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杜甫被国人尊为“诗圣”，其诗歌被称为“诗史”。杜诗的翻译历来受到国内外翻译家的重视，国内目前翻译杜诗最多的是许渊冲先生，而海外翻译最多的是宇文所安①，他翻译了杜诗全集。

在杜诗的海外译介和传播方面，西方人占有很大优势。无论是翻译人数，还是翻译篇数上，都要多于中国人自己的翻译，西方人在杜诗译介和传播方面掌握着主动权。许渊冲被誉为“诗译英法第一人”，但在国内，研究宇文所安杜诗翻译的论文更多，而研究许渊冲杜诗翻译的论文较少。在对二人的杜诗译介也呈现两种大相径庭的观点：一种对宇文所安翻译杜诗全集的努力表示赞赏，认为其翻译能较大程度地接近杜诗的原旨；另一种则称颂许渊冲先生翻译的都是杜诗的经典，译出了杜诗的神韵。宇文所安与许渊冲的杜诗翻译，哪一个更优美和准确，是否有高下之分？他们的杜诗译介是否存在误读？二者的翻译原则、翻译技巧和策略是否存在差异，这与他们身份和文化背景有何关系？

不同译者对诗歌翻译的韵律、节奏以及思想感情表达等方面，都遵循各自的原则。许渊冲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化为另一种语言的艺术，他在翻译诗歌时，采取“三美”原则。他认为翻译不仅要忠实于诗歌原意，体现出音美和形美，更重要的是再现原文的意境美，比如象征意义、双关意义等，也就是要注重“意美”。宇文所安在翻译过程中力求流畅通顺，采取直译的方法，他说：“多数情况下，我宁取表面笨拙的译文，以便让英文读者能看出一点中文原文的模样。这种相对直译的译文自然僵硬有余，文雅不足。”宇文所安的直译原则契合赖斯和维米尔目的论的“规则”：译文由其目的决定；译文内部必须连贯；译文必须与原文连贯。许渊冲和宇文所安的不同翻译原则直接造成了二者译本的不同效果。实际上，直译和“三美”原则并不是完全冲突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有所融合，从而丰富译诗的形式。

翻译技巧是译者在翻译理念的指导下，用来达到翻译目的的具体操作方法。基于翻译原则的不同，许渊冲和宇文所安的翻译技巧亦有所差异：前者是创造性翻译，而后者是内容优先式翻译。许渊冲曾说：“如果把作者比作父亲的话，那译者就可以比作母亲，那译诗就是父母结合的产儿。产儿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像父亲，也不会一点不留下母亲的胎记。译诗不可能百分百等于原诗，也不可能不留下作者再创造的痕迹。”与许渊冲不同，宇文所安以内容优先，希望能呈现杜诗多样的风格：“作为译者，我确信这些作品的‘中国性’会得以显现：我的任务是发现这个谱系差异的语言风格”。

作为中国翻译家，许渊冲虽然具有丰富的翻译经验，但为了追求诗歌的音美、形美、意美的极致效果，在翻译过程中采取了创造性翻译，有时为了传达杜诗的意境美，并没有很好地表达出具体词句的原意。相比之下，宇文所安的翻译策略是为呈现杜诗的完整性服务，在内容与韵律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忠实于内容，叙述出一个个逻辑合理、字词对应、情节完整的故事，成为宇文所安杜诗英译的显著特色。

翻译并不是一项仅涉及语言能力再现的活动，而是实现不同文化交流的语言转换实践性活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总会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去解读另一种文化，其过程必然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文化过滤。“由于接受主体不同的文化传统、社会历史背景、审美习惯等原因而造成接收者有意无意地对信息交流选择、变形、伪装、渗透、创新等作用，从而造成源交流信息内在内容、形式发生变异。”

【注】①宇文所安，原名Stephen Owen，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美国著名汉学家，现任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

（摘编自梅启波《杜诗英译的原则、策略与跨文化传播的话语权——以许渊冲与宇文所安的杜诗英译为例》）

材料二：

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复制原作内容和形式，再现原作的艺术现实，创造一个新的艺术实体。作为一种再创作的文学翻译最重要的功能是满足社会的美学要求，使译文读者能够享受到和原文读者相同的美学感受。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用本族语言的艺术形式，再现原作的形象、情感和语言的艺术美。

艺术形象是文学作品的基本单位，文学作品就是由众多的艺术形象组成的形象体系。任何小说都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一部小说的美感也是同人物性格的塑造分不开的。翻译文学作品时，就要尽量把原文中人物的神态、动作和口气表现出来，让读者感知人物的性格。文学作品之所以感人，使人受到启迪，获得美的享受，不仅是它的人物形象具体可感，更重要的是包含在人物形象中的情感。它体现的是作者的爱和恨，传达了作者的作品态度。文学作品的语言手段不只是语言外内容的中介，而且是作品的美学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属于文学作品的美学结构。我们在进行文学翻译的时候既要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又要注意语言的表现力，才不会影响原作美学价值的传达。拿莎剧的翻译为例。莎剧是戏剧，同时又是诗，而且基本上是用有格律的韵文行所组成，叫做戏剧诗，现今又叫诗剧。在翻译它们时就必须考虑它们的节奏声调之美。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选词造句都有自己的特色。原作者在英语原文中运用的语言形式，是为了让他的读者得到一种形式上的审美享受，而我们的译作则应通过译者让中国读者也享受到同样或相近的审美效果。

思维方式、思维特征和思维风格是语言生成的哲学机制。作为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转换的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活动，而且还是一种思维活动。我们在翻译实践中遇到的许多困难，正是由于语言对思维的支配作用而造成的。

思维的差异会给文学翻译造成影响。如思维风格不同，句子中心各异，会影响译文质量，破坏原文美感。英语习惯把要点在句首先说，而汉语习惯最后点出话语的信息中心。又如思维侧重点不同，造成表达形式各异，进而影响译文的自然、流畅。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在翻译中如果我们忽视了这种由思维差异而造成的句式特点，那么我们的译文会支离破碎，或会冗长板结。如果把“Mary didn’t remember her mother who died when she was two years old”译成“玛丽不记得她那在她两岁时死去的母亲了”，就有悖于汉语表达法。

（摘编自云虹《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审美》）

材料一：

题画诗的出现首先促成了画与诗的融合。清人沈德潜在《说诗畔语》中说：“唐以前未见题画诗，开此体者老杜也。”遂将杜甫奉为题画诗的开山祖。查阅画史，其实早在汉代画功臣烈士像时，为表彰其功勋，存乎借鉴，题画便已应运而生。只不过当时是以“题榜”的形式存于画上，古人谓之“左图右史”。题榜可以说是题画诗的滥觞。题画诗的出现为画与诗的融合创造了条件，只是这与后来画家自己直接在画上题诗，构成画面有机的一部分，成为画家自觉的艺术追求还是两回事，像唐代卢鸿、王维那样自题自画的士大夫画家是绝少的。题画诗的真正兴盛与文人画的发展密不可分。文人画的绘画主体为既精于诗书，又擅画的文人。在宋代苏轼、米芾等文人的大力倡导下，诗画融合的艺术形式日臻绚烂多彩。

以诗入画也推动了诗画的结合。从所知资料来看，南北朝时期顾恺之的一系列作品即是以诗入画，如《女史箴图》取材于西晋张华的诗篇，《洛神赋》则是从曹植的同名诗篇演绎而成，可算是最早的诗意画。这种形式在北宋时期得到了长足发展。《林泉高致》中有郭熙“尝所诵道古人清篇秀句，有发于佳思而可画者”的记载。最可靠的记载则是徽宗时代画院“如进士科下题取仕”，即以诗为试题来考聘宫廷画师，如出题“乱山藏古寺”，中选者画荒山中露出佛寺的幡竿而不画出佛寺，以表现藏于深山的意境。从当时的标准来看，乃是注重画家对诗的体会是否真切，画的意境能否与诗的意境融为一体。这种画与诗的结合，虽然还不是画家自题自画 “诗画一体”的完全形态，但画与诗的不解之缘到北宋已经完成。

画与诗在艺术精神和创作意境上的完全融合，是诗画融合的第三个阶段。将画与诗在精神上的结合把握得最精准的，当推北宋时期以苏轼为代表的几位文人书画家。苏轼以一个目光深邃、胸襟宏阔、富于哲理的诗人眼光去审视绘画，对绘画的许多卓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提出“士人画”概念，认为绘画并不是简单的描摹物象，更重要的是要具有诗的品格和意境。

他极为推崇王维之作：“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对绘画明确提出了一个“画中有诗”的审美标准，大力倡导诗画的融合，另如“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等，把“无形画”和“不语诗”相提并论，完全打破了两者之间的非可比性，使之达到可以互相换位的程度，这就使绘画突破习见之樊篱，进入一种更富创造性的新阶段。

其实“诗画一律”在宋代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声音，许多文人都有类似的说法，黄庭坚在《次韵子瞻子憩寂图》中称赞李公麟是“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写出无声诗”，是说李公麟把胸中的诗，不是用诗句说出来，而是用淡墨把它画出来了。在他看来，李公麟的画本质上是诗。正是由于苏轼、黄庭坚等文人的极力推崇，使得“无声诗”成为后人称谓绘画的代名词。这种在本质精神上对中国诗画的把握，再加之苏黄等人在诗坛上、画坛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对诗画精神、意境以及形式上的进一步融合，起到了理论基础和推波助澜的双重作用。正因如此北宋末期徽宗画院的作品中已出现用诗、书、画共同组成画面的作品，就不足为怪了。

谈到此，我们不能不说如果没有书法这一媒介，画和诗的融合是达不到水乳交融的境界的，书法实际上成了诗画在画面上结合的一个关键因素。画有画风，书有书风，把诗书写到画面上并与画合二为一，不仅要求诗画的意境相通，更要求书风和画风的一致。在画面上直接题诗的风气是在元代开始兴盛的。这里面起主要作用的是赵孟頫、“元四家”等，究其原因，不外乎题画诗经唐宋人的探索已经成熟，诗画为一的观念也已形成，且元代著名画家又多是兼善诗、书、画的，故而自画自书的形式便十分普遍。明清两代文人更是善于此道，恪守了诗画融合的传统。

（摘编自腾讯网《诗画结合的中国画》）

材料二：

钱谦益认为诗、书、画具有相通性，士“未有不汲古、不攻文而可谓之善画者也”。书画不仅在具体的用笔方法上相似，更需要以学养为底蕴。这种诗书画相通的独特看法，与其诗学观念“经史结合，唐宋皆宗”和“转益多师”的主张有内在关系。他在《题桃溪诗稿》里说：“渔山不独善画，其于诗尤工。……昔之论画者，谓画之为屋木，犹书之有篆籀。”开头说的渔山为清初画坛六家之一的吴历，善画山水，曾随钱谦益学诗，随王时敏学画。

除诗与画的创作都需要学养功力外，钱谦益还认为诗与画在意境方面可以相通，好的画作具有诗歌所能表现的意境。在《又题项孔彰雁字诗》中，钱谦益看到项孔彰所绘的《招隐图》，以为此画备极山川林麓晴雨晦明之妙，又称赞项孔彰的《雁字诗》是“发之于诗，气韵生动”。“气韵生动”本是画学术语，钱谦益用以形容诗歌，是为了说明此诗充分表现了画境，使人“如度雁门、遵衡阳”，仿佛亲见画中的雁行飞翔，恰如“袁海叟《白燕诗》中‘月明’雪满’二语”，使人难分“诗耶画耶？诗中之诗，画中之画耶？”这是就诗与画在意境上的相通而言的。

（摘编自王迪《钱谦益、柳如是的书画题咏及文艺思想》）

题 画

【明】沈周

碧水丹山映杖藜，夕阳犹在小桥西。

微吟不道惊溪鸟，飞入乱云深处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