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鲁迅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执着于现在，主要体现为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这种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继承了中国儒家思想流脉中的士大夫济世精神，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如果仅仅停留于这一层面的理解，就等于将鲁迅独异的思想与先锋的意识和传统精神混淆起来，如此鲁迅也就与传统士大夫并无二致，“鲁迅文化”也就不成其为“鲁迅文化”了。

鲁迅的思想来源和思想属性是与传统迥异的，也是与众不同的。他不像晚明时期李贽及公安派诸人那样，凭借原儒思想及生命力量在传统中反传统，而是以一种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来批判封建传统文化及其营造的“庸众”。但是，这并不影响鲁迅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相反，这种贡献是独一无二、极其宝贵的。推动社会前进的有两种力量：肯定的力量与否定的力量。肯定是对于社会善行的歌唱，否定是对社会恶行的批判，这两种力量都是正能量。我们都认为鲁迅终生的使命是破坏与批判，其实不破不立，这本身就是一种建设。对假恶丑的批判本身就表明对真善美理想的坚守。

鲁迅的文化批判主要是来自于他对真善美的社会的追求，甚至表现出一种理想主义价值追求。最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往往是最高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每遇一事一人便用这理想主义的标准去衡量，便每每大觉失望，于是便成为了悲观主义者。鲁迅的悲观和绝望的反抗就表明了这种最高的人生理想、政治理想、社会理想和文化理想。鲁迅的真实让恶人作恶变得困难，特别是让伪善者暴露出恶的本质。

对于现实的认识程度决定着未来的正确程度，鲁迅的许多思想整整超前了一个世纪，其昔日所指正是今日所在。他一生中提出了许多攸关民族、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大命题，这些命题不只是指向当下的，也是指向未来的，成为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宝贵资源。有的命题我们理解了也实现了，有的命题我们理解了但是并没有实现，有的命题我们不仅没有实现甚至也没有理解。这不只是由于鲁迅思想的深刻与超前，也是由于我们与鲁迅思想存在的时差与异质。

鲁迅是常读常新的，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纪性和世界性的话题，我们花费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阅读鲁迅，理解鲁迅。当我们如梦初醒理解了某个思想难题时，发现鲁迅早已站在那里，静静地接受我们的敬意。千年历史，百年风云，在跌宕起伏的文化演进中，我们庆幸有过鲁迅。鲁迅思想的超前和深刻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精神资源，应该值得我们百倍的珍惜，让鲁迅活在当下。

（摘自张福贵《“五四”新文化方向与鲁迅思想的精神指向》）

材料二

“欧西”（西方）的哪些东西是不合中国国情的？当时鲁迅主要讲了两条，一是只追求物质文明，不重视精神境界的提高：“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损，旨趣流于中庸……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灵性之光，愈益就于黯淡。”二是西方的选举政治。鲁迅认为那种民主并不高明，“见于西方者不得已，横取而施之中国则非也”；而所谓议会则无非是“将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特以自长营膰，当列其班，况复掩自利之恶名，以福群之令誉”。这些想法很能体现青年鲁迅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深刻思考。

当然鲁迅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对他心目中的“新宗”和“人国”提出更具体的意见，因而不免有些空想的色彩，但他否定了“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的流行思潮，是无比深刻的。中国历史后来的发展充分证明了鲁迅这一思想的预见性和深刻性。

鲁迅强调中国应当走自己的路，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社会，并且惟其如此，就要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鲁迅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又一向强调采用“硬译”的方法，严防思想走样，产生误解。鲁迅赞成将外国的可用的思想中国化，但这种“化”绝不是一个译者就能完成的，而应当在充分研究深入思考之后，在从事了大量的实践之后。洋为中用需要一个过程，不能指望立竿见影，译者只要译得准确、以供大家参考就好。这也正表现了一种文化自信，不管是什么东西，我们都能消化。

（摘自顾农《鲁迅的文化自信——兼谈五四文学精神》）

材料一：

孔子提出的“仁”是他全部思想的核心。它是“礼”的根本内容，是道德伦理观念的基础，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重视人的世界观的出发点。

在孔子以前没有人把“仁”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哲学概念提出过。孔子提出“仁”的哲学概念并不是偶然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春秋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春秋时代，铁器开始使用于农业生产，生产力的发展，私田不断扩大；因此解决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另外，为适应上述变革要求，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较之以往自然也更尖锐。代表由奴隶主贵族向封建主阶级转化的思想家孔子，希望能在不打乱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的条件下来适应社会的变化，因此他在新旧势力之间，就采取调和改良的态度。而对于劳动者，主张改善他们过去在生产中的奴隶地位，对人民行以“德政”，承认某些已经改变了的现实。

孔子讲到“仁”的地方很多，意思很广泛，从《论语》看几乎是包括了做人的全部规范。那么“仁”的最根本的含义是什么呢？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仁者爱人”。

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当然不是从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的，而是适应封建主阶级的要求。照孔子看，有了“爱人”的主观意愿，才能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自觉地按照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的要求“忠”于君主，孝顺父母；作为统治者来说，对劳动者才能给以恩惠，从而“得众”。但是“爱人”并不是什么人都做得到的，他认为只有“君子”才可能有爱人的品德；至于劳动者根本说不上有这种品德，他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这反映了“仁”的思想的阶级性。

春秋末期，正是我国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兴起的时期，这时旧的奴隶主贵族和新兴的封建主阶级的矛盾自然是十分尖锐的。孔子在这种形势下采取什么态度呢？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了行“仁”的方法。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这就是他的弟子曾参说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其意思是主张在统治阶级之间，要推己及人：如果说奴隶主贵族想要站得住，同时也应该让封建主阶级站得住；如果奴隶主贵族希望自己通达，也应该让封建主阶级通达。用这样的方法才可以实现“仁者爱人”的原则。因为照孔子看来，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总是有“因”有“革”。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所以面对变革着的现实，从中调和，他认为这是“吾从众”的态度，可以适应现实社会的变化。从另一方面说，新兴封建主阶级也应该这样，“忠”则不应“犯上作乱”，“恕”则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认为个人努力很重要，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他所说的“道”就是“仁”。靠个人的努力可以使“仁”发扬光大；并非靠了“仁”，而自己不努力，他就可以光大了。这就是说，人是主动的，而“仁”是要靠人的主观努力才可以得到的。孔子很看不惯那些不努力求上进的人，认为这样的人没有出息，他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矣。”（《论语·子罕》）由于孔子重视了个人的努力，相对地说降低了“天”的作用，这也可以说是对西周以来“天命”观的一种否定。因此，他的“仁”不仅是一个政治的道德的范畴，而且是他的哲学范畴，它标志着对人自身的重视和对超自然力量的“天”的作用的限制。从这一点说，它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压低“天”的绝对性和神秘性的作用。

（摘编自汤一介《仁——孔子的思想核心》）

材料二：

孔子这个“仁”的概念可以说是一种人文主义思想。因为他强调了“人”，处处讲人道之所当然，讲人之所以为人，把什么问题都归结到人心和人性上，正和那种天鬼迷信，神权思想相对立。最明显的表现，如他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他只重视做人的道理，对于鬼神问题存而不论。不过这里好像存在着一种矛盾：一方面要“敬”鬼神，另一方面却又要“远”鬼神，对于鬼神问题并未多加考虑，鬼神究竟是有是无，还没有确定，而却大讲其丧礼和祭礼，对象还没有弄清楚，究竟向谁行礼呢？这似乎讲不通，其实孔子已经拿人文主义的精神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明明讲“务民之义”，也就是说“尽其为人之道”。为什么要“敬鬼神”？从孔子看来，这也只是尽其为人之道，使自己心安理得，究竟有没有鬼神来接受我的“敬”，那倒不必追问。他把“敬鬼神”，把丧礼和祭礼，根本看成人的良心问题，是“崇德报功”而并不是迷信，是“人”的问题而并不是“神”的问题，是“心”的问题而并不是“物”的问题。

如上所述，丧礼、祭礼都是行其心之所安，自尽其为人之道。以此类推，一切礼也都是行其心之所安，自尽其为人之道。这就是以“仁”讲“礼”，以人文主义的精神讲“礼”。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离开“仁”，“礼”的真精神就失掉了。这样，从一方面看，他以仁讲礼，高唱“天地之性人为贵”，强调“人”的尊严，从原始迷信、神权思想中，把人性解放出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显然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他拿古代贵族所制定的“礼”来作为一般做人的标准，把人性规格化，违犯了“礼”，违反了古代贵族所制定的“人”的规格，就是“不仁”，就是失掉“人性”，就不算“人”，这分明是以贵族性来冒称人性，极力为古代贵族统治作辩护，他的阶级本质，从这里也显然暴露出来。

（摘编自嵇文甫《春秋战国思想史话》）

材料一：

知行关系是伦理学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国传统思想，尤其儒家传统，特重知行关系的讨论，知行之中，则一向更重行。孔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荀子曰：“知之不若行之。”许倬云总括说：“由孔子以下，所讨论知识者均着重力行，即身体力行。”宋明儒家大多主张“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重行在道理上跟“知之匪艰，行之维艰”的古训相连——既然行比知艰难，当然要把重点放在行上。近世多数论者继承重行的主导精神，梁漱溟、陶行知等学者，不止在理论上继承重行的传统，而且积极投入现实，教育民众，改造社会。

关于知行关系的说法以知为先行为后，这是常识的看法：我们先知道一个道理，然后应当努力实行之。朱熹多强调知行相成，“涵养、穷索，二者不可废一，如车两轮，如鸟双翼”，但若分开来说，多半会持常识的看法，知先行后——“义理不明，如何履践？如人行路，不见便如何行？”朱熹又说：“知行常相需，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

我们常常知道什么是善却不能行。知善而不能行是道德上的大弱点，因此，道德家反复强调知易行难，要求我们知行合一。然而，在有些哲学家那里，知行合一不仅是一种普遍要求，更是一种“本体论刻画”。苏格拉底有“德性即知”的著名论断，照他的说法，没谁明知一事是恶而为之。中国传统中也有同样的提法，伊川说：“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人为不善，只为不知，知之则至之。”这种意义上的知行合一是王阳明的核心学说之一，他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一旦明白了道理，没有不行的。他又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这些说法不只在劝勉人们言行一致或勇于实行所知的道德，而是主张：知行合一说的是知行原本就是一体——若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摘编自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行之于途而应于心》）

材料二：

王行环的微信签名是“心中有良知，行为有担当”，他说，“这种‘知行合一’是最美科技工作者的‘美’之所在，也是科学家精神的重要内核。”

在雷神山，他将这种精神发扬开来。

2020年2月8日早晨6点钟，王行环接到电话，说“需要你接管雷神山医院！”

国有难，我必战。可跑到雷神山医院一看，这哪里是医院？分明是工地啊！各种施工的车辆、四处忙碌的工人，雷神山有32个病区，当时仅有2个病区即将完工。

“那个时候真不能等，一张床救一个人的命啊。”彼时，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为尽快收治患者，临危受命的王行环，创新性地提出“边建设、边培训、边治病、边研究”的策略，建好一个病区就开放一个。

就这样，经过10多个昼夜的奋战，来自全国各地的3202名医护人员、1000余名后勤保障志愿者、13000名建设者，迅速建成了拥有32个病区、1500张床位的“重症救治堡垒”。

再后来发生的事情，就为大家熟知了。雷神山医院从管理、后勤、感控、医护等层面锻造了一支抗疫精锐之师，确保应收尽收、应治尽治。通过同质化管理，重症救治体系构建，创造了近98％的救治成功率、医院零感染、安全生产零事故、环境零污染的雷神山奇迹，成为国际抗疫“中国力量”的象征。

“我们根据前期的经验和教训做了第一个指南，培训医护人员规范操作，从而把死亡率降到最低。”王行环所说的“指南”，是与王永炎院士共同制定的全球首部符合WHO方法学的新冠肺炎诊治指南，英文版于2020年2月6日发表，阅读量超过33万次。

“中国人很团结也很有情怀，都知道危险但还是逆行而来，很好地诠释了心中有良知、行为有担当的精神。”王行环说。

经过67个日夜的鏖战，雷神山医院“关门大吉”。自嘲为“手术痴”的王行环，能重新站在手术台面前，别提有多开心了。

从医30年，作为我国泌尿外科微创医学领域的开拓者之一，王行环始终把“解决问题”作为创新的动力和方向。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百年来被视为前列腺增生治疗领域的“金标准”。然而，这一疗法面临诸多国际性难题：出血多、存在水中毒风险、手术死亡率高达8‰……

历经近20年执着探索，王行环带领团队创建了微创等离子前列腺切除手术体系，发明了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全新模式的腔内手术器械，使我国跃入该领域世界领先行列。迄今治愈超过200万例，未见死亡病例报道。

（摘编自刘垠《王行环：知行合一是科学家精神重要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