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否认，文化哲学已成为人类的一门“显学”。这与人类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在传统农业社会，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相对有限，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一个比较和谐的状态，哲学所思考的问题主要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展开。但是随着人类征服自然的水平的提高，文化世界越来越取代自然世界成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环境。人与文化的矛盾关系逐渐成为人类日常生活无法回避的课题。

文化哲学是关于人类文化现象的哲学思考，是对人类文化的总体性把握，它应回答的问题包括什么是文化、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文化与人的关系、文化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等等。学界一般认为，文化哲学兴起的标志是新康德主义。哲学所要面对的主要不是“已然”世界的问题，而是“未然”或者是“应然”世界的问题。“事实”的世界是科学要关注的对象，“价值”的世界才是哲学最需要关注的对象。例如在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看来，“哲学只有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才能继续存在”。在新康德主义思想家那里，核心价值诉求就在于从人类日新月异的文化世界中，确立人的价值的应有位置，切勿使人性消弭于喧嚣的文化世界中。德国哲学家西美尔明确指出：“只有人才是文化的真正对象。”因此，文化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完善”。

人所以要反思文化，皆因为文化在其发展中，除了对人的肯定性价值外，还包含着对人的否定性因素。而文化的二重性说到底又是根源于人是灵与肉的二重性，及人类自我意识的内在矛盾。具体说来，人作为一种能动的存在，是通过自我意识的对象化来确证自身的，文化就是人类自我意识对象化的结果，通过文化，人确证了自己的本质存在。然而某种文化模式、文化规范一经形成，人类本质的各种丰富性潜能就有可能被规定于一种既定的文化形式中，从而形成了对人的丰富本质的否定。寻求永恒的超越意识，这是人的本性。因此，人类面对文化的否定性质，必然要诉诸一种抗争，而这种抗争首先应以对文化二重性的充分、全面的认识为前提。认识到了现实文化发展的这种双重本性，我们就能在实践中对于文化现实自觉投射一种反思与批判意识，在人类的成就与自信中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和危机，以使人类的文化实践减少盲目性，增加行为的自觉性。

人作为一种主体性存在，其文化创造不应是一种盲目的操作，一种现实文化实践要想成为自觉的文化而非随意的文化，就必须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加以反思；而一种哲学要想具有引领现实的力量而非虚幻的寄托，就必须进行文化的参与。

（摘编自邹广文《文化哲学及其构建》）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四十或五十年前，欧美大多数正统气候学家相信，气候在历史时代是稳定的。这种见解，已为世界近数十年来收集的气象资料所否定。在我国，古代作家如《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农丹》的作者张标和《广阳杂记》的作者刘献廷，均怀疑历史时代气候的恒定性；且提出各朝代气候变异的事例，记载于上述书籍中。

对我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史的初步研究，可得出下列初步结论：（1）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2）在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其最低温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摆动范围为1-2℃。（3）在每一个四百至八百年的期间里，可以分出五十至一百年为周期的小循环，温度范围是0.5-1℃。（4）上述循环中，任何最冷的时期，似乎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寒冷波动向西传布到欧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时也有从北向南趋势。

我国气候在历史时代的波动与世界其他区域比较，可以明显看出，气候的波动是全世界性的，虽然最冷年和最暖年可以在不同的年代，但彼此是先后呼应的。如十七世纪的寒冷，中国比欧洲早了五十年。欧洲和中国气候息息相关是有理由的。因为这两个区域的寒冷冬天，都受西伯利亚高气压的控制。如西伯利亚的高气压向东扩展，中国北部西北风强，则中国严寒而欧洲温暖。相反，如西伯利亚高气压倾向欧洲，欧洲东北风强，则北欧受灾而中国温和。只有当西伯利亚高压足以控制全部欧亚时，两方就要同时出现严寒。

最近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大学物理研究所丹斯格拉德教授，在格陵兰岛上某地的清冰川块中，以O¹⁸的放射性同位素方法，研究结冰时的气温，结果是：结冰时气温高，同位素就增加，气温增加1℃,O¹⁸就增加0.69%。兹将他所制近一千七百年来格陵兰气温升降图与本文中用物候所测得的同时间中国气温图作一比较，如图所示。A表示从三世纪到现时的中国气温的波动。B表示同时期用同位素所测得的格陵兰岛的温度。格陵兰与中国相距二万余公里，而古代气候变动如出一辙，足以说明这种变动是全球性的。

（摘编自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有删改）

材料二：

1913年，竺可桢从伊利诺伊大学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地质与地理学系攻读研究生。尽管其主修气象学专业，但所修课程却并不局限于气象学，他还选修了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的自然科学史课程。科学史学科的知识、思想和方法对竺可桢日后的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竺可桢就养成每日观测物候、记录气象资料的习惯。从竺可桢的日记可以看到，他每天都将亲自观测的气温、风力、云量以及相关的物候现象记录在日记的标题处，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坚持到临终的前一天，几无例外。西方现代科学方法的严谨训练和深厚的国学功底，使竺可桢从一开始就具备了鸟瞰东西的宏阔学术视野。

在研究中国历史气候时，竺可桢发现，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历史时期都相对缺乏天文学、气象学和地球物理学现象的连续可靠记载，气象仪器观测的数据资料最多也只有两百年的历史，无法解决漫长的历史气候变迁问题，研究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只能利用反映气候变化的其他证据来证明，方法有很多，如：湖泊沉积、植物孢粉、冰川进退遗迹等。在方法选择上，竺可桢曾在信中写到：“关于气象记录，仪器记录我们也远不及西洋，但是十六世纪以前历史时代的气候文献恰恰远胜于西洋，我们应该利用我们的所长方能取胜于人，同时也批判地接受了古代文化遗产。”事实上，早在美国求学期间，竺可桢就开始系统搜集中国和世界气候变化的资料，包括考古、动植物分布、冰川进退、雪线升降、河流湖泊冻结、气象观测记录等，所涉中国古代文献从经史子集到方志游记等无不广征博采。竺可桢认为，这些史料中有大量气候变化的信息，系统地加以分析研究，就可以利用中国古代丰富的文献资源优势来弥补我们在仪器设备方面的不足，这一想法成为竺可桢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科学创新的重要指导思想。在长期的积累中，竺可桢融文、史、哲、天、地、生多学科知识于一炉，将不同来源的气候史料素材进行融合筛选，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科学处理，再逐步分析鉴别和利用，陆续发表了有关气候变迁的专业研究论文九篇。这些前期积累不仅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也逐渐形成了竺可桢独具创新的历史气候研究方法。

（摘编自徐飞、江增辉《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现代价值》）

如果承认唐诗是中国诗的高峰，那么，就不能不进而承认：盛唐诗乃是这座高峰的顶点。从玄宗继位到代宗登基，这半个世纪通常称为盛唐。但在安史之乱前后，诗坛的面貌是并不一样的。在这次战乱以前，诗人们在其创作中都发散着强烈的浪漫气息。这或者表现为希企隐逸，爱好自然，诗中的代表人物形象是隐士；或者表现为追求功名，向往边塞，诗中的代表人物形象是侠少。这实质上也就反映了他们由于生活道路千差万别的曲折而形成的得意与失意、出世与入世两种相互矛盾的思想感情。不同的生活道路与不同的生活态度，使他们或者成为高蹈的退守者，或者成为热情的进取者，或者因时变化，两者兼之。前人所谓“盛唐气象”在很大的程度上，指的就是这种富于浪漫气息的精神面貌。

孟浩然、王维等人的许多作品都极为成功地描绘了幽静的景色，借以反映其宁谧的心境。这些人是以写田园山水诗而得名的陶渊明、谢灵运、谢朓的后继者。气象的浑穆或有不及，而措语的精深华妙则有过之。

但王维却在描摹自然、歌颂隐逸之外，还曾将其诗笔扩展到更广阔的生活领域。在另外许多同样成功的篇章中，他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进取精神和悲壮情怀。王维在高蹈者孟浩然等和进取者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之间，恰好是一座桥梁。所以有些评论家就一方面将其与孟浩然相提并论，合称王孟；而另一方面，又将其与高适等相提并论，合称王、李、高、岑。当然这种提法也包含有对诗歌的样式考虑在内。王维是兼有五七言古今体之长的，而王孟并提，偏指五律;王、李、高、岑并提，则偏指七古。

集中反映了盛唐时积极进取精神的，是出自王、李、高、岑等人之手的边塞诗。在这类诗篇中，诗人们塑造了边庭健儿的英雄形象。他们希望保卫祖国，建立功勋，却并不无原则地项战争，往往还反对开边。在写胜利的喜悦或失败的痛苦时，也同时控诉了战争对广大人民和平生活的干扰和破坏，这些诗交织着英雄气概与儿女心肠，极富悲凉慷慨、缠绵宛转之情。

借诗中隐士和侠少的形象来说明安史乱前的浪漫倾向，并不等于认为当时诗歌中所反映的仅止于这两类人的生活，也决非那些诗人描写的题材如此狭窄。否则，许多繁丽的社会风光和莽苍的边塞景色会出自佛教徒王维和道教徒李颀笔下，而著名的七绝组诗《从军行》和《长信秋词》乃是王昌龄一人的手笔，就不免费解了。

但浪漫主义诗歌的最高成就却不能不推李白。自从贺知章称之为谪仙人，后人又尊为诗仙，这就构成了一种错觉，好像李白之所以伟大，就在他的人和诗具有他人所无的超现实性，这是可悲的误会。事实上，没有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者是超现实的，李白何能例外？开元、天宝时代的其他诗人往往在高蹈与进取之间徘徊，以包含得有希冀的病苦或欢欣来摇荡心灵，酝酿歌吟，李白却既毫不掩盖他那为富贵利禄所吸引的颇为庸俗的一面，同时又因为自己绝对无法接受那些取得富贵利禄的附加条件而弃之如敝履。他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合理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报之以轻蔑，以平衡内心的矛盾。这种已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现实的态度，乃是后代人民反抗黑暗势力与庸俗风习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也许是李白的独特性，和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的、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和反映祖国、人民的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也是相反而又相成的。

安史之乱是我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界标，也是唐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活动于开元、天宝时代的重要诗人，大都死于乱后。在战前，他们当中的多数人为社会表面的安定繁荣所迷惑，一意追求自适其适的浪漫生活，乱后却丧失了过那种生活所凭依的许多条件，就转为意志消沉。再也唱不出热烈高昂或优游自在的歌了。而另外少数人，则乱前原就比较清醒。在朝野沉酣中，对潜在的严重危机已有预感，残酷的战争、苦难的环境使他们受到锻炼，教育，使他们在经历危机的同时也产生了希望，使他们终于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坚决地站出来，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哀乐而高唱。杜甫，就是这少数人中的杰出代表，他以积极的入世情神，勇敢而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即使在大局极端危急的情况之下，也从来没有失去信心。而其所具有的“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的高妙艺术手段。又足以充分地将这种高贵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在我国诗坛上，杜甫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这就是后人尊之为诗圣，将其作品尊为诗史的理由。

安史乱前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和乱后以杜甫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双峰对峙，显示了盛唐之所以为盛。

（节选自《唐诗鉴赏辞典》序言》程千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