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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农耕词汇是一类独特的语言资源，与农具、环境和农业耕作方式等农业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现代工业社会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使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社会语境下，农耕词汇并未完全消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迸发出新的活力。一方面，播种、栽培、嫁接、灌溉、施肥、耕耘等常用农耕词汇，在使用与传播的过程中纷纷发生语义泛化现象，融入了汉语的基本思维习惯，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部分农耕词汇不仅自然融入大众话语之中，还现身于新闻话语、学术话语等专业话语中，并在与这些专业话语的良性互动中显示出无可比拟的表达优势。

一类农耕词汇与农事生产活动有关，如耕、割、播、藏、锄等。“耕”指用犁翻松填土以备播种。“深耕”是土壤耕作的最基本措施，播种、插秧等农事活动之前必先犁田，上翻深层土壤，下盖浅层土壤，耙地等耕作劳动必须以深耕为基础。中国自古就有“深耕浅种”“深耕细作”等表达。在当今社会生活中，“深耕”一词的使用愈加广泛，与其相关的新闻话语表达越来越常见，如“深耕国内市场”“深耕本土文化”“深耕数十载”等。

另一类农耕词汇与耕地类的农业生产工具有关，如耙、犁、磨等。“耙”原为名词，指由竹、木质长柄及铁、竹或木制梳齿耙头构成的用于平地、搂草、搜剔土块、摊翻物料、聚拢谷物等活动的手工农具，后引申为动词，指用耙子平整土地，或聚拢、摊开谷物和柴草等。“耙梳”一词在“耙”的基础上构成，字面上表达了使用耙子这种农具进行平土、摊谷等特定农业生产活动，实指整理、梳理。当前学术话语中，“耙梳史料”“耙梳文献”“耙梳历史”等表达出现的频率逐步升高。

上述语言现象与农耕词汇在形成、发展和使用过程中呈现的特征密切相关。农耕词汇的形成与发展充分体现了语言的体认性。语言学家王寅在其语言学理论“体认语言学”中，主张语言来自对现实世界的“体”（互动体验）和“认”（认知加工），强调“体验”，凸显身体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中国人在“体认”实践中认知世界，创造并使用语言，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图景。这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生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一方面，身体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体验，促进了语言和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深耕”“耙梳”等源自农耕生产的词汇，生动勾勒出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的热闹场面，鲜活再现了忙碌的农耕劳动场景：人们充分调动身体资源，手脚协同配合，熟练地使用农业工具平整土地、翻松土壤。与此同时，长期的农耕生产活动使人们建立起对以土地为代表的大自然的深厚感情，孕育出独特的中华农耕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思想及人类能够抗衡大自然的“人定胜天”观念。

另一方面，语言与文化对各种身体经验作出忠实记录，并在身体与世界的互动体验中不断丰富完善，也反过来对身体施加重要影响。“寒耕暑耘”“精耕细作”等根植于农业生产的农耕语言，切实指导着人与自然打交道的农耕生产实践，引领人们在掌握时节交替变化和万物生长规律的基础上养育万物。“天人合一”“人定胜天”等以语言形式流传下来的文化观念，将天、地、人和谐统一起来，成为农业实践的参照系。这些语言文化观念深刻影响着以身体为中介的农事活动。它们不仅间接调节身体的物理性机能，还通过不断重构人们对身体与世界的认知，调节身体的社会性机能，让人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造世界、使用语言和创造文化。

农耕词汇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体认性，赋予此类表达强大的情境性、瞬时性与生动性，展现出优秀的语言表现力。

（摘编自胡雯《农耕词汇在当代语境焕发生机》）

材料二：

语言发展究其根本有三个方面的推动力：一是体认对象的发展变化；二是认知主体认知能力的提升；三是前两方面之间的互动对语言表达的需求。

体认对象不是静态不变的，而是随时空发生动态的同质或异质的改变。体认对象处于同质时，物理属性如形状、颜色、大小等可能会发生变化。例如地理环境的变化使“橘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于是对同一事物体验的深度得以增加。异质的改变涉及物质世界中新旧事物的更替，同样为主体提供了丰富的体验场景。譬如电脑和网络的发明使体认对象拓展到虚拟世界，拓宽了体验的广度。另外，身体不仅处于物质世界中，也存在于社会世界里，语言的发展与作为体认对象的社会密切相关。社会制度更替、全球化进程等社会因素也会丰富人们的体验，并产生以社会世界为依托的复杂概念。

认知能力的提升使认知主体对于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所获经验的心理投射能力增强，对语言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除了受益于丰富的体验，主体的认知能力还受到生理条件的制约，且与物质世界中体认工具的优化相辅相成。譬如，原始人类所获的感觉信息仅停留在物质世界中肉眼可见的表层，感知还受限于躯体的空间移动。但现代人发明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拓宽了自身原有的视觉范围，虚拟现实技术使主体对事物的识解也不再局限于当前所处的空间位置。这些体认工具辅助主体扩展对体认对象的体验和认知边界。

体认对象和认知主体的发展拓宽和加深了两者之间的互动，新生概念不断涌现，语言表达的需求不断增加，由此促进了语言的发展。语言的发展既依赖于物质世界、社会世界和心理世界体验的丰富化，也受制于主体躯体和认知能力的改变，更受二者互动的影响。反过来，语言作为思维和知识的载体，为人类的进化创造条件，最后不仅扩大了客体的体验范围，而且帮助主体突破躯体体验和认知的极限，为语言系统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摘编自林正军张存《体认语言观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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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家文化是一种植根于世代传承的家庭家族文化土壤、体现我们民族特质和精神风貌的文化，基本构成包括家训(家教)、家德、家风等，钱氏世家文化也是这些家文化元素的统一体。

传统家训，整体看是父祖长辈对子孙修身处世、齐家睦族等的教育指导和行为规约，是居家生活的家庭教科书，更是中华民族价值观念和道德传承的重要载体。据检索，钱氏世家各个支脉的家谱中，多有家训族规，其中三篇家训是其典型代表。一是吴越王钱镠的《武肃王八训》(以下简称《八训》)，这是该家族最早的家训。家训总结了当时不少大族家教家风不良致使破家亡家的教训，告诫子孙睦亲齐家、仁和处世、尊祖敬宗等。二是《武肃王遗训》(以下简称《遗训》)，该家训是钱镠临终前对子孙的嘱托。《遗训》将维护国家统一、使百姓免受干戈之苦的谆谆嘱托，民为邦本的意识和浓浓的家国情怀融入家训之中，这在帝王家训中别具特色，为其孙钱弘俶纳土归宋、实现民族统一大业作出了贡献。三是前清举人钱文选辑录的《钱氏家训》。《钱氏家训》总结钱氏各族家庭教育实践经验，采辑历代先贤治家教子处世的格言警语修订而成，保留了《八训》和《遗训》的基本教化理念。这篇家训分为个人篇、家庭篇、社会篇、国家篇，流传甚广，为钱氏后人的人生行为指南。

家德文化主要以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等调适家族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维护家族的稳定和发展。从武肃王的家训中，可见其家德文化优良。《八训》列举了江西钟氏养子不训、亡败其家，河中王氏、幽州刘氏兄弟自相鱼肉、构讼破家等家族的沉痛教训，告诫子孙“兄弟如手足”“兄弟相同上下和睦”。钱文选辑《钱氏家训》之“家庭”篇更强调“内外门闾整洁，尊卑次序谨严。父母伯叔孝敬欢愉，妯娌弟兄和睦友爱”。这种家德文化对子孙的成人成才起着重要作用。

家风，是一个家族或家庭世代繁衍生息过程中形成的风气、风尚、风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良好家风一旦形成就能使家人耳濡目染，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约束和激励子弟在家庭生活中继承父祖的良品德和传统。钱氏世家极为重视家风培育。武肃王《八训》和《遗训》中都强调，“绍续家风、明礼教，子孙若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便是破吾家门”“坏我家风，须当鸣鼓而攻”。

今天的中国，家庭虽然小型化了，但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依然是人们的生活场所和社会基本单位，是人们的精神家园、情感归宿。衡量社会和谐、文明进步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家庭关系是否和睦融洽。家风败坏、家德缺失、家规无序的家庭，很难营造出温馨和谐的幸福生活。唐朝名相张九龄云：“治国之道，实由家治也。”钱氏家族世代的家训教化、家德培育和优良家风熏陶，为钱氏的人才迭出、文化赓续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支撑钱氏家族的精神和文支柱。全面梳理、汲取钱氏世家文化的积极成分，有利于促进家庭建设和家风培育，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使家庭这个国家发展、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点”更加牢固。

(摘编自陈延斌《吴越钱氏世家文化及其时代价值》)

材料二

隋唐以后，朝廷开始推行“科举制”,门阀士族所占据的政治、经济优势被打破了，门阀士族的大部分成员开始向社会底层流动，成为新的寻常百姓家，因此，这些门阀士族积蓄的家文化自然被寻常人家所接续、传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寻常人家通过某个时期一两位杰出子孙的光宗耀祖、鼎力门户而显赫一时，为了告诫子孙后代积极上进，也撰写家训、家规，以明确齐家的道理，开创家族的家文化。

以吴越钱氏为例，吴越王钱镠在五代十国混乱的局面中占据吴越之地，后来钱镠的孙子钱弘俶“爱兵恤民”，纳吴越版图于赵宋。虽然钱镠、钱弘俶的豪门大户后来散落成了众多的钱氏寻常人家，但这些钱氏后裔在传承祖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新的、独特的家文化。其文化特色并不以高官厚禄作为成功标准，而以道德、学问、文章、艺术等乐“道”为追求，使得后代子孙中饱学之士层出不穷，成为一道异于其他姓氏家族的靓丽风景线。例如宋末元初画家钱选，明代阳明心学主要传承人钱德洪、清初文章泰斗钱谦益、民国国学大师钱穆等。民国以后，学风浓厚的钱氏家族的后世子孙，培育出了一百多位国内外的科学院院士，包括大家所熟知的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吴越钱氏独特的崇文重教的家文化，从赵宋开端一直到近代，很好地适应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规则，子孙们多以读书做学问为己任，培养出一批批国家的栋梁之才，令人钦佩和叹服，也为其他姓氏家文化构建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在近现代，经历了近代历次文化运动的冲击，中国的家文化的主动传承与建设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人们对家文化中的家风、家训、家规的记忆日渐模糊。但家文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潜移默化影响，一刻也没有远离。蔡元培曾说：“家庭者，人生最初之学校也；一生之品性，所谓百变不离其宗者，大抵胚胎于家庭中。”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第一所学校都应该是自己的家庭，要使家庭成为一所合格的、优秀的学校，就必须用优良的家文化作为教学内容。

要打造优良家文化，传承传统家文化的优秀成分无疑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否则家文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次，要结合现实的国家情势、社会发展，对家文化进行必要的新陈代谢，赋予新时代的新风范；最后，家文化要有效化育家庭成员和后代子孙，需要每一位家庭成员身体力行、积极奉行。

习近平主席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因此建设家文化不仅涉及一家一姓的福祉，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摘编自鲁畅(中国“”文化前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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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城市中的荒野是工业文明桎梏下的野性遗漏，是由金属与玻璃构建的寂寥城市的凄美回眸和慰藉。好奇与探索的天性让人类文明在发展的道路上一往无前：从非洲草原走向亚洲丛林、欧洲冻原、美洲荒漠……于是，粗糙的矿石被打磨成光滑的玉器，黏土变作了洁白的瓷具，燧石的火星烧去了原野的荒芜，殖民地中的野花经过培育成为贵族花园中的奇葩，自由流淌的溪流被改造为光滑的河渠，沼泽被开垦为田园和城镇……这是一条逐渐背离荒野的文明之路，城市、农田和园林在化石能源和机械力的推动下，不断取代原生的自然；自然的野性被日益驯化。“光滑”“精致”“高雅”和“温顺”等渐渐成为当代文明的重要特征。现代城市是当前最高层次文明的载体和象征，却已被演绎为用塑料、金属和玻璃搭建的宫殿——光鲜亮丽，不着尘埃，野草和昆虫失去容身之所，自然和野性只存在于电子屏幕和声光电的感官刺激之中。失去野性的人类，正如豢养在拉斯维加斯五星级酒店玻璃房中的老虎，寂寥而萎靡。于是，野性和荒野被重新提起。

城市荒野之于人类文明和城市化，恰如困兽囚笼中的一棵绿树、一丛野草或一条溪流。从发生学意义上讲，部分城市荒野作为原生自然的遗存斑块或廊道得以在城市中幸存，如残存的湿地（哈尔滨群力湿地公园等）；此外更多的是挣脱了文明约束的次生自然，如在荒废的灰色基础设施中恣意繁衍的自然（纽约高线公园的前身等）。城市荒野并不局限于荒野景观，还包含保留了野性的、不受人工干预的自然过程和生物——从自由流淌的径流、未被改造的土壤和栖息其中的微生物、自由繁衍的乡土植物，到从水泥地中挣扎而出的野草和排水沟石壁上顽强生长的灌丛、随季节而生长凋落的树叶、能够感知天时的鸡鸣和蛙声……

从生态学意义上讲，城市荒野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依照自然规律活动，并以其自身逻辑建立起深邃的秩序，是保障城市生态系统健康和可持续性的要素。它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生态系统服务，诸如净化空气和水、调节城市微气候、维持乡土生物多样性等。

从文化和心理学意义上讲，城市荒野的审美启智功能让人类探索未知的天性得以释放——这正是推动文明进步的原动力。于我看来，东西方哲人的深邃思考和智慧大多来源于荒野：如释迦摩尼的菩提树、穆罕默德的希拉山洞、王阳明的龙场山洞，以及梭罗的瓦尔登湖等。生态心理学认为，人与自然的日益分离将有损人类健康，而人类的健康源于地球的健康，疗愈人类身心疾病有赖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修复，以及自然生态系统的修复。景观感知的相关研究表明，景观的复杂性和可探索性决定了自然环境的美感。相较而言，园艺化的景观（如修剪整齐的草坪）显得索然无味——它们纵然代表着文明进步、能令人获得须臾的喜悦和激动，却唤不起人类的探索欲望和冲动，也难以传达诗情画意的美感。

（摘编自俞孔坚《城市荒野：另一种文明》）

材料二：

把灾害转嫁给异地，是现代水利工程的起点和终点：诸如防洪大堤和异地排水，都是把洪水排到下游或对岸，或把干旱和水短缺的祸害转嫁给无辜的弱势地区和群体。海绵的哲学是就地调节水旱，而不转嫁异地。它启示我们用适应的智慧，就地化解矛盾。中国古代的生存智慧是将水作为财，就地蓄留、消化旱涝问题，遍布中国大地上的陂塘系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都是典型的大地海绵系统。这种“海绵”景观既是古代先民适应旱涝的智慧，更是地缘社会和邻里关系和谐共生关系的体现，是几千年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经验和智慧在大地上的烙印。

哈尔滨国家湿地公园（哈尔滨群力雨洪公园）吸取了中国农业文明中的基塘技术，用简单的填挖土方工程，营造了一处城市中心的绿色海绵，用10%的城市用地，来解决城市的雨涝问题。

哈尔滨群力雨洪公园占地34公顷，位于哈尔滨群力新区，新区占地27平方千米，公园处于低洼平原地带，而当地的年降雨量近600毫米，集中在夏季，所以雨涝是一大问题。设计的核心策略是借鉴三角洲地带悠久的传统农业中的基塘技术，即通过简单的挖方和填方，来解决低洼地的积水问题，形成了洼地与高岗地相结合的“海绵”系统。高地种植旱生果木，而洼地养鱼和种植湿生植被，从而形成丰产的三角洲农业景观。这一技术在群力雨洪公园中经过提炼，得到了应用。设计者沿场地四周，通过挖填方的平衡技术，创造出一系列深浅不一的水坑和高低不一的土丘，成为一条蓝绿相间的“海绵”带，收集城市雨水，使其经过滤、沉淀和净化后进入核心区的低洼湿地。水泡中为乡土水生和湿生植物群落，山丘上密植具有东北特色的白桦林，再通过高架栈桥连接山丘。在此整体格局基础上，建立步道网络，穿越于丘陵和泡状湿地之间，水泡中设临水平台，丘陵上有观光亭塔之类，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体验空间。

建成后的雨洪公园，不但为防止城市涝灾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新区居民提供优美的游憩场所和多种生态体验。能够吸收雨洪的城市绿色海绵目前已被列为国家城市湿地，成为一个国际海绵城市的典范。

（摘编自俞孔坚等《海绵城市的三大关键策略：消纳、减速与适应》）