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理想夙愿，而且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共同梦想，把国家、民族和个人连接为一个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实现中国梦意味着必须实现国家富强。国家富强既体现为国家经济实力强、科技实力强、国防实力强等“硬实力”方面的“富强”，又体现为国民素质高、民族凝聚力强、文化创新力强、国际影响力强等“软实力”方面的“富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物质文明极大发展，也需要精神文明极大发展”，“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实现中国梦意味着必须实现民族振兴。民族振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要求。在革命战争年代，民族振兴主要体现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民族振兴主要体现为中华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发展和进步。我们今天强调实现民族振兴，主要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和远大追求。

实现中国梦意味着必须实现人民幸福。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就是要实现人民幸福”，“中国梦最根本的是实现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这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新时代，为14亿多中华儿女实现中国梦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摘编自《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梦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中提炼出一个基本结论，那就是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告诫全党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道路决定命运，要把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习近平总书记从此出发，上升至国家、民族层面，首次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阐释了中国梦的本质内涵及其实现条件，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动员令。他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就从三个不同而又密切相关的维度明确了中国梦的内涵。从国家层面讲，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民族层面讲，就是要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从人民层面讲，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这就表明了中国梦的主体、实现力量以及所惠及的对象。

中国梦作为我们现实的奋斗目标，回答了“树立什么样的理想、怎样实现理想”“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怎样实现目标”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是一个高瞻远瞩的重要思想，道出了人民的心声，凝聚为民族的共识。中国梦既是国家之梦，也是个人之梦；既是长远之梦，也是近期之梦；既是宏大抱负之梦，也是温馨康乐之梦。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在中国梦感召下迸发出作为现代中国人的信心和决心。伟大的时代需要以梦想作为灯塔，需要以梦想作为激励所有人一起奋斗的目标。中国梦作为我们现实的目标，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对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不断探索和总结。从“三步走”战略到“两个一百年”目标，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梦的实现路径越来越清晰。

（摘编自《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近年来，在城市和乡镇的大街小巷，城市书房、文化驿站、乡村文化礼堂等公共文化空间层出不穷，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也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探索了新路径。

更好发挥文化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一些地方进行了有益尝试。比如，福建福州的“三坊七巷”、广东广州的永庆坊、广东潮州的牌坊街等，近年来开展历史文化街区的修复保护工作，充分利用文化空间，保存城市的历史文化传统。人们徜徉其间，能感受到城市的历史底蕴、风土人情，无形中增强对城市的文化认同。当前，各地积极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国家文化公园等，反映出文化既是社会治理的对象和目标，也是社会治理的工具和路径。一方面，通过社会治理在全社会形成文化认同，有助于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通过各类文化活动让人们受到文化的熏陶，能够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实现社会善治。

文化力量在乡村治理中也大有可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要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文明新气象。”这既强调了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性，也为确立乡村治理的文化内核指明了方向。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有助于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为乡村振兴培根铸魂。比如，一些地方通过建立村史馆、编辑整理村史村志等，塑造具有乡村特色的文化符号和精神地标；一些地方深入阐发乡土文化中团结友爱，扶危济困等优良品德，发挥其道德教化、凝聚人心的功能；一些地方积极培育和发挥新乡贤的作用，强化新乡贤对家乡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并充分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等。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文化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寓文化于治理之中，进一步贴近群众，更好发挥文化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必能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摘编自张森《更好发挥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

材料二：

诵读诗书古籍、“打卡”文博场馆、听学传统戏剧、参与非遗体验成为学校和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穿汉服、读红色经典，看国风动漫在中小学生中日渐流行……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儿童热衷于国风文化。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华文化影响力极大提升，青少年儿童在多渠道和多样态的文化涵育中时刻感受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魅力，并主动参与中华文化的现代表达和创新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青少年儿童的文化素质涵育需深入挖掘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在润物细无声中将中华文化基因根植于青少年儿童内心。而文化产品和服务正是进行青少年儿童文化涵育的重要手段，应通过喜闻乐见、“儿童友好”的表达形式、传播方式和服务模式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文化沁润，让“双减”政策的价值意涵落到实处。

“双减”后的第一个暑假，在寓教于乐中讲授传统文化知识的网络动画片——《故宫里的大怪兽》上线，全网播放量超过10亿。该剧原书作者常怡表示，“每个国家的孩子都应该有自己的童话故事，我想让自己的孩子能感受到中国的传统审美。有很多神奇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而不是非要去欧洲、美国找寻”。

伴随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针对青少年儿童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日益多元，并呈现垂直化、细分化和专业化的发展趋势。图书出版、演艺娱乐、影视、动漫、游戏、旅游等文化行业纷纷瞄准青少年儿童的市场蓝海，开发推出适配青少年儿童需求的文化产品。如儿童图书出版发展日益规模化、精品化和科学化，并逐渐形成了分级阅读的科学体系。除此之外，面向青少年儿童的音乐剧、舞台剧、话剧等演艺作品层出不穷，各类剧场院团纷纷开设儿童专属的剧场和艺术节展。

（摘编自中国传媒大学调研组《以文化浇灌助“双减”扎根——青少年儿童文化产品供给调研》）

材料一：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发展早期对用户和商家都很友善，对商家的抽成不高，对用户甚至进行倒贴式的补贴，目的就是赢得用户和商家，战胜其他平台。作为企业，平台也要盈利，适当的抽成无可厚非。但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优势地位的形成，两边通吃的现象愈演愈烈。平台对商家的抽成越来越高，给用户的实惠越来越少，平台上的价格常常高于实体店，演变为一种“技术性牟利”。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烧钱大战而存活下来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掌握了大量的用户和商家资源，拥有了顶级流量，成为了对用户和商家都具有话语权的互联网巨头，开始收割流量红利，“大数据杀熟”就是较早进入民众视野的收割方式。互联网平台企业通过分析用户每一次消费记录，掌握用户的消费能力、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等相关信息，“熟客”反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支付了比“生客”更高的费用。

（光明日报《警惕“技术性牟利”沦为翻版大数据杀熟》）

材料二：中国传媒大学沈浩教授介绍，消费领域的大数据杀熟，本质上指向“个性化推荐算法”。平台对获取的用户基础数据和行为数据进行分析后，就能给一个用户贴上成千上万个标签，完成用户的数字画像。平台清晰地记录着用户的身份信息、使用喜好、消费习惯等，这样可以方便机器识别，甚至深层次预测用户行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商品推荐。

在个性化推荐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深度学习算法后，平台甚至可以摆脱对“用户画像”的依赖。也就是说，不管生客还是熟客，平台瞬间就能完成商品推荐。原本给用户提供便利的互联网＋和大数据云计算，没想到却成了一个杀熟“利器”。在网购中，同物不同价的大数据“杀熟”行为既消耗了卖家诚信，也消耗了买家对品牌的忠诚度和黏性。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很难断定卖家违反了哪款具体条例，但可以肯定的是，卖家一定违反了诚信经商应有的操守和底线。

（北京青年报《大数据“杀熟”套路不可不防》）

材料三：禁止“大数据杀熟”，徒法不足以自行，关键还得看落实。就眼下而言，一些现实问题亟待破解。一方面，处罚力度似显不足。国家出台相关政策规定，对有不诚信经营、滥用技术手段设置不公平交易条件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线上经营者，可通过约谈等行政指导方式予以提醒、警示、制止，并责令其限期整改。有的线上经营者实施“大数据杀熟”时间较长且交易涉及消费者众多，如果仅通过行政指导方式进行处理，其处罚和震慑力度显然是不够的。

另一方面，“大数据杀熟”的判定标准虽已明确，但如何举证、谁来举证仍是大问题。消费者与经营者就“大数据杀熟”发生纠纷，有必要实行“举证倒置”，对经营者的各种说辞，监管部门也不能听之任之，而必须依法严格核实查处。

“大数据杀熟”之所以存在，不仅在于平台拥有数据优势，也在于市场开放性和透明度不足。治理“大数据杀熟”现象，不是要“杀死”大数据，而是要善于借力，形成监管和治理的合力。监管部门应建立和完善大数据网上监管平台，提高对各种隐性“大数据利用”违法行为的查处能力。要积极落实相关规定的要求，将消费评价权保障、信息使用等纳入重点监管和治理范畴，与时俱进升级监管手段，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打造让消费者放心与满意的互联网法治环境。

（CCTV《治理“大数据杀熟”重在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