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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诗经》之“风”

风本是地球大气层内的空气涌动，它使地球上的万物能不断地接受到新鲜的空气而得以生存。那么，孔子在编集《诗经》时，为什么将一部分诗称为“风”呢？孔子自己有一段很好的解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这就是“风气”！孔子用很形象的语言形容它，风吹草伏，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伏。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关键在于领导人，也就是“上行下效”。由此也形象地说明了“风”的含义，也就是说，风俗、风情、风致等，无一不是指向社会行为规范和人们的行为方式的。

换言之，《诗经》之“风”，即是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在一般的口语中，我们称为“风俗习惯”，在先秦时期的书面语言及理论中，“风”实际上就是“礼”，就是“社会行为规范”。《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各以其所在国家和地区得名，就是记载了各地的风俗习惯、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各自的价值观、思想感情。与此相印证，《周易》中有十五个卦牵涉到“风”，每个卦都对应着一种人生或社会现象。火风鼎，火下有风则上宜有鼎，而鼎凭三足，正立不倚，既强调合作，也预示持正守位，为人倚重；风火人家，以火在下而风行其上来表达一家人团聚的景象。……周文王用“风”的各种景象论述了人世间不同的社会情状。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法规如何规定的，而是亲友们的看法！而这些所谓的“看法”，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亲友们认同你这个行为，你就会大胆高兴地去做；否则，你就不会去做，或者只有偷偷摸摸去做。“风俗”因此会给人一种无形的束缚。这就是孔子为什么强调“礼”的作用的真正含意。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把《诗经》作为教材，是因为没有其他书籍了吗？不是，孔子是借《诗经》说明以及教育学生们要懂得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规范。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人生若想追求到快乐与幸福，就要认识社会。社会是精彩的但更是复杂的，不认识社会就只能四处碰壁，最后落个失败的人生；能认识社会就能游刃有余，利用社会。

风俗的形成，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是大部分人“约定俗成”的，人们在实际生活、生产中，认识到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生存，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风俗习惯。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重读《诗经》，一是要了解古代人们的风俗习惯；二是可以借鉴和发扬一些好的风俗习惯，如春节团聚、清明祭祖等；三是创造我们今天的新风俗，使生活更加日新月异，更加幸福。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可能都有法律约束和指导，而且人类社会的维持也不能完全依靠法律法规，那么还要依靠什么呢？就是风俗习惯、“礼”、“社会行为规范”等，依靠良好的社会风气，才能使社会肌体健康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出现混乱，一是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第二个原因就是社会风俗混乱。一群人恣意破坏另一群人的风俗习惯，便会导致争斗打闹，甚而引发战争。所以，入乡随俗，懂得并调节自己去适应不同的风俗习惯，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这或许便是孔子编集《诗经》的主要原因吧。

真正的教养不追求任何具体的目的，一如所有为了自我完善而作出的努力，本身便有意义。对于“教养”也即精神和心灵的完善的追求，并非是向某些狭隘目标的艰难跋涉，而是我们的自我的意识的增强和扩展，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享受更多更大的幸福。因此，真正的修养一如真正的体育，既是完成又是激励，随处都可到达终点却从不停歇，永远都在半道上，都与宇宙共振，生存于永恒之中。它的目的不在于提高这种或那种能力和本领，而在于帮助我们找到生活的意义，正确认识过去，以大无畏的精神迎接未来。

为获得真正的教养可以走不同的道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研读世界文学，就是逐渐地熟悉掌握各国的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以及他们在作品中留给我们的思想、经验、象征、幻象和理想的巨大财富。这条路永无止境，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将它走到头；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将哪怕仅仅只是一个文化发达的民族的全部文学通通读完并有所了解，更别提整个人类的文学了。然而，对每一部思想家或作家的杰作的深入理解，都会使你感到满足和幸福——不是因为获得了僵死的知识，而是有了鲜活的意识和理解。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尽可能地多读和多知道，而在于自由地选择我们个人闲暇时能完全沉溺其中的杰作，领略人类所思、所求的广阔和丰盈，从而在自己与整个人类之间，建立起息息相通的生动联系，使自己的心脏随着人类心脏的跳动而跳动。这，归根到底是一切生活所赋予的意义，如果活着不仅仅为了满足那些赤裸裸的需要的话。读书绝不是要使我们“散心消遣”，而是要使我们集中心智；不是要用虚假的慰藉来麻痹我们，使我们对无意义的人生视而不见，而是正好相反，要帮助我们将自己的人生变得越来越充实、高尚，越来越有意义。

世界文学的辉煌殿堂对每一位有志者都敞开着，谁也不必对它收藏之丰富望洋兴叹，因为问题不在于数量。有的人一生中只读过十来本书，却仍然不失为真正的读书人。还有人见书便生吞下去，对什么都能说上几句，然而一切努力全都白费。因为教养得有一个可教养的客体作前提，那就是个性或人格。没有这个前提，教养在一定意义上便落了空，纵然能积累某些知识，却不会产生爱和生命。没有爱的阅读，没有敬重的知识，没有心的教养，是戕害性灵的最严重的罪过之一。

当今之世，对书籍已经有些轻视了。为数甚多的年轻人，似乎觉得舍弃愉快的生活而埋头读书，是既可笑又不值得的；他们认为人生太短促、太宝贵，却又挤得出时间一星期去泡六次咖啡馆，在舞池中消磨许多时光。是啊，“现实世界”的大学、工场、交易所和游乐地不管多么生气蓬勃，可整天呆在这些地方，难道就比我们一天留一两个小时去读古代哲人和诗人的作品，更能接近真正的生活么？不错，读得太多可能有害，书籍可能成为生活的竞争对手。但尽管如此，我仍然不反对任何人倾心于书。让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能够理解和喜爱的作品开始阅读吧！但单靠报纸和偶然得到的流行文学，是学不会真正意义上的阅读的，而必须读杰作。杰作常常不像时髦读物那么适口，那么富于刺激性。杰作需要我们认真对待，需要我们在读的时候花力气、下功夫。

我们先得向杰作表明自己的价值，才会发现杰作的真正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核心为“中和”。“贵和尚中”的中和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它也构成中华政治文化的精髓，是古代治国理政智慧的灵魂。

儒家经典《中庸》首次从宇宙本体高度提出：“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达道。”中和之道是宇宙天地的大本达道，也成为根本的治国理政之道。儒家理想的尧舜禹三代“圣人之治”即中和之治。儒家自孔子开始，就肯定尧舜禹三代圣人相授相受的治国理政之道就是“允执厥中”的中和之道，简称中道。孔子高度肯定舜具有治国理政的大智慧，这个大智慧集中体现在舜善于“执中”的治国之道上，即善于在深入广泛考察了解的基础上，正确及时地去除过与不及的两种片面性，而制定并实施最具合理性的决策举措，从而有效改善百姓生活。显然，这种执两用中的治国理政之道，包含着深刻的历史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智慧。而作为古代治国理政的核心，中和之德是古代治国理政主体的核心素质。

中和政德要求治国理政主体必须具有智仁勇统一的“中庸”品格。中庸是中和之道的实践运用，对治国理政主体而言，中庸原则就是要求古代君王和各级官员做到正确制定和有效实施各项治理措施，达到治国平天下目标。而这就要求各级官员具有智仁勇合一的中庸品格。《中庸》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一个优秀的官员，要正确合理地决策并有效实施决策，就必须同时具有“可均”的智、“可辞”的仁、“可蹈”的勇，三者缺一不可。

中和政德要求治国理政主体必须具有中立不倚、和而不流的品格。儒家的中和之道倡导树立理想的中和人格，这种中和人格的本质特征就是《中庸》提出的中立不倚、和而不流。孔子最厌恶的人格是没有独立原则性的“乡愿”，他们在官场上，善于做好好先生，不敢坚持原则，不敢承担责任，圆滑世故，柔顺应对，丧失独立品格。显然，这样的官场人格“无忠直之风，天下以此薄之”，是为政之大害。

中和政德要求治国理政主体必须具有和而不同、可否相济的政风。《国语·郑语》载，西周末年，史伯揭露周幽王执政之大弊就在于“去和而取同”，而齐国政治家晏婴对齐景公也提出君臣之间应该建立一种可否相济、同异相济的关系。只有君臣可否相济、上下同异相济，决策才更完善，执行才更通畅，政局才能平稳。孔子进而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观点，提倡“和而不同”的政治品格。

中和政德要求治国理政主体加强敬以持中、发以成和的道德修养。《中庸》强调，“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要求官员在治理实践中，在与百姓打交道中，表现出正确的道德情感，做到以百姓之忧乐为忧乐，以天下之喜怒为喜怒。要培养自己的中和政德，就必须加强自己的修养，做到恭敬主一、持义律己、涵养省察、戒慎恐惧。只有加强致中和的修养，完善自己的中和政德，才能有“发而中节”的情感行为，才能赢得天下百姓的爱戴，才能实现人和政清的理想政局。

（摘编自董根洪《中和：中华传统治理文化的精髓》，《北京日报》2021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