦不得发达”；“古代礼法，呆板教条以致偏欹一方，黑暗冤抑，苦痛不少”。可见，正是新文化运动对于孔子儒学在后一层面的批判，使得梁漱溟认识到儒学的根本精神另有所在。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反孔批儒对于把握儒学的根本精神具有建设性意义。正如现代新儒家贺麟所说：“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呈露出来”。这意味着新文化运动反孔批儒，对于儒学的新发展也具有历史正当性。

（选自陈卫平《新文化运动反传统之辨析 》，有删改）

在中国所有艺术门类中，诗歌和书法最为源远流长，历时悠久。它们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峰。正如工艺和赋之于汉，雕塑、骈体之于六朝，绘画、词曲之于宋元，戏曲、小说之于明清一样，它们都分别是一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

与唐诗一样，唐代书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初唐的书法，由于皇室宫廷的大力提倡，其风度体貌如同从齐梁宫体摆脱出来的诗歌一样，以一种欣欣向荣的新姿态展现出来。王羲之的真实面目究竟如何，兰亭真伪应是怎样，仍然可以作进一步的探究。但兰亭在唐初如此名高和风行，像冯、虞、褚的众多摹本，像陆柬之的文赋效颦，似有更多的理由把传世兰亭作为初唐美学风貌的造型代表，正如把刘希夷、张若虚作为初唐诗的代表一样。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和多种兰亭摹本，确是这一时期书法美的典型。那么轻盈华美、婀娜多姿，或娟婵春媚、云雾轻茏，或高谢风尘、精神洒落。

走向盛唐就不同了。孙过庭《书谱》中虽仍遵初唐传统，扬右军而抑大令，但他提出“质以代兴，妍因俗易”，“驰骛沿革，物理常然”，以历史变化观点，强调“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明确把书法作为抒情达性的艺术手段，自觉强调书法作为表情艺术的特征，并将这一点提到与诗歌并行，与自然同美的理论高度：“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就像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以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召唤着盛唐诗歌到来一样，孙过庭这一抒情哲理的提出，也预示盛唐书法中浪漫主义高峰的到来。

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和狂草，如李白诗的无拘无束而皆中绳墨一样，它们流走快速，连字连笔，一派飞动，“迅疾骇人”，把悲欢情感极为痛快淋漓地倾注在笔墨之间。并非偶然，“诗仙”李白与“草圣”张旭齐名。韩愈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天地万物之变，……一表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不只是张旭的狂草，这是当时整个书法的时代风貌。《宣和书谱》说贺知章“草隶佳处，机会与造化争衡，非人工可到。”一切都是浪漫的，创造的，天才的，一切再现都化为表现，一切模拟都变为抒情，一切自然、世事的物质的存在都变而为动荡情感的发展行程。

（摘编自李泽厚《盛唐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