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学，是一门以言达意的艺术。但许多作品往往在热闹场中动作快到极重要的一点时，忽然万籁俱寂，现出一种沉默神秘的景象。文艺上无数的例子告诉我们：拿艺术来表现思想和情感，与其尽量流露，不如稍有含蓄；与其吐肚子把一切都说出来，不如留一大部分让欣赏者自己去领会。因为在欣赏者的头脑里所生的印象和关感，含蓄的比尽量流露的还要更加深刻。挟句话说，说出来的越少，留着不说的越多，所引起的美感就越大越深越真切，这就是无言之美。

所谓无言，不一定指不说话，是注重含蓄不露。中国有一句谚语说，“金刚怒目，不如菩萨低屑”，所谓怒目，便是流露；所谓低眉，便是含蓄。凡看低头闭目的神侏，所生的印象往往特别深刻。梅特林克说：“口开则灵魂之门闭，口闭则灵魂之门开。”赞无言之美的话不能比此更透辟了。

我们要问何以说得越少，引起的美感反而越深刻了？何以无言之美有如许势力？

首先，艺术是帮助我们超现实而求安慰于理想境界的。现实界决没有所谓极乐美满的东西存在。因此我们的意志就不能不和现实发生冲突。我们处世有两种态度，人力所能做到的时候，我们竭力征服现实。人力莫可奈何的时候，我们就要暂时超脱现实，储蓄精力待将来再向他方面征服现实。超脱到哪里去呢？超脱到理想界去。因此艺术家的生活就是超现实的生活，艺术作品就是帮助我们超脱现实到理想界去求安慰的。换句话说，我们有艺术的要求，就因为现实界对待我们太刻薄，不肯让我们的意志推行无碍，于是我们的意志就跑到理想界去求慰情的路径。我们可以说，艺术作品的价值高低就看它超现实的程度大小，就看它所创造的理想世界是阔大还是狭窄。这句话应稍加改正，我们应该说，艺术作品的价值高低，就看它能否借极少量的现实界的帮助，创造极大量的理想世界出来。

其次，流行语中有一句说：“言有尽而意无穷。”无穷之意达之以有尽之言，所以有许多意，尽在不言中。文学之所以美，不仅在有尽之言，而尤在无穷之意。所以欣赏艺术作品，要注重在未表现而含蓄着的一部分，要超“言”而求“言外意”。艺术作品之所以美，就美在有弹性，能拉得长，能缩得短。就文学说，诗词比散文的弹性大；换句话说，诗词比散文所含的无言之美更丰富。

世间有许多奥妙，人心有许多灵悟，都非言语可以传达，一经言语道破，反如甘蔗渣滓，索然无味。

（摘编自朱光潜《无言之美》）

材料二：

有一句文艺理论是：“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所以，一切文章都必须虚实相结合。但我们从中国人以“神似”为最高境界这点来看，他们更倾向于虚的表现力。你看过齐白石画的虾吗？活的一样。活的虾生活在哪里？水中。那他画了水吗？没有。可仍然活的一样。而正因为虾是活的一样，你就觉得空白处满纸是水，而且这水说有多清，就有多清。这就是“计白当墨”。跟“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差不多。这种效果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平常说“有距离才会有美”，有了距离，隔得远远的看，朦朦胧胧的，就引发人许多美好的想象；空白也一样，，提示是有一些了，但其他的东西什么也没有，你要怎么想就怎么想。而他的提示部分又那么美妙，可美妙的东西只给你一点点，你就会充分调动自己的想象，搬来许多美好的东西。其次，所谓：“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有了距离，艺术品与现实生活隔开了，艺术品得以孤立绝缘、自成境界，人们的注意力也完全集中。而且任何东西只要专注地欣赏，总能发掘出美来的。贾平凹的名篇《丑石》，竟从很丑的石头身上发掘出了达到极致的美，使读者从中得到了十分愉悦的审美享受。第三，“虚写”这样简淡的笔墨、疏朗的风格，又造就了一种空灵飞动的美，而这正是中国人的个性气质。从庄子开始，“无为即有为，任性自由”的思想就一直活动在人们的血液里，人们无论做官或受挫折就马上想到归隐。

文学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大家熟悉的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写的是庐山的景色。不过，这一点是背景介绍告诉你的。否则，你哪里知道？李白也写了庐山，其诗《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望瀑布挂前川”，倒还写了一个景点——香炉峰瀑布。但是，读了以后，还是觉得苏轼虚写的庐山更有吸引力，因为它有神秘变幻的美，看也看不完。还有杜甫的《登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哪有一个字是直接写洞庭湖的，但通过侧面描写洞庭划分开吴国和楚国的疆界，乾坤像是整个地飘浮在湖水中一般，八百里洞庭的浩荡气势就扑面而来了。

（摘自张奇《论中国古典文学之美》）

文本一：

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

朱光潜^[注]

在当代画家中，我认识丰子恺先生最早，也最清楚。说起来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他和我都在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书。他在湖边盖了一座极简单而亦极整洁的平屋。同事夏丐尊、朱佩弦、刘薰宇诸人和我都和子恺是吃酒谈天的朋友，常在一块聚会。酒后见真情，诸人各有胜概，我最喜欢子恺那一副面红耳热、雍容恬静、一团和气的风度。后来我们都离开白马湖，在上海同办立达学园。大家挤住在一条僻窄而又不大干净的小巷里。学校初办，我们奔走筹备，都显得很忙碌，子恺仍是那副雍容恬静的样子，而事情却不比旁人做得少。虽然由山林搬到城市，生活比较紧张而窘迫，我们还保持着嚼豆腐干花生米吃酒的习惯。酒后有时子恺高兴起来了，就拈一张纸作几笔漫画，画后自己木刻，画和刻都在片时中完成，我们传看，心中各自欢喜，也不多加评语，在文艺中领取乐趣。

当时的朋友中浙江人居多，那一批浙江朋友们都有一股清气，即日常生活也别有一般趣味，却不像普通文人风雅相高。子恺于“清”字之外又加一个“和”字。他的儿女环坐一室，时有憨态，他见着居然微笑；他自己画成一幅画，刻成一块木刻，拿着看看，欣然微笑；在人生世相中他偶然遇见一件有趣的事，他也还是欣然微笑。他老是那样浑然本色，无忧无嗔，无世故气，亦无矜持气。黄山谷尝称周茂叔“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我的朋友中只有子恺庶几有这种气象。

当时一般朋友中有一个不常现身而人人都感到他的影响的——弘一法师。他是子恺的先生。在许多地方，子恺都得益于这位老师。他的音乐图画文学书法的趣味，他的品格风采都颇近于弘一。在我初认识他时，他就已随弘一信持佛法。不过他始终没有出家，他不忍离开他的家庭。他通常吃素，不过做客时怕给人家添麻烦，也随人吃肉边菜。他的言动举止都自然圆融，毫无拘束勉强。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能了解佛家精神的人。他的性情向来深挚，待人无论尊卑大小，一律蔼然可亲，也偶露侠义风味。弘一法师近来圆寂，他不远千里，亲自到嘉定来，请马蠲叟先生替他老师作传。

我对于子恺的人品说这么多的话，因为要了解他的画品，必先了解他的人品。一个人须先是一个艺术家，才能创造真正的艺术。子恺从顶至踵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胸襟，他的言动笑貌都是艺术的。他的作品有一点与时下一般画家不同的，就是他有至性深情的流露。子恺本来习过西画，在中国他最早作木刻，这两点对于他的作风都有显著的影响。但是这些只是浮面的形象，他的基本精神还是中国的，或者说，东方的。我知道他尝玩味前人诗词，但是我不尝看见他临摹中国旧画。他的底本大半是实际人生一片段，他看得准，察觉其中情趣，立时铺纸挥毫，一挥而就。他的题材变化极多，可是每一幅都有一点令人永久不忘的东西。我二十年前看过他的一些画稿——例如《指冷玉笙寒》《月上柳梢头》，到于今脑里还有很清晰的印象。他的画里有诗意，有谐趣，有悲天悯人的意味；它有时使你悠然物外，有时使你置身市尘，也有时使你啼笑皆非，肃然起敬。他的人物装饰都是现代的，没有模拟古画仅得其形似的呆板气，可是他的境界与粗劣的现实始终维持着适当的距离。他的画极家常，造境着笔都不求奇特古怪，却于平实中寓深永之致。他的画就像他的人。

书画在中国本有同源之说。子恺在书法上曾经下过很久的功夫。时下一般画家的毛病就在墨不入纸，画挂起来看时，好像是飘浮在纸上，没有生根；他们自以为超逸空灵，其实是画家所谓“败笔”，像患虚症的人的浮脉，是生命力微弱的征候。子恺的画却没有这种毛病。他用笔尽管疾如飘风，而笔笔稳重沉着，像箭头钉入坚石似的。在这方面，我想他得力于他的性格，他的木刻训练和他在书法上所下的功夫。

——中国日报网书画艺术（2015-05-29）

文本二：

文学艺术作品绝对要有真情，有真情才能产生诗意。现在有些散文似乎蛮有诗意，但那不是真正的诗意。如有些诗一样，有些诗每一句似乎都有诗意，但通篇读完后，味似嚼蜡，它是先有一两个好句子然后衍变成诗的。而有些诗每一句都平白如话，但整体却留给了我们东西，这才真正称作诗。我害怕那些表面诗意的浮华的散文。现在人写东西，多是为写东西而写东西，为发表而发表，这是我们现在作品多但好作品少的一个原因。试想想，你有多少诗意要发，有多少情要感慨？其实许多作者并不是专门写散文的，他们在做别的学问的过程中偶尔为之，倒写成了传世的散文之作。说到趣味，散文要写得有趣味当然有形式方面的、语言方面的、节奏方面的许多原因，但还有一点，这些人会说闲话。我称之为闲话，是他们在写作时常常把一件事说清楚之后又说些对主题可有可无的话，但是，这些话恰恰增加了文章的趣味。

——节选自贾平凹《我对当今散文的一些看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按字面解释，“木”就是“树”，“木叶”也就是“树叶”。可为何古诗中少见用“树叶”呢？这当然可以说是诗人们文字洗炼的缘故。然而一遇见“木叶”，情况就显然不同，诗人们争取通过“木叶”来写出流传人口的名句。可见洗炼并不能作为“叶”字独用的理由，那么“树叶”为什么无人过问呢？自从屈原在《九歌》里吟唱出了“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一句，发现了“木叶”的奥妙，此后的诗人们便将其一用再用，熟能生巧。而在诗歌的语言中，又不仅限于“木叶”一词，如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从“木叶”到“落木”，其中关键显然在“木”字。诗歌语言的精妙不同于一般概念，差一点就会差得很多，而诗歌语言之不能单凭借概念，也就由此可见。

那么，古代的诗人们都在什么场合才用“木”字呢？也就是说，都在什么场合“木”字才恰好能构成精妙的诗歌语言呢？自屈原开始把它准确地用在一个秋风叶落的季节之中，此后的诗人们都以此在秋天的情景中取得鲜明的形象。例如吴均的《答柳恽》说：“秋月照层岭，寒风扫高木。”这里用“高树”是不是可以呢？当然也可以。曹植的《野田黄雀行》说：“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这也是千古名句，可是这里的“高树多悲风”却并没有落叶的形象，而“寒风扫高木”则显然是落叶的景况了。“高树多悲风”借满树叶子的吹动，表达出像海潮一般深厚的不平，这里叶子越多，感情才越饱满；而“寒风扫高木”却是一个叶子越来越少的局面，所谓“扫高木”者岂不正是“落木千山”的空阔吗？然则“高树”则饱满，“高木”则空阔，这就是“木”与“树”相同而又不同的地方。“木”在这里要比“树”更显得单纯，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要说明“木”字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诗人们将语言形象中的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形成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而“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更多地想起树干，而很少会想到叶子。而“树”呢？它具有繁茂的枝叶，它与“叶”都带有浓荫的联想。所谓“午阴嘉树清圆”，这里的“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十分一致。由此可见，“树叶”并不比一个单独的“叶”字多带来些什么，而“木叶”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想起树干，而且还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就树干而论，一般是褐绿色，这与叶也比较相近。至于“木”呢，它可能是透着黄色，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如我们所习见的门闩、棍子等。这种关于“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使“木叶”带上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有着疏朗清秋的气息。至于“落木”，则比“木叶”还显得空阔，它连“叶”字所留下的一点绵密之意也洗净了。

（摘编自林庚《说“木叶”》）

材料二：

移情作用是极端的凝神注视的结果，它是否发生以及发生时的深浅程度都随人随时随境而异。诗文的妙处往往都从移情作用得来。例如“菊残犹有傲霜枝”句的“傲”，“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句的“相看”和“不厌”，都是原文的精彩所在，也都是移情作用的实例。

从移情作用，我们可以看出内在的情趣常和外来的意象相融合而互相影响。每个诗的境界都必有“情趣”和“意象”两个要素。情趣是可比喻而不可直接描绘的实感，如果不附丽到具体的意象上去，就根本没有可见的形象。我们抬头一看，或是闭目一想，无数的意象就纷至沓来，不成章法，不具生命，必须有情趣来融化它们，贯注它们，才内有生命，外有完整形象。

这个道理也可以适用于诗的欣赏。比如说姜夔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一句词便含有一个情景契合的境界，他在写这句词时，须先从自然中见到这种意境，感到这种情趣，然后把它传达出来，这个过程既是在创造也是在欣赏。作为欣赏者，我必须要使用心灵综合作用，融入自己的情趣，从词句中领略出姜夔原来所见到的境界，我既是在欣赏也是在创造。

因为有创造作用，我所见到的意象和所感到的情趣和姜夔所见到和感到的便不能绝对相同，也不和任何其他读者所见到和感到的绝对相同。每人所能领略到的境界都是性格、情趣和经验的返照，而性格、情趣和经验是彼此不同的。不但如此，同是一首诗，你今天读它所得的和你明天读它所得的也不能完全相同，因为性格、情趣和经验是生生不息的。诗与其他艺术作品都各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物质的方面如印成的诗集，它除了受天时和人力的损害以外，大体是固定的。精神的方面就是情景契合的意境，时时刻刻都在“创化”中。真正的诗的境界是永远新鲜的。

（摘编自朱光潜《诗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