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楼梦》第一回，作者记述了“石头”对空空道人所说的一段话，这段话将自己这部“石头所记”与中国古典小说史上那些“历来野史”“风月笔墨”“才子佳人”“之乎者也”等现象一一对比，反思历来小说之流弊，反复呈示自己的《石头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叙述“我这半世亲见亲闻”，“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寻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等无不在以小说谈小说，以小说省思小说，成为我国古典小说中“元小说”的杰出范本。不仅如此，在该书第一回中，作者还通过“贾雨村”（假语村言）、甄士隐（真事隐）、空空道人等虚构人物之口，多视角地对小说艺术予以反身批判、自我省思，加重了这部中国古典文学中最伟大的小说之一的“元小说”分量。就此而言，《红楼梦》尤其是这第一回，显而易见，是一种显性的“元小说”。

我们可做这样一个大胆的假设：整部《红楼梦》并没有第一回中上述这些显性的关于小说的自我指涉、自我呈示，而将这些自我省思的思维成果隐含起来，自觉地贯彻到整个小说的创作过程当中，整个小说在人物塑造、人物关系、结构布局、文学语言等等方面保持不变——这样一部并无显性的元小说痕迹的作品，它是否还是一部优秀的小说作品呢？从作者对于小说艺术的自我省思来说，它是否含有元小说的元素呢？这样的一部《红楼梦》尽管没有现在这样显性的元小说叙述方式、更为复杂的嵌套结构，但它仍不失为一部小说杰作，仍与那些“历来野史”，“风月笔墨”“才子佳人”“之乎者也”旧式小说形成鲜明的对照。

实际上，在人类艺术史上，并无那种显性的元小说、元艺术之征候的小说作品、艺术作品，可能是更大量的艺术存在。其中，并不乏真正的小说杰作、艺术杰作。当我们以艺术之自我指涉、自我省思品格为旨归进行“元艺术”研究时，我认为既要关注那些显性的元艺术现象，更要关注更大量存在着的隐性的元艺术现象。

之前那些关于元艺术现象的研究，更多地留意于所谓的画中画、戏中戏、艺术中的艺术、作品文本的互文关联，因此也格外关注艺术中的相互影响作用。正如列奥·斯坦伯格所言：“一切艺术都受到其他艺术的传染。”换句话说就是，一切艺术都要从以往的其他艺术中承继、借用某些元素，与其他艺术文本具有一种复杂的互文性关联。这当然是对艺术中的一个普遍存在现象很有价值的理论发现与总结，指出元艺术的一个重要指向。不过，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艺术的这种自我省思即元艺术的重要指向之一，即艺术要想真正具有不同凡响的创造性、独创性，它还要对过往陈腐的艺术传统予以反省、批判，寻找、创造新的艺术语言、艺术呈现方式。正像《红楼梦》中“石头”对空空道人所表达的那样，它这部“石头所记”，要想不落凡俗，就必须“不借此套”，与陈腐的旧传统、旧文本相告别，独辟蹊径，实践一种新的艺术法度、美学原则。而这正是古今中外所有优秀的艺术所共同具有的可贵品质。

（摘编自李心峰《关注“元艺术”》）

“元艺术”这一术语目前还没有引起学术界或艺术界足够的关注和重视。但是，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已有学者或艺术家提到“元艺术”这一词语。

在《易卜生晚期戏剧的复象诗学》一文中，作者分析了易卜生的一些戏剧所具有的“元艺术性”，认为“艺术家自身的‘元戏剧’，渗透着剧作家的灵魂自审与艺术自审，具有‘元艺术’的品格”。而且作者还为元艺术下了一个定义：“所谓‘元艺术’，是指作品本身渗透着艺术家对于艺术、艺术家自身的反思，在艺术本质、艺术功能、艺术家的身份与作用等问题上启人深思的艺术。”在这里，作者明确指出了元艺术的“自我反思性”，而且把自我反思的对象分为艺术家和艺术两个方面。这是国内较早对元艺术进行明确定义和解释的，但遗憾的是，作者并未继续对元艺术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国外也有学者认为，几乎任何现象之前都可以加上前级“元”，用来表示某事物的“自我指涉、自我意识或自我模仿”。因此，元艺术就是这样一种艺术：它可以使“我们所创造的任何一种艺术的思维过程、程序和前提都变得明确”。

所谓的“元艺术”，简而言之就是“关于艺术的艺术”，即具有自我意识、自我指涉、自我模仿等特性的艺术。在这里，元艺术之“元”，指的是“更高级的逻辑形式”。按照艺术门类的不同，我们可以把元艺术分为：元小说、元绘画、元电影、元戏剧、元舞蹈、元音乐等。每一种具体的元艺术都有各自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轨迹，各自产生的时间也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元艺术的创作要先于元艺术的理论。具体的元艺术的创作要先于这种元艺术的命名。比如，元小说的创作要先于“元小说”这个名称的出现。在西方，元小说的创作传统源于17世纪，塞万提斯等作家的一些小说作品就显露出了元艺术性。而“元小说”这一概念则首见于1970年美国小说家兼批评家威廉·H·伽斯《小说与生活中的艺术》一文中。

（摘编自张新科《元艺术与后现代主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所谓文学景观，指的是具有文学属性和文学功能的自然或人文景观。自然和人文景观历来备受欢迎，而文学景观在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当代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目前学界既有学者从宏观层面探讨文学景观的理论建构，也有不少学者从微观层面具体分析一地一城的文学景观或者一个朝代一种文体中出现的文学景观，而文学景观与古典文学之间的关系则鲜有论及。

文学景观的生成离不开古典文学。从形成因素考察，一个文学景观的生成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名篇效应、名人效应和叠加效应，当然也存在两种或三种效应的综合体。所谓名篇效应，指文学景观的生成是依托一两篇著名的文学作品而名闻天下。比如南昌的滕王阁因王勃的一篇《滕王阁序》而人尽皆知。名人效应，指文学景观的生成是因为著名文学家的名气而蜚声中外，正如明代袁中道说：“名人托迹之地，江山千载犹香”。比如眉山的三苏祠，是历代文人雅士游赏之地，凭吊之所；又如，惠州西湖本名丰湖，后因苏轼贬惠州时所写的《赠昙秀》诗称其为西湖，之后才盛传其名。而叠加效应，指文学景观在生成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又不断被后人题咏，最终形成了闻名遐迩的文学景观。 面对文学景观，是文学的元素首先激发了观赏者丰富的历史与地理的想象，唤醒了他们曾经的记忆，鼓荡起他们心中的情感，中国境内著名的文学景观无不具有这样的功能。比如岳阳楼，先由唐代诗人李白赋诗《与夏十二登岳阳楼》后定名，继之为杜甫的《登岳阳楼》，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明代袁中道的《游岳阳楼记》等，岳阳楼的大名历久弥新。还有一些文学景观是名人名篇的综合效应，或其他两至三种效应的综合体现，情况较为复杂。比如宣城的敬亭山本来声名不显，后因谢朓的《游敬亭山诗》以及李白在《独坐敬亭山》诗中提到“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而著称。由此可见，古典文学作品的流传催生了文学景观的形成并不断丰富文学景观的内涵。

文学创作与文学景观之间关系密切，正如尤侗所言：“山水文章，各有时运。山水藉文章以显，文章亦凭山水以传。”文人通过自己的书写将景观展现在世人面前，同时在后人的追慕过程中产生了更多的文学作品，再现了景观的面貌和发展、演变。这些文学作品因文学景观的存在而代代相传，并逐渐凝固为一座城市或一个地方的集体记忆，而这一集体记忆又唤醒了对该城该地文脉的传承与发展，故文学作品不断得以传播，在古今读者和游人中形成广泛的影响。高建新在《文学景观的生成及其条件》中说：“文学景观是审美的记忆、情感的记忆。”文学景观呈现一定的美感特征，蕴含着前人的情感体验，而由文学景观唤起的记忆又往往再借助文学来表达。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云：“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孟浩然与诸子游览岘山，拜谒羊公碑，这些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让其感慨万千，遂写下这一首著名的诗歌。很多古代诗人在登临岘山这一文学景观的时候，也留下相关诗篇，如张九龄《登襄阳岘山》、李白《岘山怀古》、曾巩《初发襄阳携家夜登岘山置酒》、李曾伯《登岘山用刘清步韵》、陈与义《游岘山次韵三首》等。故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是文学景观促进了古典文学的传承与传播。

对文学景观进行保护与进一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学景观的丰富内涵可以激发作家创作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这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学景观往往包括多层文化隐喻，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分布各地的文学景观，可以激发游人、作家对自然风光、人文胜迹、文学经典的热爱，从而不断创造新的作品以传承文脉，同时也激发了民族情怀与家国情怀，尤其在当今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可以更好地增强文化自信。文学景观不仅仅是空间层面的存在，更是时间层面的、可对话的、可传承的，故而随着文本的不断经典化，文学景观逐渐成为该地的地域象征和文化符号。

（摘编自李惠玲《文学景观与古典文学的双向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