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认为词自是一家，从而在婉约风格之外有意识地大量创作豪放词，使词突破了狭隘的儿女艳科，成为士大夫们抒写怀抱、议论古今的工具。举凡怀古、怀旧、记游和说理等可以用诗来表达的题材，他都尽情入词，使词恢复到诗词未分之阶段，使词诗化、散文化，这就是他的“以诗为词”，也正是他进行词体革新的关键所在。

那么究竟什么叫“以诗为词”呢？“‘以诗为词’，按照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把诗的作法、风格引入词中。”（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朱靖华在《苏轼“以诗为词”促成词体革命》一文中也指出：“苏轼‘以诗为词’的主要特点，在于他把词和诗看成是同等地位的文学样式，……有意识地把诗的意境，诗的创作方式尽情入词。”

词至苏轼，在描写领域给人以全新的感觉，凡是可以入诗的题材均可以入词。词可以咏史吊古，可以说理谈禅，可以用象征寄托幽思，可以借音节抒写情怀。在苏轼的眼里，词之取材与诗无异。他把“缘情”与“言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词品与人品高度地统一融合起来，使词的创作走向正视现实、社会与人生的道路，极大地拓宽了词的取材范围。

词长于言情，而苏轼能够充分利用这一长处写出新意，拓展词境。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将悼念亡妻与感叹个人身世熔为一炉，悼亡妻，情真意切；叹身世，感慨万端。在此类词中，更为瞩目的是，苏轼在大量描写歌妓侍妾的词中，没有将描写的重点放在对方的色相上，更没有调情嬉戏的描写，而是把视点放在了对她们品质人格的赞颂上和对她们命运遭遇的深切同情上。

词中所写的离别情意，此前多局限于男女情事，而苏轼词中的离情别意多系表达与友人的深情厚谊，并借此抒发人生感叹，颇似唐代的离情诗。如《满江红》（天光无情），在抒写依依不舍的离情的同时，抒发人生之叹、田园之想；又如《江城子》（别徐州），在写离情时又抒发沦落之感。品读苏轼的这类词，看不到艳情的宣泄，嗅不到胭脂的气息，这些词与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抒写离情的名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苏轼还将劳动者的生活作为词的描写对象，开启了词的新领域。如《渔夫》四首，写渔民生活；《望江南》（春已老），写春日农忙景象；《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写儋州春日备耕祈求丰收的农村景象等。他将视角投向社会底层劳动者，描写田园风光、农村风情、农民生活，丰富了词的内容，为词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苏轼词集《东坡乐府》中不难发现，词这一本来内容单一贫弱的领域在此已异彩纷呈，绚丽多姿。无论是咏物言情、记游赠答，还是怀古发论，谈禅说理；无论是感时伤事、送别悼亡，还是田园风光、身世友情，他都能用词来吟唱。他的“以诗为词”的确扩大了词的取材范围。正如刘熙载所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可以这样说，词至苏轼，词境始大，词格始高，词体始尊，取得了与诗同等的文学地位。

       （选自崔永创《苏轼“以诗为词”的革新意义》，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为何要把劳动课设置为中小学独立课程？我们来看两组数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曾做了一次“青少年学生劳动状况调研”，调研数据显示：家庭劳动教育缺乏严格要求，学校劳动教育的激励与条件不足，中小学的劳动教育需要进一步加强。

材料二：

针对有人大代表建议将《劳动教育》教材纳入教科书目录，教育部在日前公开的对人大建议的答复中明确表示，劳动教育以实践为主，全国各地情况差异较大，全国不统一使用一种教材，鼓励学校紧密结合地方经济文化和学生生活实际开发、利用课程资源。

一说劳动教育，有人首先就想到找一本课本做指南，这十有八九是“路径依赖”了。究其根源，在于忽略了劳动课与文化课的显著不同。不管是数理化还是文史哲，在学习过程中的确有一个对知识的消化理解和吸收运用的过程。相比之下，劳动课没有明显的知识层级差异，既不能说会炒鸡蛋比会炒饭高级，也不能用会不会某项技能作为考核评价标准。此外，劳动课带给学生的收获是多方面的，远不止体力层面的动动手脚、出出汗。据此前相关报道，很多地方的特色劳动课都实现了与文化课、科学课的完美结合，达到了“动手又动脑，勤劳加智慧”的良好效果，如让学生体验“非遗”技艺，或观察、记录、研究作物成长，等等。

（摘编自张东锋《劳动课就该多姿多彩》，《南方日报》2022年9月23日）

材料三：

“没想到平整土地也有这么多讲究，要刨3遍土，垒3遍畦，再踩3遍畦。”“我学会了开沟，每两条田埂之间开4条沟，就可以在沟里播种了。”“原来花生的种子比较大，要和土掺在一起再种下去，真期待收获的那一刻。”参加全年学农“劳动+”教育课程后，逐渐掌握了一些课本上没有的劳动技能的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说着自己的感受。

“劳动教育是立德树人的重要阵地，从学生成长成才的角度看，劳动教育具有独特的育人价值。”张彪老师表示，“以全年学农‘劳动+’教育课程为例，孩子们通过该课程深切地体会到粮食来之不易。在实际劳作中，他们结成一个个小分队，既有分工也有协作。再比如丈量土地时运用到了数学知识，写观察日记的过程也有助于生物、等学科的能力的提升。”

（摘编自王观、邵玉姿、游仪《发挥好劳动教育独特的育人价值》《人民日报》2022

年6月24日）

材料一

①这种“词汇”和“文法”到底是什么呢？归根说来，它们是从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在长期建筑活动的实践中所累积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经过千百年的考验，而普遍地受到承认而遵守的规则和惯例。它是智慧的结晶，是劳动和创造成果的总结。它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它是整个民族和地方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的产物。

②由这“文法”和“词汇”组织而成的这种建筑形式，既经广大人民所接受，为他们所承认、所喜爱，虽然原先是从木材结构产生的，但它们很快地就越过材料的限制，同样运用到砖石建筑上去，以表现那些建筑物的性质，表达所要表达的情感。这说明为什么在中国无数的建筑上都常常应用原来用在木材结构上的“词汇”和“文法”。这条发展的途径，中国建筑和欧洲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体系，乃至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建筑体系是完全一样的，所不同者，是那些体系很早就舍弃了木材而完全代以砖石为主要材料。在中国，则因很早就创造了先进的科学的梁架结构法，把它发展到高度的艺术和技术水平，所以虽然也发展了砖石建筑，但木框架同时也被采用为主要结构方法。这样的框架实在为我们的新建筑的发展创造了无比有利的条件。

③在这里，我打算提出一个各民族的建筑之间的“可译性”的问题。

④如同语言和文学一样，为了同样的需要，为了解决同样的问题，乃至为了表达同样的情感，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是可以各自用自己的“词汇”和“文法”来处理它们的。简单的如台基、栏杆、台阶等等，所要解决的问题基本上是相同的，但许多民族创造了许多形式不同的台基、栏杆和台阶。例如热河普陀拉的一个窗子，就与无数文艺复兴时代窗子的“内容”完全相同，但是各用不同的“词汇”和“文法”，用自己的形式把这样一句“话”说出来了。又如天坛皇穹宇与罗马的布拉曼提所设计的圆亭子，虽然大小不同，基本上是同一体裁的“文章”。又如罗马的凯旋门与北京的琉璃牌楼，巴黎的一些纪念柱与我们的华表，都是同一性质，同样处理的市容点缀。这许多例子说明各民族各有自己不同的建筑手法，建筑出来各种各类的建筑物，如同不同的民族使用不同的文字所写出来的文学作品和通俗文章一样。

（选自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

材料二

①中国建筑乃一独立之结构系统。中国虽常与他族接触，但建筑之基本结构及部署之原则，仅有和缓之变迁，顺序之进展，直至最近半世纪，未受其他建筑之影响。

②中国建筑数千年来，始终以木为主要构材，砖石常居辅材之位，故重要工程，以石营建者较少。盖石性强于压力，而张力曲力弹力至弱，与木性相反，我国古来虽不乏善于用石之哲匠，如隋安济桥之建造者李春，然而通常石匠用石之法，如各地石牌坊、石勾栏等所见，大多凿石为卯榫，使其构合如木，而不知利用其压力而垒砌之，故此类石建筑之崩坏者最多。中国石匠既未能尽量利用石性之强点而避免其弱点，故对于垫灰问题，数千年来，尚无设法予以解决之努力。垫灰材料多以石灰为主，然其使用，仅取其粘凝性；以为木作用胶之替代，而不知垫灰之主要功用，乃在于两石缝间垫以富于粘性而坚固耐压之垫物，使两石面完全接触以避免因支点不匀而发生之破裂。故通常以结晶粗沙粒与石灰混合之原则，在我国则始终未能发明应用。古希腊罗马对于此方面均早已认识。希腊匠师竟有不惜工力，将石之每面磨成绝对平面，使之全面接触，以避免支点不匀之弊者；罗马工师则大刀阔斧，以大量富于粘性而坚固之垫灰垫托，且更进而用为混凝土，以供应其大量之建筑事业，是故有其特有之建筑形制之产生。反之，我国建筑之注重木材，不谙石性，亦互为因果而产生现有现象者也。

③此建筑系统之寿命，虽已可追溯至四千年以上，而地面所遗实物，其最古者，虽待考之先秦土垣残基之类，已属凤毛麟角，次者如汉唐石阙砖塔，不止年代较近，且亦非可以居止之殿堂。古者中原为产木之区，中国结构既以木材为主，官室之寿命固乃限于木质结构之未能耐久，但更深究其故，实缘于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之观念。盖中国自始即未有如古埃及刻意求永久不灭之工程，欲以人工与自然物体竟久存之实，且既安于新陈代谢之理，以自然生灭为定律；视建筑且如被服舆马，时得而更换之；未尝患原物之久暂，无使其永不残破之野心。

（选自梁思成《中国建筑史》，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